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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新装上的补丁-----中国银行业坏账终露冰山之一角 2018.1.24 中概股协会金融信息服务

原创 2018-01-24 唐兆凡 中概股俱乐部

最近在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发现一家地方银行造假后，长期被分析师、投资者认为低估的中国不良贷款数据再次遭受质疑。中国银监会上周五晚间通报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多年来向1,493家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人民币，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该分行的不良贷款。

银监会发现，这家多年坏账为零的分行虚增利润，并捏造其他经营数据，以改善业绩和规避监管。银监会对这家分行处以4.62亿元罚款，并表示涉案高管面临起诉。浦发银行在银监会通报后发布声明称，处罚金额已全额计入2017年度公司损益，承诺将加强合规和内部控制。浦发银行股价周一上午在沪市一度下跌3%，为去年5月以来最大盘中跌幅。银监会在新闻稿中称：“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

问题是，上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造假以掩盖中国银行业坏账的行为是孤立的还是普遍行为？多年来，金融体系为支撑经济增长而大量投放低息信贷资金，不良贷款随之上升。据银监会数据，截至去年9月30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维持在1.74%不变。而中信里昂证券估计，2015年不良贷款率为15%至19%。

过去几年，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银行业坏账的警告声此起彼伏。2016年5月，国际投行麦格理指出，中国银行业坏账已高达20%。几乎与此同时，《经济学人》也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的债务危机迟早会爆煲，中国政府应该立时制止债务的急速增长，并保留弹药应付灾难的到来，人民银行应煞停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不成熟的资本账开放，将会导致更大的资金撤离及麻烦。2017年8月，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分析人士之一朱夏莲(CharleneChu)认为，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出6.8万亿美元，并警告称，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使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朱夏莲曾效力于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在那里建立了中国银行业分析师的声誉，她是最早警告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带来风险的人士之一。朱夏莲在其2017年8月的报告中估计，到2017年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是官方界定为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的银行贷款价值的五倍以上。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远高于上述两类贷款在6月底5.3%的官方比例。

2018年年初曝光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造假行为，引起人们对中国公司乃至地方政府财务、经济数据准确性的质疑。继辽宁省之后，内蒙古在本月承认虚报关键经济数据，促使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地方数据展开核实。在西方世界，如此规模的坏账，早爆发八次金融危机了。但中国毕竟和市场经济为主的西方社会不同，银行坏账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危机，原因如下：

首先，和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上百年的国家不同，时至今日，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以国有为主体，所以储户相信银行背后有政府的背书，对于银行体系的信心很强。例如本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率可能已经达到40%，但并未出现大规模银行挤兑的情况，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就算是过去几年，就在市场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率最悲观的时候，国内储户对于银行的信心仍然是很高的。

第二，也正是因为银行体系以国有为主，使得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虽然中国银行业的法人机构有4000家以上，但光是四大国有银行加上国开行，就占到银行总资产的40%左右。这就使得政府对于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也有很强的管控能力。

上面的第一点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遭到储户挤兑的风险，第二点大大降低货币市场出现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挤兑的风险。历史上大多数金融危机都属于第一种挤兑，而雷曼危机，或者说“明斯基时刻”，则属于第二种。中国金融体系转轨的特征，帮助降低了这两种挤兑的风险。

第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虽然总债务不低，但纯粹的私人部门债务并不高。民营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加起来，不到总债务的40%。许多国际机构都对中国的企业债务表示了担忧。中国企业债务的确很高，但其中民营企业债务只有35%左右。换言之，中国的大部分债务，都在广义的国有体系内（政府加国企）发生，这就给了政府很大的空间腾挪债务。比如说，几年前一些机构分析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现金流，认为其不足以覆盖利息支出，因此预测一场地方债务危机即将来临。但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地方债置换，化解了这场风险，其本质就是将地方政府债务转变为中央政府债务。这个过程中，政府腾挪债务的能力，以及对银行体系的把控，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些，在一个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