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清初盐官家族的命运沉浮

2017-8-5 08:22|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513|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曹寅与康熙》：清初盐官家族的命运沉浮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的曾祖父从中原迁到了沈阳，最后满族人攻陷这座城市，他被俘虏了，做了正白旗的“ ...

《曹寅与康熙》：清初盐官家族的命运沉浮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的曾祖父从中原迁到了沈阳，最后满族人攻陷这座城市，他被俘虏了，做了正白旗的“包衣”，也就是家奴。当康熙把正白旗也归入直属“上三旗”后，曹家也就成为了皇帝的家奴了，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曹寅的父亲得以成为江宁织造（今南京），负责为皇室织布制衣，曹寅也得以继承了这个职位，后来和内兄轮换担任两淮巡盐御使，负责整个两淮地区（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等）的盐务。　　织造和巡盐御使都是肥差，曹家得以发达。直到曹寅的儿子、曹雪芹父亲的时候，康熙走了、乾隆来了，他不再信任包衣，更不信任与其他皇子有潜在秘密的人了，于是，曹家所有官职被撤掉，家也被抄了，从此就在京城没落下去。到了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竟然穷困潦倒，回到了他爷爷的爷爷的父亲时的家境，当年家族的繁华已成往事梦境，他只好埋头写作“石头记”…… 　　曹家的发达来源于一些偶然事件，北迁沈阳后被满族俘虏、正白旗因为多尔衮成为皇家直属的上三旗，后来雍正上位，不信家奴加上与其他皇兄弟的争斗，曹家不仅丢官罢职，累及抄家，几代家业从此消失殆尽。一个家族的兴衰背后，我们看到了整个大时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更看到了许多不确定性事件、不可预测事件对家族、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　　金融投资或者是企业投资，同样会面对这种历史大环境不确定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作为投资者，必须关注当前时代的发展变革，特别应该清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在几十年、几百年历史变革的什么阶段，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机会与危险。这些，都是我们要非常清晰的，唯有如此，才可以使我们进入到正确的时间和空间，避开错误的时间和空间。　　本书提到盐商的事情，也吸引了我的特别注意。在清朝初期，盐商一般都是中小型的商人，人数相对比较多，他们整个经商的流程是这样的：先预付一笔定金，向官府购买“盐引”，再拿着“盐引”去盐场采购对应数额的食盐，然后将食盐运到内陆地区进行销售。以康熙和乾隆时期为例，盐商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购买“盐引”无需支付全款，只需付部分定金；第二，每份“盐引”对应可以采购的食盐数额，相对雍正及更后期来说，是比较少的。　　这个时期的盐商，采购食盐的成本和销售之间的差额，只有约50%左右。再从这个差额中扣除掉运费、关税、人力和损耗，以及经常发生的灾难外，实际上平均的利润只有不到20%了。　　综合以上分析，清朝初期的盐商，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第一，因为无需支付全款、而且“盐引”对应采购食盐数额较小，很少的资本投入也可以成为盐商，这就造成了此时的盐商都是些小商人；第二，全年平均不到20%的利润，可以想见，此时的盐商无法从食盐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甚至遇到灾年蚀本的也不在少数；第三，政府销售的“盐引”，全部款项要等到盐商销售完食盐后才能收回，这就造成了收款的时间延后了一年，遇到灾难或盐商亏损时，政府甚至收不到余款。　　由此分析可以看到，清朝初期的“盐商”只是些小商人，食盐买卖也是利润一般而且有很大风险的生意，政府的食盐相关收入也经常波动。　　从雍正朝时期开始，吸取之前的教训，朝廷对“盐引”相关政策做了重大的改变。首先，盐商购买“盐引”不能预付，必须支付全部款项；第二，每份“盐引”对应的食盐采购份额提高了20-50%。就是这两个政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盐商体系，开始形成了清朝中后期的巨富的大盐商了。　　