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

2017-8-8 08:27|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532|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史景迁在本书中叙述的历史，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时正是西班牙往西进入美洲、葡萄牙往东进入远东，这两 ...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史景迁在本书中叙述的历史，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时正是西班牙往西进入美洲、葡萄牙往东进入远东，这两个海上帝国称霸世界的时候。当时西方与中国的遭遇表现为两点：其一是葡萄牙的武装贸易从经济和武力上，在沿海尤其是澳门为主渗入；其二是耶稣会传教士通过传教的方式，直接进入到了中国内地。　　——在这些西方遇到东方的最初时间里，带有很强的“强盗”性质，而且分别从物质上（贸易）和精神上（宗教）同时的侵入。在经济贸易上，葡萄牙的武装商人，通过中国白银、丝绸等商品与日本的价格差异，赚取巨额的商业利润。这种商业行为基本上还可以算作正常的贸易范围，但也有更甚者：他们通过在广东沿海地方买下被拐卖的儿童，然后卖到欧洲做奴隶。在宗教传播上，耶稣会传教士，以及其它西方各个宗教派别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传教虽然带有很多传播知识和慈善的性质，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将中国纳入到整个西方基督教的管辖之内。　　另一方面，此时正是中国明朝的中后期，开始走向闭塞，封闭了海上运输和海外拓展，将所有的力量集中于内地。实际上，中国毕竟是个陆地国家，无论它之前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海外交流历史，但其目的都是“恩泽”式的，也就是我中华才是天下大国，访问它国不过是让他们感受我们的恩泽。当封闭的思想越来越加剧的时候，中华帝国也正是从颠峰开始没落之时，而此时的西方却在迅速崛起。于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200多年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全面入侵的影子了。　　从宗教思想上来看，我通过本书看到了西方和东方对待宗教派别，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这样的观点在史景迁的笔下有所流露，但未写得非常清晰，在这里我把我这个想法表述出来，希望能够让我们破解一些宗教纷争。在西方，有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之间互不相容，其结果是几千年的互相敌视，直至发展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西方各国的反犹太情绪，以及现在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各国的对立，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恐怖报复手段。　　而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却完全和西方的三大宗教相反，它们不仅没有走向互相的对立，反而走向了和谐共处的融合。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和道教在民间下层老百姓中占有主要地位，而且两个宗教像是兄弟一般相处；在上层社会的儒教，也常常是接受佛教和道教的，一个儒教的文人高官或者雅士，也可以同时信奉佛教和道教。中国这种不同宗教思想的和谐共处的方式下，完全看不到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何西方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者之间为何几千年互相仇杀？　　面对现今西方的各种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争端余波，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西方三大宗教体系之间的关系，与中国三大宗教体系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深入的对比研究，并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使西方走出宗教纷争的方法。不知是否有宗教历史学家和研究学者，或者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人士，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西方从宗教争端中走出来呢？