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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7 23: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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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需求结构。近十年“三驾马车”同比增速平均分别达20%、14%和21%,近两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95%和55%。在投资刺激政策退出和鼓励进口措施下,投资与净出口的持续高增长动力将减弱,目前已现端倪;消费启动则面临收入、社会保障、房价等一系列瓶颈。客观上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因此要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拉动型、出口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但这种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阵痛期。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中国转型的最大的突破口就是要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要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大发展。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这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四是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必须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变,“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视为有机整体,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的改革;不仅要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近两年投资高增长成为环境保护的最大杀手。目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耗要增长0.8到1个百分点,即使广泛采用清洁能源,这一数字也很难低于0.5。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客观上也会倒逼经济增速下降。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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