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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实际利率上升将深刻改变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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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4 12:28: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互联网用户进入低速增长的时代
不久前,360与腾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夺人眼球,但很少人关注到引发这种竞争背后的基本面因素。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增速从2007年的53%一路放缓到2010年的25%,而且预计未来三年将继续放缓至8.5%。到2012年底,中国网民的总量大约达到6亿,相对于6亿的市场规模,个位数的增长率,几乎变成自然增长,单靠新增网民数量不足以支撑互联网公司业绩如以前那样快速增长。在刚结束的互联网“黄金三年”中,互联网公司只要用户增长率超过市场平均水平,或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有所增长,经营收入和利润就能增长。但到了用户低增长的时代,一方面获取新增用户的成本大幅增加,一方面用户增长放缓,提高ARPU值遂成了保持业绩增速的不二法门。用户高增长的时代,互联网巨头们纷纷从各自专注的领域向外扩张,打造全服务模式,依靠原有优势每推出一项新服务,进入一块新领域,就能迅速扩大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结果原本在各自领域的领先公司,相互模仿,千人一面,不知不觉已经侵入对方的领域,形成恶性竞争。360的周鸿祎点出了与腾讯竞争的原因:“腾讯什么都是老大,那我还没有活路了?你现在弄我的安全领域,那我就开始玩狠的。”



民航业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填补上2008年的巨亏
据民航局官方网站近日发布的11月份民航全行业运营情况显示,在11月份的传统淡季,国内民航业实现利润总额15.5亿元,同比增加4.8%。如果将 1-10月份的利润数据计算在内,民航业全行业的利润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亿元,只要民航业在12月份不发生较大亏损,国内民航业盈利将首次超过300亿元,刷新民航业盈利纪录。这个数字相比2009年的122亿元,意味着将增长2.46倍。正是由于中国航空业的强劲增长态势,让国际航协不得不修改对全球航空业的盈利预测,三个月前国际航协还认为2010年全球航空业只能取得89亿美元的盈利,而如今,这一预测数字被调高至151亿美元。国际航协表示,亚太区航空公司的表现在全球仍最为出色,预计该地区航空公司今年将实现77亿美元的创纪录总利润,占全球航空业2010年总利润的一半。不过,国内民航业在 2008年因为参与燃油期货交易,导致全年巨亏282亿元,在经过近两年的复苏后,当初因巨亏导致的“窟窿”才刚刚被填补。



中国消费的源动力正加速转向二三线城市
中国的经济数据有时让人困惑。比如今年中国汽车销量创纪录,人们会以为上海———这个国家的传统魅力中心的消费肯定引领全国。上海当然做出了努力,看看世博会每天的人流就能知道。不过,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运行可不像卖门票和喊喊宣传口号这么简单。上海零售额今年前10个月较去年同期增长17.8%,相对于其他省级地区而言并不显著。事实上,京沪粤三地的零售额增长都没位居前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天津今年前10个月零售额增幅达19%,重庆为18.8%。增幅最高的是海南,达19.5%,紧跟其后的是浙江(19.4%)、安徽(19.2%)、江西(19.2%)。摩根大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说,企业高管都反映今年的消费增长主要是由二三线城市带动的。新开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城市多是廉价快捷酒店青睐之地,而非希尔顿和香格里拉的宝地,更与出口产业不沾边。不仅如此,就连奢侈品的代表——葡萄酒行业也正在转移视线。21日,欧洲第一大葡萄酒生产商——法国卡斯特兄弟股份有限公司(CASTEL FRERES SAS)从旗下众多的知名酒庄葡萄酒中,精选4款佳酿配以特色佳肴,在西安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味蕾盛宴。卡斯特兄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毕杜维先生表示, “进口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快,其主销市场早已跨出了上海、北京、广州等绝对前沿城市,像西安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近几年的销量增幅巨大,而且后劲很足,是我们今后几年内的战略重点市场。”在市场看来,二三线城市不但具备更广阔的市场,最重要的是开发成本低,有广阔的赢利空间。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土地价格是二三线中小型城市的5-7倍,店铺租金的价格更是高出中小型城市6-10倍。



大建高楼的中国很可能应验“劳伦斯诅咒”
随着国内摩天大楼的越建越多,各城市仍然没有放弃打造自己标志性地标的努力。近日,有报道称,一栋高606米的摩天大楼,将在武汉的长江之滨拔地而起。这栋高楼属于规划中的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由上海绿地集团打造。2010年12月8日,该项目在原武昌车辆厂旧址上正式动工新建。建成后,这栋斥资300亿元的庞然大物,将成为仅次于迪拜塔(828米)和上海中心大厦(632米),成为中国第二、全球第三高楼。让社会关注的还有,这栋高楼的造价达到300亿元,远远超过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约15亿美元)。作为首都的北京也不甘落于人后,据报道,未来“北京第一高楼”将落成在刚刚由中信集团以63亿元夺得的 CBD Z15地块上。根据最终公布的招标方案,建筑高度将可能达到500米,根据中信的设计方案,这座第一高楼将是中间收窄,逐步向底部和顶部放大的双曲线造型,这个地上118层的建筑被命名为“中国樽”。事实上,上述两大建筑只是国内大建高楼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高层建筑近10万幢,其中 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1154幢,目前已将世界十大高楼中的四席揽入怀中。不过,这股风潮也让人想起那个著名的“劳伦斯诅咒”。1999年,德意志银行的证券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对百年经济史研究后发现,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离经济衰退只有半步之遥。武汉的国际金融城被指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北京作为首都,“中国樽”这个“卫星”一放,将在国内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也会成为观察“劳伦斯诅咒”会否在中国应验的极好窗口。从时间上看,“十二五”期间就会见效。



