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与劝说》：凯恩斯论通货和政治等

2017-8-11 08:52|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601|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预言与劝说》：凯恩斯论通货和政治等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凯恩斯的《预言与劝说》这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些文集，写于1919年到1931年之间，主要的内容包括论凡尔赛和约（这 ...

《预言与劝说》：凯恩斯论通货和政治等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凯恩斯的《预言与劝说》这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些文集，写于1919年到1931年之间，主要的内容包括论凡尔赛和约（这部分可以参考他的专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论恢复金本位、论政治（包括苏俄和自由放任主义等），以及两篇后期论文《繁荣之路》（关于经济现状问题的解决提议）和《如何为战争付账》（这是顺延凡尔赛合约的论述）。　　我的这篇阅读笔记，重点是记述了在论合约、通货、苏俄和放任主义部分，一些特别吸引我的观点。这篇笔记中记述的凯恩斯的观点，与我的赞同与否无关，我试图先真实地还原他思想的全貌而不是妄下论断。比如，笔记中凯恩斯关于刺激需求以应对大萧条的方法，以及笔记最后一部分是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这个批判是我目前所无法认同的，但他至少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做了思考。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凯恩斯原始的思想，看到他后来继承者（也即是凯恩斯主义者），事实上走得太远，有点违背他的原意了。这就是凯恩斯在晚年的时候，自己都不认可凯恩斯主义的原因，因为他的经济思想逐步被政治化，从而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迈进了福利国家时代，直到上世纪70年代。　　在阅读凯恩斯的著作时，我常常将他的思想与批判他最厉害的哈耶克，进行比较。我显然是更偏向哈耶克这一边的，但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是凯恩斯主义，而非完全是凯恩斯本身。所以，此时就存在了三种“客观知识”：凯恩斯原始的经济思想、被后来者发挥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哈耶克所批判的凯恩斯主义。通过对凯恩斯多本著作的阅读，我更清晰了凯恩斯思想的来源，以及他为何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出了一个错误的或者说容易被扭曲的思想。　　但他从另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并非完全如哈耶克批判的那样充满危害，至少他做过了另一个角度的尝试，不能将凯恩斯直接等同于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后来的失败也为资本主义以后的发展留下了沉重的教训。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思想的另一个对立者，货币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完全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但却对凯恩斯本人是很尊重的。我现在明白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两个都批判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大师，为何会有两种对凯恩斯的不同态度。面对历史上出现的经济思想，我们后学者暂时不要盲目地认同某个学派，而是可以先去学习每个学派的原始著作和思想，暂时不要立刻地作下论断，即使这种思想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为何会出现、因为什么造成了它的失败？我们今后如何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它留给了我们思想上怎样的教训？因为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各种思想相互竞争中淘汰和选择，才能推动人类的思想不断进步。 1、在民众无知下的随声附和　　“近代政治家们的执政手法就是随声附和，民众要求什么，他们也跟着主张什么，所实行的政策也是同民众所讲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们相信，依据愚蠢言论而实施的愚蠢行为不久就会自行暴露，到那时，他们就有机会丢掉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较明智的政策，这就是蒙特梭利式的儿童教育法——儿童就是民众。他的所言所行，如果违反了这个儿童的意向，他就得让位于别的老师。因此，对于刺耳的论调，有弊无利的行为，不妨称赞一下，甚至还可以加以鼓励；然而在暗中却要保持谨慎，等待着明智、仁慈的社会救星，一旦时机到来，就突然转向，恢复固有理智。刚才是随声附和，而现在是在一旁静听了。　　“对于这种可怕的政治手腕，我称之为狡黠的自卫行为。劳埃德.乔治先生是和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和约的内容既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对欧洲的生活具有危害性。他为自己辩护时可以这样说，这个和约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而且对欧洲的生活有危害，这些他都知道；但是民众的热情和愚昧无知在事态的进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人，他不能不顾及这一点。凡尔赛合约是最好的暂时解决办法，它同民众要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情是两相符合的。至于欧洲的生活，两年来他已经耗尽了他的智慧与力量，去避免或减轻由此造成的危害。”（P37） 2、协约国的债务与德国的巨额赔款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债务的来龙去脉。战争开始以后不久，我们协约国内的某些国家——起初是俄国和比利时，随后是各协约国——明显地需要财务援助。