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岭效应

西岭效应

  【缘木求鱼】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估计还要继续忍受蔡昉的“西岭效应”。

  木木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杜甫从梓州搬回成都，住在浣花溪附近的草堂。当时正是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想必都是入眼皆景，触景生情，于是先生挥笔写下那首著名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不过，在前几天的一个论坛上，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讲，2008年之前，有好事者认为杜甫当年写这首诗有虚夸之嫌，因为在成都城里，真的看不见西岭。

  成都平原的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辖区内的最高峰西岭雪山的海拔虽然超过5300米，但杜甫在浣花溪的草堂距离西岭雪山大约有100公里，按照现代人的生活常识，别说100公里外的山了，估计50公里外的看着都费劲。难怪有人质疑杜甫了。

  但蔡昉讲，2008年汶川地震后，当地的经济活动受地震的影响慢下来，这一下，成都人突然发现，在成都城里，真的是能够看到百公里外的西岭雪山的，原来看不见，是因为空气有点儿不透亮。蔡昉说，听了这件事情后，就琢磨着用“西岭效应”这个词儿，来定义空气质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似乎刚刚好。他说，空气质量和经济活动之间，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替代关系的，当工业产出下降的时候，空气质量一般会随之改善，反过来，往往会逐步恶化。

  蔡昉说的这种替代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还是“穷乡僻壤山水好”，描述的都是二者之间这种似乎永远不可兼得的无奈状态。现在，蔡昉搞出一个“西岭效应”的新名词，没准还真能畅行天下。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没有根本转变的前提下，这个替代关系很难发生变化，只有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关键是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怎样的路径才能达到那种新状态，大家似乎还有点儿模模糊糊。按照当前比较时髦的描述，最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信息业、高端制造业等带动的增长；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即中国只有成为发达国家，才能改变这种环境质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跷跷板关系。

  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一般都是通过控制高端制造业以及其他一些自己擅长行业的制高点，以获取超额利润，实现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增长。中国要实实在在地跨入这个行列，显然一要有所取舍，二要针对相关的取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但要顺利推进这两点工作，难度很大，而且过程长而曲折。否则，这个世界上大约也不会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概念了。

  比如，现在“淘汰落后产能”比较时髦，以河北省钢铁业来说，被定性为“落后”的钢铁产能，之所以汰而不掉，压力一减马上反弹，显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做事需要钱，钱从何来？只能找企业；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别管如何，最终都能卖得出去。有这两个支撑，“落后”产能轻易死不了。

  据媒体报道，港珠澳大桥主梁的用钢量，相当于60座埃菲尔铁塔，真是厉害；除了港珠澳大桥，我们显然还需要许多大桥，许多高铁，许多高速公路，再加上遍地开花的美丽新农村、城市新区的建设，在可见的未来，我们显然还需要“折腾”很长一个时期。不“折腾”完这些工作，人们显然很难在享受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同时，又能享受到便利的生活和工作。

  因此，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估计还要继续忍受蔡昉的“西岭效应”。这几乎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更要命的是，不光硬件的改善需要时间，各地“软件”的改善更需要人们的耐心。那些逃离了“北上深”之后，又纷纷逃回来的，显然刺激他们的不仅仅是那些山清水秀之地的硬件不方便，各类“软件”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