《不正常的人》：米歇尔.福柯谈权力的自在自为

2017-7-23 08:22|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950|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不正常的人》：米歇尔.福柯谈权力的自在自为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刚刚进入大学时阅读了他的《知识考古学》， ...

《不正常的人》：米歇尔.福柯谈权力的自在自为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刚刚进入大学时阅读了他的《知识考古学》，从而使我对整个科学有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我终于明白不能以现代的、自我的标准，去评判他人、它时之观点和思想，而应该把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思想，像“考古”一样还原到当时的背景、环境和语境中，才能够完整客观、清晰的认识它们。那本书使我在大学阶段走了一条与大部分人不同的路，抛弃了那些片面和愚昧的教材，亲自去阅读了近千部各个社会学科的经典著作，总算把旧的脑子彻底清洗了一遍，又重新用真知武装了起来，从此一路再也不回头了。　　福柯的这部《不正常的人》，是他1974-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集，表面上讲述的是一系列“不正常的人”，其实内在的核心主题就是“权力”，因为正是因为与“权力”的不协调才造成了这些“不正常”。而人们对权力往往有着太多的误解，或者是认识不清，把它当作一个工具、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始终把权力与其它的东西附和在一起去理解，而没有真切地观照权力本身。　　实际上，权力就在那里，它存在着，它是独立的而非一种手段或工具，它又无处不在，从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加在我们的身上。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也就是清楚了权力是独立的、自为的，我们才不会把它错误的与其它连在一起判断，而是把它独立出来，并且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避开各种各样的权力笼罩，去走寻我们的自由之路。 1、陈述同时带有真理和荒谬（怪诞）　　“你们事实上都知道，虽然根据原则法官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在没有得到证实，达成内心确信之前判刑，但在实践中，在确认的程度和进行惩罚的严厉性之间总是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当人们不能完全肯定一桩不法行为或罪行的时候，（无论他是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倾向于把他这种不确定转换成减轻惩罚（曾星智注：这即是法律上的疑罪从有原则，是大陆法体系的，美国实行的则是疑罪从无的原则）。与一个不完全的确认相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稍微或大大减轻的刑罚，但终究总是一个刑罚。也就是说，甚至在我们的体系之中，尽管有内心确信原则，仍然有可观的推定案件从来不是完全不被惩罚的。正是以这种方式，减轻情节发挥其功能。　　“……又产生了这样的情形，即从这里出发，人们可以绕过内心确信的原则。当陪审员在要对某个人的犯罪与否进行判决时，对于罪行，人们有很多证据，但还不能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运用减轻情节的原则，判处一个比法律预定的刑罚稍微或大大减轻的惩罚。推定以及推定的程度就这样进入了刑罚的严厉度之中。　　“……原则上，减轻情节永远不能用来标明陪审团的不确定；如果还是不确定，就仅仅只能宣告无罪。　　“……关于这个真理—正义的关系我想多说两句，因为，很明显，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主题。总之，这是所有司法、政治和批评话语最直接最根本的前提之一，即在真实陈述和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归属关系。一方面其目的在于解决争议问题的制度，以及另一方面有资格来陈述真实的制度，在两者前来相会的点上，简单地说，在法院和学者相会的点上，在司法制度和医学或整体科学知识相交的点上，在这个点上，一些陈述系统地阐述出来，它们有真理话语的身份，有相当的司法效果，然而它们还有一个奇特的属性，即它们不符合构成科学话语的哪怕最基本的所有规则，也不符合法律规则，正如我刚才给你们念的文本，它们是怪诞的，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P6-8） 2、怪诞，统治权的本质手法、行政权的内在手法　　“怪诞，这是专断统治权的本质手法之一。但你们还知道，怪诞是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一个内在手法。由于其无法绕过的权力效力，让行政机器通过平庸、一无是处、白痴、肤浅、可笑、吝啬、穷困、无能的公务员来运转，这一切都是西方自19世纪以来规模巨大的行政权力的本质特性之一。