提供援助的具体方式可以是贷款或补助。不过比较而言，贷款要比补助好些，因为贷款要求较强的责任感，从而使用起来会节省些。但是财务援助即使采取贷款形式，也不能由此认为借出国家最初把它看作是普通的投资性质。如果某些国家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太不合理了。”（P53）　　“战争结束以后，协约国欠我们的大约是16亿英镑，而另一方面，我们欠美国8.5亿英镑。　　“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就一直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些战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是把它看作与普通商业往来一样的投资呢，还是应当考虑它产生的缘由以及当时的特殊环境？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它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往来，不应当如此看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观点却是，既然是借款，就应当作为借款来看待，这就是说，应该把这些借款看作是到期应付的债券，只是考虑到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可以缓和处理一下，所以美国接受一个低的利率，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P54）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算分析，是由于这样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协约国的想法中，对德国赔偿的进一步减轻问题是与它们自己对美国的偿债义务问题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美国的官方态度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这实在是一种极其虚伪的托辞。将来道威斯计划付诸重议时，美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必然是当事人之一。但是，让我多说一句，美国作出的任何退让都会使德国和欧洲各协约国的负担得到减轻，英国将坚持它的原则，即收支相抵后，一无所得。　　“如果德国支付的赔款，全部或接近全部不是用于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用来偿还美国在共同奋斗中所做出的财务贡献，那么会有许多人觉得，从人类的感情上讲，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结果，而且与美国人在参战时和参战后所发表的那一套言论根本不相符合。然而，无论民众有多么深切、激动的情绪，要想让任何一位居于权要地位的英国人在公共场合下主动说出这种事情，总是很敏感的。明摆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支付契约上规定要支付的，任何其他建议，如果有的话，也只能由美国来开口。”（P57-58） 3、币值变动的不均等影响　　“据说列宁曾经声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损害货币的声誉。政府凭借通货膨胀的连续过程，可以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其国民的大量财富。它们运用这种方法不但进行没收，而且是随心所欲地没收，在这一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时，它实际上使某些人富了。这种任意重置财富的现象不仅影响经济生活的安全，而且使人们对现存财富分配的公平失去了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获得了意外之财，不仅超出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和希望，成了‘暴发户’。于是这些人便成了中产阶级的仇恨对象，因为通货膨胀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损失并不亚于无产阶级。一般而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持久稳定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主要基础；而通货膨胀的不断进行使通货的实际价值波动剧烈，从而使这种信用关系完全被打乱，结果是获取财富的整个过程堕落为全凭时运的赌博行为。　　“列宁当然是正确的。要推翻现存社会基础，没有比损害货币声誉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一过程在破坏方面动用了经济规律中的全部隐藏力量，而且是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的。”（P61-62）　　“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类似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现在让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后果，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当货币价值发生变化时，它对一切个人或一切计划目标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个人的收入及支出并不是在同一比例标准下改变的。因此以货币计量的价格和报酬的改变对不同阶级一般都会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把财富从这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某些人突然暴富，而某些人则贫困潦倒，财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计划受到了破坏，令原有的期望无法实现。”（P63-64）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两者都会改变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过相比而言，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一些。两者对财富的生产也同样会产生影响，前者具有过度刺激的作用，而后者具有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通货紧缩更具危害性。