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漕运》：黄仁宇从运河看明朝的兴衰

2017-7-22 09:09|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438|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明代的漕运》：黄仁宇从运河看明朝的兴衰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1、漕河之于中央集权统治　　“连接洛阳和今天北京的华北运河，是608年开始开凿的。此段运河的完工，表明整个 ...

《明代的漕运》：黄仁宇从运河看明朝的兴衰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1、漕河之于中央集权统治　　“连接洛阳和今天北京的华北运河，是608年开始开凿的。此段运河的完工，表明整个隋朝运河网就形成了。608年可以充分地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年起，不仅隋炀帝统治下的每一个行省都可以从水路到达，而且到上一个世纪即1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利用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P9）　　“中央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是否能够将这一地区的物资迅速通过运河运输到首都通常所在的华北地区。”（P11）　　“从经济角度来说，大运河对明朝发挥着命脉的作用。虽然我们早已知道这条水道在国家财政经济中起着主要作用，但是，明朝宫廷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代王朝。元朝时期的运河不过是海运的辅助性交通，无关紧要。而在明代，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惟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应都要经过它。”（P15-16） 2、京杭大运河的地理位置　　“由于漕河的水位高于长江水位，因而入口处用石头修建，形状为斜坡。为了进入漕河，船只首先要卸下货物，由苦力将货物溯着漕河运到岸上。然后，用绞盘把船只提起来，拖过斜坡。船只为此等上十天半月，并不奇怪。　　“……直到15世纪末，入口处才安装上“闸”，或称“水门”。……闸门的用处就在于，它们节省了卸货和重新载货所需花费，减少了等待时间。但是，它们不能一直开着。夏季期间，即长江通常涨洪水时期，提起水闸，不会引起什么严重后果。而在冬季水位很低的时候，闸门的使用就受到限制。”（P22、23）　　“继续往北，漕河河水就流入了淮河。在1494年黄河夺淮而入后，淮河也就是黄河。在这里，地形同漕河进入长江处的入口处一样。黄河的水位高于漕河的水位10英尺。问题不再是如何把水锁在里面，而是如何防止黄河超过漕河。”（P27-28）　　“在徐州，黄河同漕河汇合，然后出发往东南方向奔腾。此段漕河以黄河为河段，大约长170英里。黄河带给船夫的困难有三：泥沙淤积，易使船只搁浅；冬季，河水结冰；在急流处，河水咆哮。”（P29）　　“利玛窦对此作了客观观察，并作了如下评论；我们就以此评论来概括本文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P36-37） 3、官僚体制：上面僵硬，下面灵活　　“简单说来，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系，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作一些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不惜折者解决官员职能。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作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僚体制的表面性。的确，此种政策产生了许多异常情况。在官僚体制中，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机构重叠之类毛病。”（P42）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为几部分——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书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员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然后下层官僚体制，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分支机构，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致地运作起来。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官方文件不必经过不必要的渠道而畅通无阻，资金和材料无阻地从这个渠道转到另个渠道。”（P58）　　“这样，官僚体制如果过于庞大，是难以管理的，因此不得不设置一些垂直的机构。为了达到权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目的，设置了相互竞争的系统和网络。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种条块分割的组织机构难以存在。因此，为了适应地方需要，来自不同系统的有关人员或单位，不得不同它们各自的母体分离，在一起组织成某中新的机构。其结果是，虽然原先正式的组织蓝图并未规定什么工作程序，但这种程序不得不从实际需要非正式地、令人理解地作出。”（P58-59） 4、停滞的税收资本　　“在此后明王朝统治最后时期里，85%多的漕粮用于京师消费。总的情况是，漕粮运来越多，浪费就越多。……看起来，明代官员从未想到去如何利用漕粮作为投资资本，拓宽经济基础，或者对某项可以加强政府地位的特别项目提供资金。”（P106）　　“但是我们必须在根本上加以强调，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君臣盲目地坚持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一旦先例确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然而在15世纪和17世纪早期期间，中国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洪武帝和永乐帝在实际上能够利用军事管制性质的法律对全国加以统治，可是在万历帝、天启帝和崇祯帝在位期间，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士绅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省政府不再只是明廷的传达机构；中央政府的权力，即使在理论上没有受到抑制，但至少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了限制，遇到了阻碍。两头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同时，白银的广泛流通，导致明王朝早期确立的财政制度已经过时。此外，人口增加了，江南贸易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了，国防的实际开支增加了。明廷虽然不得不面对非常复杂的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但是从未全面重新组织具有生机活力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直到1600年，明王朝行政当局首要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扩大国库收入的财源，而是如何才能在成化帝遗留下来的永久性政策中生存下去。”（P132、133）　　“从基本上来说，明代官僚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有自己的独特观念。只有士子—官员才能解释什么是非生产性（nonproductive）。他们认为人们的生活必须是简朴的，不能穷奢极侈。奢侈生活只有在皇帝的批准下才能享受；即使要享受，也必须在供庆典仪式使用的外衣下进行，或者，至少要同宫廷和皇庙产生一点联系。只有至高无上的宫廷及其皇家圣陵、圣祠，才有权享受华丽和奢侈。如果未经朝廷同意就提议发展和促进被认为是危害农业的工艺技术和贸易，就要被深深打上冒犯、违反国家根本的烙印。这些就是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观念。最有可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明代皇帝和大臣都要把这些观念包装起来，付诸实施。而这些思想观念，只有在设置漕运体系以及其特点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极大的顺利推行。最后，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族和政府官员（对于后者来说，明廷的分配，作为他们官僚不足的补充）。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P164-165） 5、是地理决定，还是国家观念？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似乎确立了一个牢固的地理决定论例证。首先，为了对付游牧在北部前线地区草原地带的蒙古族部落，明廷选择北京为首都。由于物品必须从1000英里以外的南方运来，如何运输就成为全国性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北地区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仍然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南北的自然河流，决定了必须修建运河。漕河虽然因此而出现，但是地形因素和气候因素限制了它的运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作为一条南北交通干线，平民大众从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未能达到期望的程度。虽然它为明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但是，它也反过来限制了明廷的财政经济计划范围，致使明廷在最后统治的时期里不能适当地作出调整，以适应明帝国内外的历史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历史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是由地理决定的。看来，这种地理决定论在漕运体系的运作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据。”（P226-227）　　“应该指出的是，明廷在处理运输问题和具有重要性的国家事务时，采取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情况下所形成的特有办法。即是说，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展。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处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很少以可以受益发展的眼光对待对外贸易。海运的终止，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发展表现。”（P227-228）　　“就明代官员的思维来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观念。他们认为，中国总是拥有众多的人民，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数不胜数，需要多少税，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征收。固定的收入水平，可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固定的花费。这就是明代官员为什么不断指定某项收入用于支付某项开支并试图逐项加以平衡的原因。”（P231）　　“漕河是一条人造河流。它的运作效率，不但同黄河的含沙量、高邮湖的水位和华北的冰冻季节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看法及对种种问题的反映。漕河占有突出地位并一直是惟一向北京运输的干线，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漕河上运输的物品数量及品种如何？如何管理漕河？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国家，是思想观念。”（P232-233） -------------------------------- 《明代的漕运》：运河上的兴衰 [美]黄仁宇Ray Huang 写于1964年，博士论文北师大历史系翻译版新星出版社 2005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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