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先生与孔子、孟子、荀子的一场茶馆讨论

有一天，在一家茶馆里，半山先生巧遇孔子、孟子和荀子。这种机会几千年不遇，于是不免凑了上去，要替三位先圣大哲烧水掌茶，聆听圣人亚圣及荀子的教诲。听得出，他们今天是在讨论关于是否有不变的人性，以及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

这可都是些大“人论”，人类的千古难题。这个机会更不能放过，今天的茶资定然由半山先生买单。

但听孔子作徐徐之语：人性是固有的，但我们要对人的“本性”和“习性”作个区分，因为这是两码事。不论什么人，其人性都是基本相同的，不变的，但人跟人之间的习性，却天差地别。所以我老人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我之后的儒家，只讲“修身养性”，谁敢讲“修身改性”？至于人性是善，是恶，我认为都是伪命题。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

孟子接过话茬，道：圣人在上，容我发表关于人性善之主张！人的本性不仅是善的，而且几乎是至善的，吾尝有言，曰：“恻隐之心，从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从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荀子冷冷一笑，做出一副茶都笑喷了的嘲弄表情。他先对儒家先师孔子老师行了个礼，道：我认同孔圣人之说，相信可以改造的是人的习性，而人的本性是不可改造的。但我坚决反对我的辩友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人性要是善的，我们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和痛苦？怎么会有这么多残忍之事？我严肃地提请孟老师注意：人求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性非善的证据。人会去追求自己身上业已存在的东西么？你懂点逻辑好不好？故曰：人性是恶的！

三位先哲论得口渴，半山先生分别为他们恭恭敬敬续了茶，请教道：

亚圣在上，半山对您有一言相进：以动机而言，强调性善是可取的，若结果而论，强调实然之性善，则必放松对人、尤其是对统治者之作恶可能的制度警惕。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亚圣的性善论在逻辑上的狡猾：性善论既可以是一种事实判断，又可以是一种价值判断。相比之下，性恶论只能是事实判断，因为没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来公开主张人应该性恶。

荀子先哲人性恶一说，对于社会制度的设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如，主张人性恶，在西方就发展出对人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政治制度：人性既然是恶的，对有作恶能力的人就必须给予在制度上的强力约束。于是，在西方就发展出诸如“三权”分立制约来。但在中国，法家虽然是主张人性恶的，但他们又不敢承认制定实施制度的人的恶，于是任由集权的大恶人，蹂躏无权的小恶人。以恶报恶，这就是我们自秦以来国史和今天的现实。若单纯从方法论上看，人性恶一说，半山以为也经不起质疑：如果人性单纯是恶的，那么，您又如何解释“亚圣”孟子所说的人的恻隐、羞耻之心，以及人的其它种种利他行为？

所以，半山以为，孔圣人不回答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真是圣人一大智慧也！在我看来，善与恶都不是人性固有的特征，而是人性的潜在倾向。人的行为有善恶之分，但人性并无善恶之分。

在这里，亚圣与荀子都陷入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荀子仅用先验的方法，仅有假定，无需证明，因此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而亚圣单纯借经验立论，认为人性不但是善的，而且善是有价值的。但问题在于，经验的方法既不能证明价值，同样也不能证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性恶论往往忽视了对善的动机的强调，性善论则往往忽视了善良的动机可能带来的罪恶后果。

孔子啜了一口茶，点赞曰：知我者，半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