对于我们来说，把讨论的问题像以上这样分类研究，应该是最便利的方法——首先考虑货币价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膨胀；其次分析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紧缩。”（P64-65）　　“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与价格下跌各有各的不利作用。通货膨胀对个人和某些阶级，特别是食利者，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因此对储蓄是不利的。通货紧缩促使价格下跌，企业家为了避免损失将限制生产，从而对工人阶级和企业造成贫困的后果，因此对就业是不利的。当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者的影响性质，也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后者对借入者来说，也同样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而前者使工业活动过度兴奋，也同样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这些影响后果，并没有像以上所着重指出的那样明显；因为借入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紧缩最坏的影响时，相比借出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膨胀最坏的影响时，总是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情况下进行自卫，总比在就业不足的糟糕局面下进行自卫要容易得多、有利得多。　　“由此看来，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后果是不公道的，而通货紧缩的结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如果把极度恶化的通货膨胀，如发生在德国的那种情况除外，那么两者之中，通货紧缩似乎更糟糕一些，因为在世界处于贫困的情况下，它所引起的失业问题，比之使食利者受到打击要糟糕得多。但是我们对这两种不利情况作轻重权衡，却是不必要的。容易达成一致的看法认为两者都是应当竭力避免的弊端。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储蓄是委托给个人投资者的，生产是交付给个人雇主的。正因为如此，就必须保证价值标准的稳定，否则，资本主义是不能行之有效的，也许是不能存在的。　　“我们曾有这样的怀疑，认为价值标准的调节，不是一个能够随意加以决定的问题；基于上述的那些严重原因，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观念，从这种怀疑中解脱出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价值标准具有别具一格的特性，在不同程度上这是由天气、人口出生率和组织机构等等一些自然原因造成的；或者是许多个体独立行为的结果；或者认为除非通过变革，否则难以改变这些特性。这样的观念已使我们受害匪浅，今天，我们决不能再听其自然，决不能再把价值标准问题列入此类范畴来考虑了。”（P80-81） 4、凯恩斯：刺激需求应对大萧条　　“凡是为了满足你个人和你家庭的切实需要所必须做的，不论什么，都应当尽力去做，力求改善，促进发展。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勒紧裤带过日子，而是一种发展扩张、积极活跃的精神状态，要多干一些实事，多买一些东西，多制造一些商品。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我们可以看一看极端的情形，假设我们大家把收入全部储蓄起来，完全停止花费。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去工作，而且不久我们也不会再有收入以供花费。那时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得以增加1便士的财富，最终我们全都得饿死。这种惨烈的结果无疑是我们应得的报应，谁叫我们彼此拒绝购买、拒绝互助呢——事实上我们大家正是依靠这些才得以生存的啊！”（P151）　　“对于病人来说，他需要的并不是休息，而是运动。凡事只是退缩不前，只是拒绝签约订货，只是消极被动，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无法使人重新开始工作的。正相反，要使经济进步和财富生产的车轮重新运转起来，唯一可能的手段就是采取各种形式的积极行动。　　“就全国范围来说，我同样希望能看到一些宏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几天前我曾在报上看到一则建议，说要开辟一条新路、一条宽阔的公路，在泰晤士河南岸，与河岸平行，作为连接威斯敏斯特与城市中心的一条通道。这类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我还想看到比这一工程更宏大的计划项目。”（P151-152）　　“这些就是我现在想让你们特别关注的几点：首先要重视当前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劳动人民已经约有1/4处于闲置状态；其次，这次经济灾害是世界性的，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境；第三，然而我们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必须具有积极活跃的精神面貌，动手做一些实事，大力提倡消费，使大企业可以重整旗鼓。”（P152） 5、币值崩溃对银行的影响　　“我们的资本财富是由世界上众多形态不一的实际资产所构成的，如建筑物、商品存货、在产品、在途商品等等。这些资产的名义所有者，往往以借入货币的方式来获取资产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财富实际所有者的所有权要求并不是体现在实际资产上，而是体现在货币上。这种‘资金融通’行为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银行作为介于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担保人，一方面吸纳存款人的资金，一方面向借款人发放购买实际资产的贷款资金。于是货币就成为了实际资产与财富所有者之间的中介，这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当币值发生变动时，拥有货币索取权的那些人同负有偿还货币义务的那些人之间的相对地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价格的下降实际上相当于提高了货币索取权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实际财富有一部分从债务人转移到了债权人；因此，实际资产的较大部分体现在存款人的所有权上，而为了购买资产借入货币的资产名义所有者，则相对占有实际资产的较小部分。