行政的怪诞不仅仅是这类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库特林或卡夫卡对行政机关的幻觉性的感受。行政的怪诞，这实际上是行政权力造成的可能性。　　“……我觉得，从无耻的统治权直到可笑的权力机关，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力的不够格的所有等级。……由于这种现象，那个被人们赋予权力的人通过某些礼仪和仪式，同时也被丑化或卑鄙化了，或者在不利的气氛中展示出来。……这是一种显著的方式表明权力的不可绕过、不可回避，甚至当它掌握在某个确定不够格的人手中的时候，它也可以完全在他的暴力合理性的极限上以全部的严厉性发挥作用。”（P9-10）　　（曾星智注：由福柯的这段关于“怪诞”的话语，我们可以更加好的理解，为什么权力机关的运作会是那么的怪诞了，因为怪诞就是权力的一种本质手法、一种内在手法。所以，我们看到越是集中的权力机关、越是专断的权力机关，它运行起来就越是荒诞和怪异。因此，面对权力机构的怪诞，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解，更没有必要痛苦，而是要理解这些怪诞是它们本身的内在，然后思考如何避免权力对我们个人的影响。） 3、精神鉴定权力：对不正常进行控制　　“实际上，在法医鉴定中，司法和精神病学相互通奸。它们与自己固有的对象没有关系，它们没有运用自己固有的规则。法医鉴定针对的不是犯人或无辜者，也不是与非病人相对的病人。我认为，它所针对的是‘不正常的人’这个范畴；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么说，这个领域不是正常与非正常相对立的领域，而是对它们进行分级的领域，法医鉴定实际上正是在此领域中展开的。“对于司法制度的规则，对于医学知识的规范性，法医鉴定穿透和导致混乱的力量、强力和权力正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向它们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它所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它所具有的是不同的技术，这些技术形成了某种阴险的隐蔽的第三种术语，用‘犯罪’、‘重犯’等等司法概念和‘疾病’等医学概念小心翼翼地从各个方面把双方都重新覆盖起来。它实际上提出了第三种术语，也就是说，它看来（这正是我要给你们指出来的）属于既非司法权力又非医学权力的权力功能，这是一种其他类型的权力，我暂时把它称为规范化权力。通过鉴定，人们有了一种关涉不正常的人的活动，它使用某种规范化权力进行干预，并且它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它保证医学和司法之间联系的作用，趋向于一步一步既改变司法权力又改变精神病学知识，把自己建立成对不正常进行控制的机构。正是因为它把医学—司法建构为对不正常、对不正常的人，而不是对犯罪、最疾病进行控制的机关，所以正是在这方面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正在在这上面，它指向这种奇特的权力的整个谱系学，我现在要建立的正是这个谱系。”（P32） 4、犯罪潜在的病理本质：破坏社会根本契约的人　　“不应当忘记，公民被认为相互签订或单独签署的原始契约，这清楚地表明了把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并放弃孤立是利益的本质。因此，当罪犯可以说重新获取自私的利益，把它从契约的法律中或者说从契约建立的法律中抽取出来，使它的价值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相对立的时候，难道他不是逆自然的倾向而动吗？难道他不是背逆自然的发展及其内在的必然性吗？因此，难道人们不是在罪犯身上看到了在社会实体内部自然的回流吗？社会实体通过契约和对法律的服从放弃了自然状态。这个自然的人难道不正是反常的吗？因为他的特性就是不知道利益的自然发展。他不知道这个利益的必然趋势，他不知道他的最高利益就是接受集体利益的游戏。难道我们不是将看到这样一个自然的人吗？他自身具有森林中的古人的性质，承载了社会出现以前的这整个根本的古代特性，他同时又是一个反自然的个人。简单说，罪犯难道不是反自然的自然吗？难道他不是畸形吗？　　“确实正是在这种总体气氛中，惩罚权力的新经济学在一种新的惩罚和犯罪理论中得到系统阐述，正是在这个视域中，人们第一次看到犯罪潜在的病理本质的问题出现了。”（P72）　　“罪犯是什么人呢？罪犯是毁约的人，他不时地毁约，在他需要和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当他的利益如此要求的时候，当在某个暴力或盲目的时刻，他抬高自身利益的理由，而不顾理性最基本的计算。短暂的专制君主，瞬间的专制君主，盲目的、古怪的、恐怖的专制君主，差别无关紧要。专制君主与罪犯的区别是，他使他的利益和意志凌驾于众人之上；他以一种持续的方式维护他的利益。专制君主是罪犯是由于身份，而罪犯成为专制君主是由于偶然事件。……在惩罚权力经济学的新体制中出现的、显露的第一个法律畸形，第一个出现的畸形，第一个被定位和定性的畸形，不是杀人犯，不是强奸犯，不是破坏自然法的人；而是破坏社会根本契约的人。”（P74-75） 5、不正常的人，畸形或无理由犯罪　　“现在，我想回过头去，试图与这些关于性的言论以及与我关于本能和畸形的人所说的话汇合到一起，因为我认为不正常的人实际上有两个或三个祖先。