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购买“盐引”不能预付、必须付全款，付全款需要的资金非常庞大，不是一般的小盐商所能负担得起，只有大盐商才能做到，以致后来盐商越做越大、大者通吃局面的出现，到了最后，就只剩下几家最大的盐商，那些曾经的小盐商们都消失了。　　其次，“盐引”采购份额提高了20-50%，这大幅提高了盐商们的利润，折算下来，盐商整个食盐贸易的年利润，就是从原来的平均不到20%，增长到了50-70%之间，这也就是盐商暴富的来源。　　第三，政府在新的“盐引”政策下，也成为了获利者，不管盐商是否最终从食盐贸易中获得了利润，政府都可以每年保证获得销售“盐引”的全部资金，食盐相关收入成为了清朝政府重要的收入，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更加保护大盐商的利益。　　我是专业的金融投资者，不是做历史研究的，只是无意中发现，清朝盐政的变化对盐商命运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梳理了些资料，并借此思考：政策的变化对相关生意、相关群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时代已经不同，但政策对商业、商人的影响，却同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的商业是一些政策下产生的，如果这些政策发生改变，那么，建立在此政策上的商业和商人，也必然遭遇命运的改变。如果我们看不到历史前行的大轨迹，以及当下时代发展的趋向，我们也有可能像那些曾经潦倒、后来消失的小盐商那样，遭遇不好的命运。　　这提醒我们，要重新去发现历史、思考当下，既找到历史的轨迹、更找到当下的趋向，从而使我们规避掉政治与政策变革下的悲剧命运，并且发现新变化带来的机会与机遇，然后做迅速的调整和改变，以顺应因缘际会，使我们的命运富有而幸福。历史往往如此，偶然性的事件影响到了投资的局面，因此，我们投资者更应该洞悉行业发展的变革，尤其是受政策影响趋坏趋好的产业发展周期。唯有如此，我们这些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才会有美丽的春天。 1、包衣曹寅、织造和两淮巡盐御使，以及曹雪芹　　“这些蜂拥而出的学术成果对本书的立论有怎样的影响呢？虽然，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以及曹家的了解大大扩展了，但是，我想，这并不能改变我的那些基本预设。其中有四项是最为重要的。首先，曹寅和康熙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它基于他们两人少年时代的接触，基于曹家的包衣身份，基于皇家的保姆不少选自与曹家有关的家庭。其次，要理解曹寅仕途如何展开，理解密折体制何以发展成为皇帝个人获得秘密情报的渠道，这一特殊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曹寅进入的是一个奇异的文化和经济世界，它跨越了分隔满人与汉人的表面界线。最后，曹家在南京的富豪宅第，以及它在雍正朝戏剧性的没落，一定深深影响了曹雪芹，从而构成了《红楼梦》的关键面貌。”（P4，第2版序）　　“曹寅（1658-1712）的曾祖在努尔哈赤时被俘，被编入新的包衣佐领，……曹寅的祖父在皇太极手下开始做事，……曹寅父亲在顺治皇帝的内务府做事，在康熙朝的摄政时期成为江宁织造，这是一个满足统治者将派特殊用处的职位。　　“曹寅自己从小到死的一生都是在康熙一朝，他的一生突显着那个时代统治的实验性。无论是曹寅还是康熙皇帝，都没有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都密切关注着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尽管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反应对于他们遭遇的情境都是富于建设性的，但他们总是乐于随机应变，他们的灵活性确实改变了中国行政传统的模式。比如，康熙利用南巡亲身考察地方行省的情形，他发展出密折制度，以这些秘密报告来充实自己对局势的了解。他委任曹寅担任江宁织造，但并没有将他的职守限制在管理江宁城中的皇家丝织工场上。曹寅得处理米价的平抑、购铜、检查漕运、督导文学事业、运送佛像给地方寺院、报告高官的行为举止以及收成情况。曹寅还受命担任两淮巡盐御使，负责每年通常二百万两的税收，还得准备另外五十万两余银来满足皇帝其他的各种用度。　　“康熙一朝，并非如后来的清朝那样因循守旧例而拒斥变革，它不是一个稳定而安泰的时代。……曹寅的一生中，或许存在有意的算计，但一切都不是必然的；环境形势眷顾于他就如以往眷顾于他的先人一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适宜新人的时代，而是一个适宜于与新相连的旧人的时代；1675年的时候，有什么比一个接受了汉族古典教育的满人包衣更妙的呢？曹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可以派许多用处，而对他的成功和忠诚的回报期望是很高的。　　