众所周知，这就是价格变化引起混乱的原因之一。”（P165-166）　　“……价格下降还会产生进一步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可以不必深究；但是当币值的变化幅度非常大，超过了某个大约固定的限度时，这种进一步的结果就立即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过去经常见到的，大都是币值的温和变动，这对作为存款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担保人的银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因为对某种特殊资产和一般实际资产价值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银行是事先有所准备的，习惯的做法是要求借入者支付所谓的‘垫头’。这就是说，当借入者向借出者提供资产，作为贷款的‘担保品’时，银行向他出借的资金，只能达到‘担保品’价值的某一比率。根据以往的经验，‘垫头’被固定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百分率，在一切通常的情况下，这是相当安全的。当然，根据情况的不同，实际百分率可以在一个宽泛的限度内高低不一。对于易于出售的资产来说，20%-30%的‘垫头’，通常被认为已经相当充分了，如果‘垫头’达到50%，一般认为借出者的态度过于谨慎了。因此资产的货币价值的向下变动幅度，如果只是在通常的温和范围以内，银行对此不会十分关注；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一方是他们欠存户的，一方是贷户欠它们的，至于货币价值到底是多少，与它们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设想一下，当资产的货币价值在短期内的向下变动，超过了借以贷款的那些资产中很大一个部分的约定‘垫头’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毫无疑问，银行将处于可怕的境地，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立刻发生。”（P166-167）　　“……用市场的行话来说，就是‘垫头’已经逃之夭夭了。这种情况的具体细节通常不为局外人所注意，除非发生某种特殊事件——也许是某种几乎是出人意料的事件——使局势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因为，只要银行还能保持镇定，静候时机的好转，同时对它出借的许多贷款的担保品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安全可靠的这一事实，有实力视而不见，那么从表面上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也不存在引起经济恐慌的任何因素。但是，即使在这一阶段，潜在的情形也有可能对银行的新业务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因为银行此时已经觉察，它们所发放的贷款，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处于‘冻结’状态，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远大于它们自愿负担的水平；于是它们会变得异常谨慎小心。为了尽可能避免风险，它们会使所有资产的其余部分尽可能地避免风险，尽可能地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银行的这种行为就会在种种无声无息的、不易被察觉的方式下，反映到新企业方面。因为这意味着银行对于会使其资源处于固定状态的任何计划，都不会像平常那样乐于资助。”（P168） 6、作为“宗教的”共产主义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有时使用‘宗教的’这个特征形容词作为对列宁的追随者的恰当描写。从我所接受的这个词的字面意义看，当这些文章出现在《民族》上时，我相信英国人会懂得我的意思；但在俄国，我猜想几乎没有人会赞同或理解对词语的这种用法。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使用这个词是愚蠢的和挑衅性的，不过是粗俗的攻击——就像我把坎伯雷大主教称为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如果他能够笃行福音戒律的话，那么也许真的配得上这种称呼）；因为他们都声称要成为对方。宗教、神秘主义、理想主义——这是列宁主义者的信条的一部分——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个粗鄙俗世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谁又能保证，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不会规定在无产阶级俱乐部的图书室中‘宗教部分只能收纳反宗教文学’呢？　　“对于究竟为什么宗教在俄国人嘴里有如此恶劣的味道，这里有一个源自历史的也许是较好的解释。在俄国，语言上有一种一贯和通俗的用法，按照这种用法，仅仅只有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才是宗教的，而那些试图在尘世中找出一条更好道路的人们则是非宗教的；跳舞的伊斯兰托钵僧的叫喊是宗教的，而是列宁山上的宣誓则是非宗教的；阿斯布丁是宗教的，而托尔斯泰是非宗教的。因此，让我预先解释清楚，当我说列宁主义也许被灌注了宗教狂热时，并非在暗示人民委员会是高教会派神秘主义者、跳舞的托钵僧或身着便衣的阿斯布丁。　　“对英国读者来说这些解释很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英国我们一直公认宗教有两个分支：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神秘的梦游者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实利主义的利己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升华——在一种方式中自我融合在极其神秘的团体当中，而在另一种中自我融合在对整个人类社会理想生活的追求当中。前一类的参与者也许忽视或者不理睬后者；而许多后一类的信徒则谴责前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痴心妄想和自我欺骗。