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1、16世纪宗教改革：对记忆之宫的抨击　　“尽管利玛窦对自己记忆体系的价值明显地充满了自信，但早在他于1578年扬帆远航地方之前，这类学说已在欧洲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在16世纪30年代，Cornelius Agrippa虽然对巫术和科学炼金术颇感兴趣，但却在其《艺术与科学的虚幻性和不确定性》（The Vanitie and Uncertaintie of Artes and Sciences）一书中抨击说，记忆法所编造的‘荒谬形象’使得人类与生俱来的记忆力变得迟钝起来，而试图在人们头脑中过多地填塞无限量的信息，常常‘会导致人们对记忆技巧疯狂般的追求，而不是力求其深刻性和确定性’。Agrippa认为这种炫耀知识的做法是幼稚的爱出风头主义。在1569年出版的他的上述著作的英文版中，这种厌恶情绪表达得格外强烈：‘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一群可耻的人们打算创造一种所谓的人类奇迹，他们散发的许多读物，就如同商人们在处理他们的存货：叫卖声越大，就越发是假货。’宗教界的思想家们，比如伊拉斯谟和梅兰希顿认为，这些记忆体系，实质上就是向早期修道士迷信活动的回归，它们没有任何实践价值。拉伯雷也在16世纪30年代以他精妙的嘲讽手法，对这类记忆法作了进一步抨击。他写道，高康大在他导师Holofernes的指导下背诵当时最为深奥的语法著作，与此同时，Bangbreeze、Scallywag以及Claptrap之类的学者也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传授予他。结果，拉伯雷描述说，尽管高康大确实能把所有学过的东西‘倒背如流’，‘其智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人们若想得到他本人的明智评论，‘想再从他的嘴里掏出一个字来，比让一只死驴放屁还难’。到了该世纪末，培根尽管迷恋于利用天赋的记忆力搜集、分析数据，但却发表了对这种人为记忆法的权威性评论。他虽然承认这种能够通过记忆训练获得的记忆成果在表面上是感人的，是‘惊人的夸示’，但却断言说这种体系根本是‘贫瘠无聊的’。‘我无法估算出仅靠听一遍便可重复出多少名字或词语’，他写道：‘我也无法估算出自己能玩多少杂技、绷索和舞蹈之类的把戏：一个是思想方面毫无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个则是身体方面毫无价值的花样。’ 　　“但是利玛窦时代的大多数天主教神学家们，和利玛窦一样，并没有为这些蔑视性的抨击所劝阻。”（P16-17） 2、利玛窦传教士一生的意义　　“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从南昌给罗马的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是简单叙述了为获准定居南昌和购买住所而展开的艰辛谈判，随后又描述了蜂拥到他房间以表祝贺的知名中国文人的情况。他罗列了这些中国人造访的三个主要动机：相信耶稣会士们能将水银变成纯银；渴望学习西方数学；急于了解他的记忆法体系。从当时欧洲人治理和宗教生活的背景看，利玛窦的这一看法完全正确。那时，记忆法体系已同数字命理学和神秘的半科学炼金术相结合，使利玛窦获得了超常的反映传统宗教力量的能力。我们应当记住，在一定程度上，只有从一个富有野心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徒的角度去看待利玛窦，将其作为16世纪末由西班牙、葡萄牙炮舰所发动的‘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他的一生才显得有其意义。我们也应当从一个更为古老的背景——前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方面来看待他的一生，这一背景经由中世纪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追溯到基督教徒们同玄术、炼金术、宇宙结构学和占星学领域‘智者’们共同安慰人类的时代。”（P22-23）　　“尽管这些事例各不相同，它们却可用来强调有关记忆的各种思想，同样也可用来强调那些共存于‘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记忆法所发挥的原生力和转换力。它们也使得我们很难相信，当利玛窦在利用他的记忆法理论、西方科学知识及其渊博的神学训练知识诱使中国人背离他们的儒教、佛教和道教时，会对同时代的欧洲人所赋予记忆法的超越人类与自然的能力是视若无睹的。　　“利玛窦的四幅记忆形象只不过是存储于其记忆宫殿中的财富的撩人线索，正如他的四幅宗教插图代表的只是他竭力想使中国人皈依的居于宗教核心的天主教图象自律的片段而已。”（P27） 3、通过江、湖、河道上的旅行了解中国　　“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中国江、湖、河道上的旅行经历。他早就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出海冒险，在他们看来，海上旅行甚至住在沿海实在是太过危险。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的两三只船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登陆，朝内陆不断推进，攻占城镇和大城市，大肆劫掠焚烧’。