“但到了曹寅的嗣子曹睿娑缘氖怯赫实奂ǖ那阆颉馔峭ü僭鼻逑蠢词迪值摹Ｋ荒苁视φ飧鍪贝⒂诱庑┬碌奶粽剑詈蟮贾铝瞬芗业耐呓狻５讲芤乃镒硬苎┣郏谇〕姆比僦形薅夼⑶罾Я实梗飧龉适碌搅司⊥贰如果不是曹雪芹产生回想曹家兴衰的念头，它大约就此湮没在历史之中了。结果便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在曹雪芹的文艺意象背后有他祖父曹寅的实际生活和繁华岁月。”（P4-5，第1版序）　　（曾星智注：在史景迁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曹家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这个家族的兴盛和衰落大部分原因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时代变迁下的推动，真是让人感叹世事难料。每一次阅读历史，都让我深深感到：每一个时代都是变革的时代，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更是巨变的时代，大部分的人随波逐流都会在时代变革中成为悲剧的小人物，我看多了历史，所以害怕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小人物，所以不断的努力，想努力去顺应时代变革的方向，使自己走出悲剧的个人宿命。正是因为这样的视野，使我对那些偶然和幸运不感兴趣，也对那些投资上一时的成功不以为然，因为我不想做随机致富的傻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思考，使我一直坚持寻找可以长期持续几十年成功的投资之道，而且为了更长期的成功，宁愿放弃暂时的诱惑，我们的投资之路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长跑，如何持续的跑下去，比这一刻谁跑得更快重要得多。） 2、皇帝控制的上三旗，亲王们控制的下五旗　　“曹寅的曾祖父曹锡远作为正白旗包衣列名在满洲氏族的系谱中，且原来是沈阳居民；记录还表明不知他何时加入旗籍。最可能的答案是他在1621年沈阳陷落时被俘。……既然曹锡远和他的家庭永远成为包衣，曹寅的整个人生历程就被这一时刻所笼罩。但在塑造曹寅一生中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他的曾祖父隶属于正白旗，而不同颜色的旗意味着不同的等级。　　“各旗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由皇帝控制的所谓上三旗，和由亲王们控制的所谓下五旗。这些概念在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失势时出现，顺治帝接受多尔衮的正白旗并把它纳入自己控制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中。　　“……这样下五旗的包衣成为亲王的家奴；……上三旗包衣的后代成为皇帝的家奴。随着处理皇帝事务的内务府的形成，包衣也被制度化了：原先的包衣昂邦变成总管内务府大臣，而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包衣变成内务府三旗。这些概念强调了他们作为皇帝个人奴仆的地位，从而使他们与其他无论是包衣还是自由人的旗人区别开。虽然理论上是奴隶，他们的地位是有利的，因为皇帝可以自由地任命他们去完成很多在其他朝代由太监来做的秘密或有利可图的任务。”（P8-9） 3、任织造时的投机收入与风险　　“由于得到皇帝的喜爱曹寅被任命为织造，但这个任命并非只是一个闲职，除了要有应付麻烦的日常事务的能力，还需要有财富方面的敏锐，而具有此类能力的大将会得到额外的收益。　　“……曹寅有很多的方法从‘织造’这一职位上谋求到大量的财富，而不用采取腐败的方式。　　“其中的一个方法是对购买丝织原材料款项的熟练操纵。……在价格便宜的那些年份里，他们就有巨大的利益可图，为了达到官府的配额，可能只花掉了一部分的款项，然后自己留着剩余的钱；或者是通过织出比配额更多的丝继而另外将它们卖掉。　　“……这样的操纵能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风险也很大。在追溯曹寅后来事业中，人们应当记得，为了维持织造任上的开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每年从盐税的盈余中借了二十三万两银子，而在他任职期间，他却从这个职位上牟利不少。这是一种冒着大风险的投机活动，它危险地依赖于对现状的维持。在曹寅的一生中，他能够使情况成功地维持下去；但是当他在1712年的夏天猝死后，织造的款项已经支付了，而在他任巡盐御使期间的盈余还没有收到。因此带来的结果是他留给他的儿子一笔欠官府超过三十七万三千两银子的债务。　　“李煦的计划在1705年破产。他曾每年从布政司那里得到十六万两银子用于购买蓝布，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每年都将这笔钱提前地付给了织工。