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珍投资 感悟（三）：和李鸿章学习调查研究

最近我正在认真的研究中国银行业四倍市盈率，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期间我让助手做了主营行业的数据，我对这种数据认真的研究若干天后发现结论与常识是完全相反。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发现，不正确的原因是助手所提供的数据是错的。在收集的过程中引入一组错误数据从而使我依据这组数据所形成的结论是错误的。

于是我和助手进行了交流，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明确数据收集对研究的重要性，事后我发现这一次交流很有普遍意义，于是我把交流的内容记录如下。

我认为一个正确的认知或者说一次分析研究大体分三步。第一、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数据。第二、分析调查研究得到数据形成结论。第三、在实践中测试观察结论是否正确。

搜集客观信息获取客观数据，数据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普遍代表性尤其重要。我们所研究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因此必须准确地把握现实问题，如果你对你所研究对象的基本数据特征，基本信息都没有准确把握，那么一开始就有了偏差。所以数据收集首要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准确，如果不准确此后所有的劳动都是白费甚至得出错误结论。收集数据如同画家画肖像前需要观察人，不能把美人看成张飞！

数据收集过程中要全面，有一个笑话说著名音乐家阿炳是盲人，据此有人得出结论成为音乐家必须抠瞎自己的双眼。这是以小样本统计形成的结论,这个结论必定是错的，只有全面的大样本统计才能够代表整个事实才有客观性。研究最最关键的基础是掌握实际情况，确保你收集的信息和数据是客观事实。如果没有这个绝对的前提，后期所有的工作都会错误，并且造成重大损失。所以一般收集数据要交给几个工作人员共同做一项工作，以便互相印证保证质量。负责收集数据的基层工作人员要有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要把自己收集的数据反复核对。要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去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应付的工作，干完了事那么必定是有错误的。调查数据相当于盖楼房打地基，地基出现问题，在地基上修建的一切建筑都是危险的。为此，同一组数据可以找两到几个调查人员分头调查，以便相互映衬。如果几个工作人员的调查结果是一样的正确的概率就大。

最近我看了本《中国近代战策》，书中收录中法战争前后，中国著名军事、政治人物的往来书信和奏折。书中尤其收录了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反应李鸿章极端重视调查研究，而且非常善于调查研究。法国占领了越南，导致中法之间进入潜在战争状态。中国该不该与欧洲强国开战？清朝政府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李鸿章。此时李鸿章约见了越南驻天津和北京的大臣，询问在越南北部的地形是什么样子的？法国军舰能不能沿河北上进入越南北部。越南的大臣介绍了越南北部军舰无法直航，法国不可能乘船直接到达云南附近。对于越南大臣的介绍李鸿章不敢轻易相信，因为越南希望中国和法国开战，会故意提供一些不利于法国的信息。在《论越事应固防观变折》中记载了越南到中国求救的使臣误导清政府的事情，越南使臣说在越南中北部还有两万精壮越南军队，只要中国派兵南下可以里应外合击败法军。李鸿章马上与在越南北部的中国情报人员联系，询问中国情报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在越南北部已经看不到越南的军队了。有前车之鉴因此李鸿章不轻易相信越南大臣的话，派自己的亲信前往云南然后进入越南北部，实地考察发现越南大臣反应的越南北部军舰无法直航情况是事实。李鸿章在得到客观基本信息之后，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向清朝政府建议避战和备战同时进行。之后李鸿章多次上书反复一句话：“用兵之道，贵先知己知彼”。李鸿章在《法越交涉事端重大妥筹全局折》中写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法国政府的准确意图不明，彼之虚实不可不了然于胸，稍有误判影响重大”李鸿章建议驻法大使曾纪泽主动与法国政府接触，了解法国的真正意图。完成数据整理后进入逻辑分析，这个阶段纯粹是主观思考分析，甚至是猜测。同一数据放在不同人的面前，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数据的逻辑分析过程是由具体的人的大脑完成的，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经验、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由此同一组数据经不同的大脑加工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不同。研究的水平高低，往往在这一阶段体现。主观分析质量完全决定于分析者的经验能力、知识背景，理论水平，经验积累。

研究者需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从现象到本质的飞跃，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当然包含在现象中，但是把现象中的本质发掘出来实际上是大脑完成。大脑通过猜测、联想、推理、求证、分析得出了本质规律。大脑要敢想敢猜测，要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规律包含在现象中，然后通过大脑把它发掘出来，从这个角度实际也可以说规律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是从大脑中提取出来的。没有大脑的开放思考和敢想敢猜，现象中的规律绝对不会自己蹦出来，所以大脑不活跃就不能研究，胆子不大就不能研究!敢于判断，敢于下结论，敢于否定专家，敢于违反主流认知，对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教育导致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他不敢下结论，更不敢猜测不敢提出与众不同的认知。

1884年，马尾海战打响，法国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消灭了福建水师。于是全国震动朝廷上下呼吁北洋大臣李鸿章从天津带北洋水师南下与法海军决战的呼声高涨，李鸿章断然拒绝，这引起了朝廷官员对李鸿章的弹劾。有官员秦钟简写了《奏请罢斥李鸿章片》给清廷：“自李鸿章总督直隶，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朝廷倚李鸿章为折衝御侮之臣，凡所请求，无不前允。而李鸿章仅一和为报称，海疆每有夷患，廷议方言用兵，李鸿章必先索百万或数百万，明知库帑空虚，司农仰屋，乃故为此要挟，以固和局。”要求罢免李鸿章！

李鸿章上书朝廷，首先指出：“闽之炮台、兵船不足御法，本在意中，我船不及法船精坚，操练不及法船纯熟，中国兵轮开办不久，断难骤敌西舰。”同时李鸿章明确指出无论福建水师损失多么巨大，福建的失败并不影响大局，但带北洋水师南下救福建，天津空虚被偷袭，中国大局就会有危险！进一步李鸿章公开承诺，如果北洋海军驻扎天津死守不动，绝不会让法军从天津登陆，绝不会让英法联军入北京的故事重演。李鸿章指出法国袭击福建意图引李鸿章南下，然后在半路围歼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在海上是敌不过法国军舰。李鸿章在紧张激烈战争期间所作出的判断，与后来历史学家的研究几乎一样，福建水师一共只有十一条船，绝大部分是木壳船，与法国的铁甲舰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李鸿章的判断是准确的！在李鸿章面临朝廷内外要求他带北洋水师南下的巨大压力，提出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一种敢于决策，敢于拍板，敢于承担的品质。

第三个阶段对现象分析得出了某种主观结论后，这个主观结论正确不正确不得而知，必须把它投放到实践中，在实践中验证。假如在实践中取得了预期效果，那证明这个主观认知是正确的，思考方式也是正确的。假如这个主观认知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可行的，那这个认知就是错的，大多数情况下主观认知形成后，实践的结果往往是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没有一下子就能抓住真理的情况！此时保留正确的认知，寻找错误认知产生的原因，把它改正过来，再投入实践。经过一段时间几个来回从认识到实践的交替，人最终能形成正确的认知，掌握现象背后的规律。一个正确的认知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反复多次修正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没有多次的在实践中被印证，是不能盲目地直接宣布某种认知是本质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