这当然是16世纪50年代的真实写照，但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恐惧依旧深入人心，利玛窦就难以接受这一点了：‘这实在令我们惊奇不已。虽然海路既近且又异常便捷，但中国人还是极度害怕海和海盗，不愿意通过海路运输货物，尽管也有人向皇帝进言，在过去海路运输也曾盛极一时。’相反，中国人将全幅的精力集中在内陆水运上，这一点与利玛窦在欧洲所经历的迥然不同。他引用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说，在中国许多人生活在水上如同生活在陆地，‘即便不是如此’，他谨慎地补充说，‘但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船上的人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实际情况’。　　“利玛窦始终以一个足够称职的欧洲战略家的姿态，一直注目于种种技术细节，以期今后能为实践所用。因此，我们甚至可从他晚期所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发现他对长江与鄱阳湖交汇段的水位有过观察：尽管那儿水流湍急，随时有泛滥的危险，‘可是，在我看来，军舰和带后帆的大船只可以一直开到入海口’。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们经常竭尽所能地把他们在河流和运河上的航行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些可为敌对势力密谋策划军事侵略行动提供基础性资料。对外国人心存疑忌的中国人一直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提出警告。但是，利玛窦的眼神经常为航船的威严壮观和水上生活的繁忙所吸引。”（P114-115）　　“在华东地区内陆水路大动脉——大运河中航行的船只成群结队，几乎难以用言语尽述。从河岸到河岸，这些船只塞满了河面，成天堵在控制水位的大闸前。有时，达官显贵或宫中太监的航船凭借其特权高速而来，它们只好急急闪避；有时，某个水闸突然放水，突如其来的水流会掀翻一些没有防备的船只。河岸上，成千上万的纤夫卖力地拖曳着满载货物的船只，更多数量的纤夫则站在一旁等着接替他们的工作。穷苦的命运和富裕的劳力不难想见地交织在一起：沿着运河，利玛窦看到了储满冰块的庞大贮冰室，来自南方的水果和鲜鱼被千里迢迢从南方运到北京，就靠这些冰块保鲜。他也亲眼目睹了一千多名苦役喊着单一的号子，拉着贵重木材组装的木排。人们告诉他，其中一些最为珍贵的木材，每棵价值高达3000达克特。木排体积庞大又沉重异常，每天只能移动五、六英里，它们被指定用于重建几座前不久刚刚毁于大火的皇家宫殿，以及修筑万历皇帝的陵墓。关于苦役们的悲惨境地，当时的中国人应当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正如当时有人所描绘的那样，纤夫们成年累月地在运河上劳作，受着烈日的炙烤，衣不蔽体，‘脊背上的皮肤皲裂，宛如鱼鳞一般’。”（P115-116） 4、利玛窦对中国宗教的观察　　“利玛窦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看法的重大转变，来得比较缓慢。在中国呆了一年之后，他第一次作出了有关评论。他判断，中国有三个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儒教、佛教和道教。他感到，学者阶层的儒教是最为重要的宗教体系，虽然他们既不相信存在天堂，也不相信灵魂的永存，并认为其他教派所谓的鬼魂与来世是无稽之谈。一年之后的1595年10月，他在给阿夸维瓦会长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了问题其实更为复杂：从本质上看，中国学者阶层的儒教与古代希腊社会中伊壁鸠鲁学派的许多主张相类似；与之相反，较低的社会阶层总体上似乎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似，因为他们关于灵魂永存的信仰同那个更为宽泛的信仰——相信灵魂可以在人类社会与动物王国间轮回、转世——相一致。　　“这一分析逐渐为另一个观点所替代。利玛窦竟然认为，在被人们称为佛教和道教的不同教义的基本主题中，都含有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拙劣模仿，亦即把三个分离的神混为一体。在中国发现存在着错误的三位一体观念，这在利玛窦看来，完全是鬼神之力的完美写照，‘清楚地表明了这三个分支的源头，也就是这一切的创造者，试图成为与自己的创世主相类似的人，从来没有停止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探索’。利玛窦也对居儒教核心的国家与家庭的伦理观、对中国人祭拜祖先和孔子礼仪的意义、对某种程度上充当‘培养文人的真正场所’的儒教学校等等，作出了更为敏锐评价。但是，他也看出，正是由于儒教对来世的存在与否问题保持着绝对中立的态度，所以，许多儒学家‘除了属于儒教教派之外，还信奉另外两个教派之一’。由此，利玛窦对中国这三个主要宗教流派的新组合体，及由此而生的中国明朝后期调和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的评价：‘那些自视为最贤德的人所持的一个最普遍的观点是，三个教派可以融合为一，人们可以迅速地掌握其精髓。