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同时属于这两类，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无论如何，当我提及宗教时，我的意思是将两者都包含在内的，而不仅仅是前者。”（P276-277）　　“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似乎驱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多彩欢快和自由气氛，而代之以信徒们毫无生气的呆板面孔。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它毫无公道和怜悯地迫害那些积极的反抗者。像其他的新宗教一样，它充满着传道者的热情和把教义发扬光大到全世界的野心。但是，如果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伪善者领导下进行宣传和迫害的少数狂热分子的信仰，那么毕竟是不多不少地，正是把它说成是一种宗教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列宁是一个穆罕默德而不是一个俾斯麦。”（P279-280）　　“但是当涉及到实际的事物时，我们又作何感想呢？对于我来说，由于是在没有被宗教恐怖污染的自由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红色俄国让我厌恶之处实在是太多了。舒适安逸与习惯势力能够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摈弃红色俄国的生活方式，但在思想上我同样不赞同这种教义。它不关心对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安全造成了何种程度的损害，还故意使用迫害、破坏和国际斗争作为武器。其政策的一个特有表现是花费无数金钱，在国内每个家庭和团体内收买间谍，在国外挑拨离间制造麻烦，对此我怎能表示赞许呢？与其他政府的贪婪、好战以及帝国主义倾向相比，这一切不见得更坏，也许还更有意义一些，但这远远还不足以使我摆脱成见，改换门庭。它那本不容批评的圣经，是一本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知道它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不相关、格格不入，我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学说呢？它宁愿要田里的野草而不要禾苗，把粗鲁的无产者抬高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对于这样的教义，我又怎能采纳呢？后两者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毕竟是人类的精英，他们传播着一切人类进步的种子。即使我们需要一种宗教，但我们能够从红色书铺乱七八糟的垃圾中找到它吗？西欧的受过教育、正派而有理解力的子弟，很难在此找到他的理想，除非他经历过某种奇特而可怕的转变过程，改变了他的一切价值观。”（P281）　　“随着时间的进展，当热烈程度被充分淡化、不纯洁的因素与日俱增，此时共产主义还能够抓住群众吗？　　“对于这个只有时间才能知道的问题，我无法作出回答。但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的确有把握，即如果共产主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么它将不是作为一种改进了的经济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宗教而有所成就的。我们惯有的批评倾向会造成两个相反的错误：一方面当我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时，由于对它是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夸大了其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它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低估了它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我看不出俄国共产主义对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在智力发展或科学价值上会有所贡献。我不认为它含有或者可能含有任何有效的经济技术，这种技术用之于我们的社会——我指的是保留了英国中产阶级所有理想特征的社会，而不是19世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取得同样的或更大的成功。至少在理论上，我也不相信有任何必须以革命作为必要手段的经济上的改善。与此相反，我认为剧烈的变革方式将使我们失去一切。在西方工业条件下，采取红色革命的方式，会把全体人民都抛进赤贫和死亡的深渊。”（P290） 7、洛克、休谟以及他们的篡改者　　“在17世纪末，君主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天赋自由论和契约论，教会的神圣权利让位于宽容原则以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教会是‘一个人们自愿组成的团体’、是以‘绝对的自由和自发’的方式结合起来的。50年后，关于责任的神圣源泉和绝对呼声已让位于功利的计算。洛克和休谟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个人主义。契约论假定权利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这种新的伦理学把个体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一开始它不过是针对合理自爱的后果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美德所要求的唯一麻烦只不过是计算的麻烦以及对更大幸福进行可靠的优先选择的麻烦’。这些思想是与保守主义者以及律师们的日常观念相一致的。对于财产权利以及个人拥有随心所欲地处置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这样一些观念，洛克和休谟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性依据。这是18世纪的贡献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呼吸着这种空气。”（P297）　　“这种抬高个体的意图，废黜了君主和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结果是赋予了契约以新的伦理价值，从而使财产权利和事实权利获得了支持。然而时隔不久，社会上再次响起反对个人的呼声。