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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坚:为什么中医会如此衰落?因为我们没有看清中医的本质 ...

2016-9-8 09:29|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495| 评论: 0|原作者: 姜广策|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I导读:“我们始终没有看清楚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有着几千年历史、以“人文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人体生命科学,与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在继承发展 ...

I导读:“我们始终没有看清楚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有着几千年历史、以“人文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人体生命科学,与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在继承发展中医事业的大局上陷于盲目,一直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彭老之语,振聋发聩!(编辑/张亚娟)



当代中医的反思


作者/彭坚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试图挣脱几千年封建枷锁发出的内心呼喊,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在东方的一次成功扩张,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作为中国文化一个分支的中医,自然也逃脱不了被鞭挞的命运。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过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焉也。”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这个评价,代表了当时许多“先进人物”对中医的普遍看法。



我们始终没有看清楚中医的本质



中医进入近现代社会,命运坎坷,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表达自己理论体系的那些概念,无法用当代科学语言解释。许多名人和科学家,并不否认中医治病有效,只是因为读不懂中医的语言,即认为中医“不科学”。北洋军阀和汪精卫政府曾经试图以“不科学”为名,取缔中医。但由于中医界团结一致,据理力争;广大人民群众信赖中医,中医治病疗效好,费用低廉;中医队伍人数多,担负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卫生保健任务,那时的西医,完全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取代中医。几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最终没有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代,政府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1980年以后,卫生部制定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宪法总纲,规定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条款,将中医的发展纳入国家大法。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007年1月,国务院又公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展现了未来15年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为保护、保存、发掘、提高中医,不遗余力,中医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人员队伍以及整个中医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有目共睹。但是,1960年代北京中医学院的“五老上书”表达了对中医教育工作的不满;1982年的衡阳全国中医工作会议发出了“中医事业乏人、乏术”的警讯;时至今日,还有许多著名老中医专家,向中央上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对中医事业的极度忧虑。尤其让中国老百姓不满意和不理解的是,现在中医事业发展了,能看病的好中医大夫却越来越少;到中医院看病住院,大部分中医大夫上的是西药、开的是西医检查化验单,中医药反而退居其次。



中医为何会衰落到如此地步,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问题在于我们始终没有看清楚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有着几千年历史、以“人文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人体生命科学,与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方法论的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在继承发展中医事业的大局上陷于盲目,一直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西医的方法进行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管理,完全漠视和违背了中医自身的规律。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医的误读,怎能不导致中医事业出现乏人、乏术、乏成果的严重危机呢?



50多年以来,中医界一直把西医的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导致中医临床疗效、中医的“科学性”全被否定



“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被过度延伸并被极端化,已不止限于指导中医的科研方向,而且辐射到整个中医事业,几乎成为继承、研究、发展中医的唯一指导方针,造成全面的导向错误,以至于长期忽略、耽误了真正的中医继承工作。



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在伽利略、牛顿所奠定的“还原论”基础上,主要运用实验的、数学的、分析的方法,把客观事物割裂开来,进行相对孤立的、静止的研究;主张“实证”,强调“清晰”。近现代西医,主要使用这种研究方法。



中医则主要运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通过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整体的方法考察人体和疾病。这种方法论的典范,就是“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辨证论治”不是以静态的、形态学所见到的“病”为考察目标,而是以动态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证”为考察目标,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手段,收集体内发出的信息,通过汤药、针灸等,输入治疗的信息,从而治愈疾病。辨证论治还要求医生能够“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使是同样的病症,也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时令季节和气候变化,灵活地遣方用药。



中医研究生命和疾病规律所采取的这种独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医建立在对人体信息进行动态考察基础之上的有效治疗经验,与西医迥然不同。既不需要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学为基础,在动物实验中又往往得不到阳性结果,更经不起以“病”而不是以“证”为研究目标的统计学原理处理。因此,大量在临床真正有效的中医方药和名老中医生动活泼的治疗经验,甚至像《伤寒论》中经历了一千八百余年考验、仍然疗效卓著的经方,一旦运用西医的标准来检验,无一不被“科学”地否定,无法得到继承、发扬和推广。



50多年以前,名老中医蒲辅周先生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运用98首不同的处方治愈了北京167例已经昏迷的乙型脑炎患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当时的卫生部领导却认为,一首方剂的治愈率不到两人,“不符合统计学原理”,予以否定。可叹的是,50多年以来,中医界一直把西医的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导致中医临床疗效、中医的“科学性”全被否定。