他的谱系，是我给你们讲过的法律的畸形；是小畸形，我前几次还跟你们讲过；接着是第三个，可惜的是我不能跟你们讲了，他就是不守纪律的人。不管怎样，现在我想看看，关于畸形和本能的提问方式与关于手淫和儿童的性的提问方式，一个或另一个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我将试图向你们指出精神病学—法律的齿轮传动器是如何形成的，它是从畸形或无理由犯罪出发形成的。在这个齿轮传动器中以及从这个齿轮传动器出发，我认为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一方面，确定了犯罪现象和疯癫的共同领域。这是一个含糊不清、复杂的、可逆的领域，因为它表现出，在每一次犯罪的背后，都完全可能有某种类似疯癫行为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在每一个疯癫中，都完全可能有犯罪的危险。第二点，从这里出发，出现了至少对医学—法律机构的需要，如果准确说还不是对一种制度的需要的话，它是由精神病学家这个人物来代表的，他已经开始成为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原则上是唯一有可能既能在犯罪和疯癫之间进行区分，又能判断在每个疯癫内部危险之所在的人。最后，第三点，本能作为精神病学权力所涉及的对象领域中的特别重要概念出现了，它被当作不可抑制的冲动，当作在自觉和不自觉轴线上通常被纳入的行为，或不正常地发生了偏移的行为：这是巴亚尔雷的原则。　　“现在，如果我们跟随另一条我曾试图接着勾勒的线索，另一条谱系的线索，我们将看到什么呢？从肉体的罪过出发，人们看到，在18世纪所形成的齿轮传动器不是精神病学—法律的，而是精神病学—家庭的，它的形成不是从严重的畸形出发，而是从非常普遍的手淫少年这个人物出发的，他被当作难以置信的畸形，或者至少是危险的，这是出于对动机的需要。”（P230-231） 6、精神病学获得了对人类行为进行无限干预的权力　　“实际上，在精神病学获得了把任何异常、偏离、迟钝都归于退化状态的可能性的时候，你们看到，从此以后，它就有可能对人类行为进行无限的干预。……世纪之初的精神医学构成了不可治疗性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可治疗性正是根据精神医学所应当是的主要角色（也就是说治疗）才被如此确定的。不可治疗性那时仅仅是疯癫本质上的可治疗性的现实边界。但是从疯癫实际上把由个人的谱系学在遗传上被确定的不正常状态作为针对不正常的人的技术开始，你们就知道得很清楚，治疗的计划就没什么意义了。……精神病学不再寻求或主要不再寻求进行治疗。它可以提出仅仅作为针对确定的危险的社会保护来发挥作用，社会可能成为这些来自处于不正常状态的人的危险的牺牲品。从对不正常的人的医学化开始，从这个加在病态和治疗学上的困境开始，精神病学将能够实际上给自己一个功能，它将仅仅是保护和秩序的功能。……它成为社会的科学保护的科学，它成为人类的生物保护的科学。我想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在关于个人不正常的科学和管理的面前，精神病学在当时爬上了权力的顶峰。它实际上有可能企图代替司法本身；不仅仅是司法，还有公共卫生；不仅仅是公共卫生，而且最终是大部分社会操作和控制，使自己成为针对在内部对社会进行侵蚀的危险的社会保护总机关。”（P263-264）　　“你们看到，在这些条件下，从这个退化的概念出发，从对遗传的这些分析出来，精神病学如何事实上可以与种族主义接通或毋宁说导致种族主义，这个时候的这种种族主义与人们所说的传统的、历史的种族主义，‘人种的种族主义’非常不同。在那时的精神病学中产生的种族主义，是针对不正常的人的种族主义，这是针对一些个人的种族主义，这些人携带着要么一种状态，要么一种印记，要么某种缺陷，他们可以以最偶然的方式传递给其遗传接受者他们自身携带之疾患，这种疾患的后果无法预见，或毋宁说传递的是他们自身携带的非正常。因此这种种族主义的功能将不再完全是一个集团针对另一个集团的预防或保护，而是在一个集团内部侦测所有可能是危险的实际携带者的人。内部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个人进行审查。……新纳粹，它是属于20世纪的，作为反对不正常的人的社会内部保护措施，它是由精神病学产生的，纳粹主义所做的不过是把这种新种族主义与属于19世纪的人种种族主义结合起来。　　“我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大行其道的种族主义的新形式应当被历史地归诸于精神病学。　　“……我将重新思考19世纪末精神病学作为社会保护的功能的问题，它把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病学化作为出发点。因此，这是一个针对政治犯罪的工作，社会保护和秩序的精神病学。”（P264-266） --------------------------------------------------------- 《不正常的人》：权力是自在自为的 Les Anormaux.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99年初版于法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9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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