佩利和边沁从休谟及其继承者手中接过了功利享乐主义，但却把它扩展到社会功利范畴。卢梭从洛克那里继承了社会契约论并从中抽出了‘公意’。这两种转变都是借助于把平等作为新的重点来强调而完成的。‘洛克用他的社会契约论来修正人类的天然平等，考虑到他关于公共安全的论述，那么早在这个阶段就已隐含着财产平等和取消特权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平等不仅是起点，而且成了目的。’ 　　“佩利和边沁是殊途同归。佩利通过设计一个上帝的存在，从而避免从其享乐主义中推出利己主义的结论。他说：‘美德，就是为人类造福，遵从上帝的意愿，以及追求不朽的福祉。’佩利以这种方式使自我和他人恢复了平等。边沁则通过纯粹的推理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他论证说，把个体福利乃至自我利益置于其他任何人的福利之上的做法，不存在合理的依据。因此，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唯一合理的行动。　　“……卢梭是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推出平等概念的，而佩利从上帝的意志、边沁从中性的数学法则，得出了同一结果。平等和利他主义从此开始进入政治哲学，而民主和功利社会主义则同时滥觞于卢梭和边沁的哲学。”（P297-299） 8、政治哲学的“自由放任主义” 　　“经济学家的语言被借用来解释自由放任主义。不过，这种学说的甚嚣尘上，更应归咎于那些恰逢其时的政治哲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　　“‘自由放任主义’的法文原意是俗语‘让我们自己干’，传统的说法认为这是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候由商人勒让德在致科尔伯特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不过，首先使用这一习语的作家无疑是马克.D.阿让松，他在1751年明确地把这一习语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说联系起来。马克也是热情鼓吹政府对贸易放任自流有经济好处的鼻祖。他说，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声称，工业衰落的真正根源正是在于政府对它们的保护。‘随着世界的文明进步，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数公众的心声。’ 　　“在此，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得到了完全的阐明，这是对自由贸易感情色彩最为强烈的表达方式。从那时起，这些词语和思想在巴黎一定极为流行。但这些概念在文献形式上的确立却是缓慢的，那种把它们同重农学派，特别是德.古尔内和魁奈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在这一学派的著作中很少能得到支持，虽然他们都是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基本协调一致的观点的支持者。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自由放任主义’这个词语。甚至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以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表达过这一思想。当然，亚当.斯密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18世纪诸多限制贸易措施的反对者。然而，他对航海法令和高利贷法律的态度又表明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甚至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也更多地反映了佩利的哲学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P303-304）　　“自由放任主义有两根支柱，这是两个被作为确凿事实的临时性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不断改善的环境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由选择产生的；另一个假设是，存在着无限的供私人赚钱牟利的机会，其效验和必要性激励着人们去尽力而为。在自由放任主义下利润的自然增长，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他的生产性资源在合适的时间投入了合适的场所，无论这是靠他的技能还是靠好运气。这种制度允许技巧熟练的或运气好的个人收获在这种情形下的全部果实，它无疑为审时度势的实践艺术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因此，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被利用来完成按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这一任务。”（P309）　　“不过，自由放任主义原则除了经济学教科书外，一直还有别的同盟者。必须承认，由于两个主要的对立方案——一个是保护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而使得自由放任主义在有判断力的思想家和通情达理的大众心中已是根深蒂固。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特征，不仅在于他们都违反了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普遍赞同的前提，还在于两者都只不过是逻辑上的谬误。两者都是思想贫乏以及在分析推论上无能的范例。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加强了反对这两种学说的论点，但对这一原则本身，却没有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在这两者之中，保护主义似乎至少还有些道理，而且使之得以盛行的那股力量也没有什么让人迷惑不解之处。然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肯定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为什么一种如此不合逻辑、如此沉闷的学说能够对人们的心灵施加如此有力、如此持久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无论如何，这两个流派在科学上的明显缺陷，极大地抬高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声誉和权威。”