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

2019-1-2 09:36|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654| 评论: 0|原作者: 但斌|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原创：任泽平泽平宏观昨天文：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熊柴周哲导读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 ...

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原创：任泽平泽平宏观昨天文：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熊柴周哲导读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2018年将大幅下滑。从已公布的部分地方情况看，2018年1-6月江苏省出生人口同比减少13%；山东省2017年出生人口约占全国1/10，2018年上半年烟台市、潍坊市、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16%、18%、22%；1-11月青岛市户籍出生人口同比减少21%。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提升总和生育率到1.8左右。摘要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7年减少31%，其中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1/3。与国际相比，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3）低生育率影响：人口即将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消失。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1.4%，预计到2050年达约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9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消费受人口结构冲击且消费结构的“银发经济”特点将日益突出；主力购房人群2013年达峰值，房地产投资已过长周期拐点。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且约6成在城市，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中国独生子女约1.8亿，“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目录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1.3 影响：人口即将见顶，老龄化加速，失独家庭悲剧，剩男问题严峻，人口红利消失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4.1 抛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使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正文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毛泽东在1949年8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谈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0年4月，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12月，卫生部发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范围扩大从机关和部队至全国。1953年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在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就业等多方面体现，并且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不少妇女有了自发避孕、以参加劳动（比如挣工分）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1958开始大跃进运动，“大干快上”使得“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但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国发〔1971〕51号)，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时，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发〔1978〕69号），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出台文件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从以房贷为主的居民债务数据看，2004-2017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增长13.7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7%增至4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这意味着实际的房贷收入比更高。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由于从2006年开始逐渐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生活费），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教育部分类，幼儿园分为教育部门办、集体办、民办、其他部门办。199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数达18.2万所，其中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特别是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7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5.5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7年为9.5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持续降至44.1%。分城乡看，2001-2017年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所数占比从56.3%、43.9%、71.6%分别降至23.2%、32.4%、53.7%。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上升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当前中小学上学时间为8:30，且8:00以后才能到校；放学时间很多在15:30，给双职工父母带来了接送难题。此外，不少地方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病因越来越复杂，一些病症越来越难治、且费用可达百万元级别的天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长期存在，家庭在做生育决策时必须考虑未来可能的医疗费用。2004-2017年，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7.6%。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257元，人均住院费用8891元，日均住院费用959元；其中公立三级医院上述费用分别为306、13088、1334元。在此影响下，居民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在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持续上升。1995-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451元，上涨22.4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8.4倍的涨幅。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居民从3.1%升至7.3%，农村居民从3.2%升至9.7%。因此，尽管个人卫生支出占国家卫生总费用比例从2001年的60.0%下滑至28.8%，但居民仍普遍觉得医疗费用仍然较高。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持续低生育率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1953-2010年以实际共同居住统计的中国家庭户规模从4.36人下降到3.10人。从血缘关系看，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实际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即为家庭、女性的机会成本。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关系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二是在性别歧视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7%、51.1%、50.5%、27.2%。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有待改进，监管力度有待加强，特别是政府资金投入较小，对生育机会成本的分担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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