毋庸讳言,中医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利用当代科技成果方面,应当向西医学习,以弥补中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先天不足。然而,以举国之力,历50年之久,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的结果是:至今仍然拿不出几项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和重大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这中间出现的反差与困惑,应值得中医科研工作者深刻反省。



多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全国大部分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部门,都把这种按照西医标准设计的科研课题、科研论文、科研成果,奉为中医考核、晋升、评级的首要标准,即使是中医教师、临床医生也概莫能外。中医不能姓“中”,一定要改姓“西”,制定这样的政策标准,实质上是在否定自我,取消中医!



倘若全部摒弃中医在人文科学方法方面的长处,完全用研究西医的方法来进行中医研究,而且以此作为衡量中医是否符合科学的唯一标准,作为衡量中医各种人才业务水平高低的首要标准,必当严重危害中医事业。错误的方法论必然导致方向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必然使振兴中医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南辕北辙”的中国古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此类含金量极低、充斥泡沫和水分的“中医科研”泛滥成灾,不仅浪费了国家的大量钱财,贻误了中医事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还贬低了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临床经验总结等极其重要的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中医科研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污染了学术风气,助长了学术腐败,带坏了无数中医硕士、博士,致使中医真正有效的、鲜活灵动的临床经验,得不到继承、总结与发扬、传播;中医临床医生士气低落,中医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中医在学术界(包括西医)的诚信受到质疑。“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在于能看好病。”这是任何时候中医事业都不可偏移的重点,“科研”至上的错误导向再不彻底扭转,中医成为“绝学”将指日可待!



总之,中医的科学方法,既是古老的,又是前瞻的,它包含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模型方法等现代科学的许多要素,这些学科很可能成为揭示中医科学内涵、引领中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医的创新发展,也寄托在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基点上。



然而,目前中医自身的这支科研队伍,整体上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的基本素质,大多数人还是在沿用老的、近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中医,继续做“缘木求鱼”的空头文章,怎能将中医“创新”、“突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中医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符合自身客观规律的价值体系和评估标准,必须依靠国家组织其他现代多学科的广泛参与,中医的科研现代化才能真正有望。



中医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在于脚踏实地、搞好继承工作。但是,决不能因为中医现代化路途艰难,就要“抛弃中医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某些站在局外、并不真正懂得中医的科学家随意发表的不负责的观点,只能对中医继承发展的方向起不良的干扰作用。



中医教育的反思



古代中医成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家传师授”,一条是“由儒从医”。



第一种成才的学习方式,多“由浅入深”,学生年龄小,起点低,老师确定几本入门书,诵读几年,即跟师坐堂,白天看病,晚上讲解,还要学会认药、尝药、抓药、采药、制药等,以增加感性知识。这种口授心传的收获最大,医理紧密联系临床,成才周期迅速。学徒式中医教育的缺陷在于,低龄的学徒虽然记忆力好,但一般文化素质偏低,知识面不广,如果老师本身的理论修养不深或临床经验不丰富,或教授不得法,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成才。因此,老师的素质如何,学生是否勤奋,往往是决定能否成才的关键。



第二种成才的学习方式为“高屋建瓴”。学生年龄较大,古代人文知识素养较高,对中医的基础理论和思维方法容易接受,可以通过自学读懂中医,古人形象地称为“秀才学医,笼里捉鸡”。这种儒生一旦摆脱书本的束缚,投身于临床,往往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明代著名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年轻时靠自学,40岁以后才从医,并没有家传师授的背景;被后世称作“妇科圣手”的清人傅青主,在政治、哲学、书法方面的声名比医名毫不逊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医家中并非少数,说明古代文化修养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古代中医人才培养的以上两种模式,与中医学科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医是一门“复杂性科学”,既需要哲学的思考,又需要临床经验的积累。中医很看重经典著作的学习,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早已在其他学科不复存在,却完整地保留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中,并且仍然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中医很看重经验的积累,不仅因为这个学科两千多年以来治疗疾病的宝贵经验,通过古代文献传承至今,对临床医生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主要靠四诊合参来收集人体信息,因而观察领悟、经验体会,对于一个中医临床医生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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