（P311） 9、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　　“让我们来彻底清理一下那些时常被作为放任自由主义依据的抽象或一般原则。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和获得者以永恒保护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验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P313-314）　　“……也许目前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将政府的‘任务’与‘非任务’区分开来；而政治学的共同任务则是设计出在民主政体下能够完成‘任务’的政府形式。我将在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阐明我的主张。　　“（1）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管理单位和组织单位的理想规模是处在个体与现代政府之间的那种规模。因此，我建议应当重视和发展国内的那些半自治团体，它们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这些团体，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其行动准则纯粹是为它们所理解的公共利益服务，而谋求个人利益的动机是排除在其考虑范围之外的，但在人们的利他主义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之前，对于多个特殊的集团、阶级或派系的个别利益，还是有必要留有考虑余地的。　　“……的确，许多大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和其他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企业，仍然需要以半社会化的形式存在，但我们对这些半社会化的形式必须持灵活变通的态度。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自然趋势，在半自治的公司和由部长们直接负责的中央政府机关之间，我们宁取前者，这也许要更明智些。　　“…… …… 　　“（2）其次我将谈到政府‘任务’的判别标准，特别是关于那些紧迫的、值得在不久的将来付诸实施的‘任务’。我们必须着眼于把那些‘在技术上是社会的’事业同那些‘在技术上是个人’的事业区分开来。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在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如果不由政府来作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务有关。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越俎代庖，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也不在于它是否做得更好或更差，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无人去做的事情。”（P314-317）　　“以上这些思考都是与利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来改进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可能性有关的。在我看来，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依靠个人赚钱和嗜财本身的强烈吸引，以此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似乎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金钱动机进行培养、鼓励和保护的基础上的，它到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地步，以至于在欧洲，至少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不过，我认为在美国不是这样一种态度——对此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反感。希望在对我们事务的安排中，尽可能少而不是尽可能多地借助金钱动机的吸引力，这种选择，不完全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是以实际经验的对照比较为依据的。不同的人，由于他们选择的职业不同，金钱动机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也不同。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其他发展阶段，金钱动机所起的作用要比今天小得多。多数宗教和多数哲学，对于一种主要由个人的金钱利益考虑来左右的生活方式，至少可以说，都是持不赞同态度的。另一方面，当代大多数人都抛弃了禁欲主义观念，而对金钱的真正好处毫无怀疑。在他们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是，除金钱动机外，人们不可能根据别的动机来行事，而除了某些公认的流弊外，这一动机也胜任其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普通人不再关注这个问题，而他们也不清楚对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自己到底是怎样想、怎么看的。　　“混乱的思想和混乱的感觉导致混乱的言论。有许多人，他们实际上反对的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但在辩论中，他们的反对理由听起来却似乎是认为资本主义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是低效无能的。相反，资本主义的信徒却往往固步自封，拒绝接受技术上的改进，认为这会成为背离资本主义道路的开端。而实际上，这些改进是有助于巩固和保存资本主义的。”（P319-320） ----------------------------------------------------------------- 《预言与劝说》：凯恩斯论通货和政治等 Essays in Persuasio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1年初版于英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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