据此，他们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他人，并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于宗教而言，谈及它的方式越多，给这个王国带来的益处自然也越大。’ 　　“由于利玛窦对中国三个宗教与伦理思想的主要流派已有所认识，这也就使他得以发现他曾在欧洲认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个宗教派别那已被歪曲但却还清晰的映象。”（P159-160） 5、葡萄牙人最初在澳门的贸易　　“利玛窦于1582年下半年到达澳门半岛时，葡萄牙人强占澳门还不到三十年，当时澳门处于一种奇特的状态：从法律上说，它属于香山县，必须服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司法管辖。澳门居民与中国大陆被一个护卫严密的城墙阻隔开，中国人每周只能从城墙穿过两次，其他时间要经过的话，必须持有官方的通行证。1582年，澳门人口大约一万人，其中，葡萄牙人大约有四五百人，其他包括葡萄牙人的印度或中国籍的配偶、他们的混血孩子、黑奴、各种宗教团体的成员，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三四百户中国家庭，他们主要以翻译、开小店以及做手艺营生。那里有三个教堂、一个大医院以及一个慈善机构。”（P241）　　“……澳门商人贸易成功或失败的每一个细节都对耶稣会扩张的希望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澳门的命运又主要依赖于葡萄牙的武装帆船，又称‘黑船’。它们每年一次从果阿经过澳门航行到日本。这种船队的指挥权由葡萄牙王室授予给贵族成员、重要的金融家和军事将领，这种做法实际保证了巨大的利润（船只失事例外），其原因在于16世纪后半期远东经济生活的两个现象：其一是中国和日本不同的金银兑换比率。在中国，银子是居支配地位的金属交换货币，因而属于稀缺品，一直供不应求；而日本银子作为通货并不普通，且开采量很大。因此，用在日本购买的银子收购中国的丝绸，然后再将丝绸运往日本销售，精明的商人便可获得多达30%到40%的投资利润。假如他们能够将中国的金子运到日本去换白银，他们的利润可以高达60%。其二是由于倭寇不断侵袭中国的船只和沿海的城镇，明朝的皇帝禁止中国与日本开展直接贸易。尽管有些日本商人开始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寻求新的市场，并尝试购买越南甚至更远的孟加拉和波斯产的丝绸，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满足于和葡萄牙人做生意。而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特别适合于这种中间人的角色。他们不用担心来自中国的那些既有进取心、又有经营手腕的商人团体的竞争。”（P242） 6、利玛窦对中国两种互不相容的看法　　“他绝非像人们常常所误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中国迷。实际上，他为如何估价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而深感苦恼，且从未获得一种综合的评判结果。他只是提出了两组互不相容的观点。无疑，他感到在所有的观点中间，这些观点比较接近现实。　　“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有许多确实值得他羡慕的东西，它们比欧洲还要好。中国辽阔的疆域、复杂的地貌、种植的作物种类之繁多、被精心护理的小型菜园、中国人对花草的喜爱、江西出产的瓷器——利玛窦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和最可爱的东西’、中国人富于创造性地将煤使用于烹调和取暖、对有关古代青铜器的鉴赏水平、水墨画、书法、中国印刷术的成熟与廉价等，所有这些都令他对中国倾慕不已。他对儒家道德思想也十分推崇，甚至将它理想化了。”（P290-291）　　“……一些中国人和他们的统治者，已经背离了一种高贵的和现在已部分淡忘的纯洁状态，进入了一种欺诈和贪婪的恶性循环。令人恐怖的毒打事件经常发生，到处盗贼横生，为官者监守自盗，因而不得不层层监督。在中国人文雅、谦恭的外表后面，是人人自危，相互猜忌——同乡不可信，朋友不可信，亲戚不可信，甚至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信。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同样支离破碎，因为在市场上同样一件物品总是有两种价格——‘一个是针对当地人的价格，另一个是针对那些无处不在、数目众多的官员的价格，后一种价格要比前一种便宜得多’。官员们可以以这些虚假的价格从手工业者和商人那里买到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许多诚实的工匠被迫逃亡。”（P292-293） ---------------------------------------------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85年初版于美国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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