而织工们或者在原棉的价格上投机，或者就是碰上了地方上使价格提高的短缺情况；总之他们陷入了欠款之中，并从李煦那里借了下一年的工资购买达到李煦要求的织布所需要的原棉。1705年，由于在国库中还有剩余的蓝布，户部下令在剩余的用完之前不用再织。但是李煦已经提前将工资发放，而且没有办法收回它们。而他也不能购买可让织工们还债给他的布。这样的灾祸可能使李煦损失了二十万两银子。　　“李煦的计划和曹寅1708年的计划，意味着在没有购丝指令的时候将纺织的收入挪为私用，可以被称为半官方的投机；而织造们至少是在皇帝默许的情况下操纵着官方的资金，如果他们能将节省下来的国库的钱作为报答的话。”（P109-112）　　（曾星智注：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些偶然投机获利的机会，在我还未从事职业投资以前，就曾经利用互联网营销的浪潮，用极小的资本在两年内获取过近百倍的盈利。但后来我迅速放弃了，因为网络营销又发生了新的变革，事实上很多领域的投机机会都是如此，变化太快，只有一时。正是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我从事职业投资的时候，面对一些暂时的诱惑和投机机会，我会毫不犹豫的放弃，因为，对于持续几十年的成功投资来说，永远坚持最佳的投资策略和清晰我们来时的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暂时的诱惑和投机，很容易动摇我们长期的坚持和原则，那是非常危险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加的专注、执着和坚持！） 4、更清醒的认识后，他放弃了改变的企图　　“康熙皇帝任用他的两个包衣曹寅和李煦做两淮巡盐使，因为他们在长江流域担任织造期间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对皇帝的忠诚，康熙相信他们会尽可能多地争取余粮，并把他们用于搜罗丝织品和执行皇帝的公开或秘密的命令——从印刷《全唐诗》到购买丝竹管乐器。　　“腐败的机会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曹寅在搜罗和分配余钱时有多忠诚。他的奏折显示，最初他满怀热情要改革这个系统，但是皇帝并不鼓励他轻率地行动；当他对这个机构的复杂情况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后，他放弃了任何改变的企图。在他第二个和第三个任期里，他报告中巨大的赤字很可能是夸大的结果，因为这时候他的个人兴趣在于怎样尽可能多地为自己敛财，尽可能少地交给皇帝而不至于引起怀疑。在他的第四个任期上，皇帝怀疑了，因此曹寅上缴国库的数目也大大增加。”（P190）　　“皇帝的去世迫使七十岁的李煦适应他周围更加严峻的现实。雍正皇帝没有理由善待李煦或者曹寅。在他没有感情的眼睛里他们是没有价值的，比没有价格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最起码的能力和忠诚。但是康熙皇帝的标准更低：只要曹寅和李煦阻止彻底的灾难并如期收齐余钱，他们就可以在两淮地区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总观他们的记录，有理由相信他们有不诚之罪，然而对于康熙皇帝来说这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坚持责任和利益的严格区别的人。”（P225） 5、密折制度，是康熙整体统治的一部分　　“曹寅和李煦作为密折奏报人的工作是康熙整体统治的一部分。他们的信使乃至奏折，都是康熙个人统治实践的基础因素；为了勘验公开的政府行政，皇上须要纯粹私人的信息来源。为此，他选择了他们两位，既是满人又是汉人，既是包衣又是学者，拥有跨两种文化的知识和背景。在一个经济史家或者一个政治史家眼中，曹寅和李煦的时间大多花费在琐事上了；但是他们当时处理这些琐事，并非在经济或政治的背景之中有其目的。正是那些非常精确的细节使得皇上得到许多许多消息，他自己读到它们并且加以评议、判断。每石米两钱的浮动、省界上的一伙盗贼、病中的大学士、漕船离开扬州的时间——这些不是琐事，康熙自己明白拥有这些准确的信息是好的统治管理的一部分。因为两钱标志着令人满意的生活与受苦之间的差别，盗贼或许会举起明朝的旗帜，一位大学士知道许多事，漕船则是税收的关键部分。　　“只要皇上能找到他熟悉而信任的人，这里描述的体制就是有效而廉价的。曹寅可以完全信任，这是他的价值所在。”（P259） ----------------------------------－－---------------------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美]史景迁Mr. Jonathan D. Spence 1966年初版于美国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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