未来全球实际利率的上升将深刻改变企业行为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利率一直在下滑。不过,麦肯锡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后一种观点,认为未来20年内,来自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需求将超过全球储蓄,进而实际利率将会上升。利率上升将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呢?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将面临新的压力,要求它们提高资本生产率,即单位资金的产出。现金流为正值的企业,如食品零售企业,在经营上将大有可为,但在业务扩张上将受到制约。此外,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将发生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短期债务显著增加的趋势必将逆转。频繁再融资所蕴含的风险,只有当债务成本持续下滑时才值得承受。事实上,企业将更普遍地面临以股本代替债务的压力。在储蓄短缺的形势下,企业将加倍努力和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缔结长期关系。这反过来可能会对公司治理产生有趣的影响。对银行而言,全球投资需求相对于储蓄持续上升的前景,意味着收益率曲线将呈陡峭走势。常规的零售和商业银行业务将因此变得更具吸引力,因为期限转换业务将更加有利可图。而任何要求资本的投资银行业务都将变得更不吃香,尤其是在利率上升和《巴塞尔III》资本要求的双重夹击之下,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将进一步陷入信贷紧缺的局面。



平台贷拨备新规对银行负面影响较大
对一再置银监会要求限制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警示不管不顾的商业银行终遭“秋后算账”。银监会最近要求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应按现金流覆盖比例划分的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平台贷款计算资本充足率的贷款风险权重,分别定为100%、140%、250%和300%。国信证券认为,新规将给银行带来较高的不良体现和拨备压力,平台贷款符合不良贷款的条件将会迅速体现,而不像普通贷款五级分类那样,不良贷款需要经过一定的主观性判断和时间延迟才会体现,这将迫使银行尽快地去补足担保和抵质押品来规避。与此同时,风险权重大幅提高,也会带来相应的充足率下降,根据对全国平台贷款总额7.5万亿-9万亿的估算,新规总体将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会影响上市银行贷款规模0.8万亿-1万亿左右。假设平台贷款中现金流+抵质押覆盖率不足 120%的比重为18%,并假设这部分贷款边际拨备覆盖率为40%,上市银行需对该类贷款加提的拨备规模大约在3000亿-4000亿,对税后利润的静态影响幅度为2010全年净利润的近一半(40%-48%)



靠中小企业养活国企的“战略”仍然极有生命力
无论是从“保民生”还是“保就业”考虑,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都是不容忽略的题中要义。近日,民建中央发布的专题调研报告《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转型与创新的调查与建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目前平均寿命仅3.7年,其中八成以上是家族企业。该项报告指出,与上述相比,目前欧洲和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12.5年、美国企业8.2年、德国500家优秀中小企业有1/4都存活了100年以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室主任罗仲伟认为,“企业有生有死,在市场经济中是很正常的。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寿命依然偏短。从其自身看,优秀的企业家队伍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同时,当前复杂的时代背景也令企业压力重重,比如融资难、准入门槛高、创新升级压力大等。此外,企业税费偏重也影响了其发展空间。”据全国税收资料统计,仅2008年,中小企业缴纳流转税 15003亿元,在流转税中所占比重达到86%;缴纳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所占比重为76%。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看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有功能的不同:大企业增加GDP和税收显著,可以强国和强财政;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最大作用则是增加就业,是充分吸收劳动力的主力军,让更多的劳动者能获得收入,是富民。但目前,高额的负担挤压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影响了就业岗位的扩大。对此,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严厉指出,如果说中国有经济发展战略的话,那么也是一种以中小企业为代价养活国有大企业的战略!而且这种战略已经推行了5年以上,还看不出结束。



制度因素是中国物价飞涨的重要推动力量
最近国内物价飞涨,食品价格大有“超英赶美”之势。浙江杭州有网民日前与美国波士顿的朋友联手,分别到当地大型超市做物价调查,发现总体物价杭州竟然贵过波士顿,其中牛奶、鸡蛋、肉类更贵逾一倍。调查显示,杭州牛腩价格每斤45元,是波士顿的两倍;杭州一打鸡蛋售16.9元,是波士顿的两倍多;杭州1公升全脂牛奶的价格为11.5元,几乎是波士顿的三倍。而两地蔬果类价格各有高低,大米、豆腐、青菜等食品则是杭州较便宜。另外,杭州两款汽油及柴油价格均略高于波士顿。需要指出的是,据杭州市统计,杭州去年人均收入为26864元人民币,而波士顿去年人均收入约合214000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外,无孔不入的腐败也是推升中国物价的重要推手。众多商家和学者认为,中国商家在营商过程中不时遭到部分滥权职能部门的吃拿卡要,他们要花巨款去请客送礼,打通关系。这些“公关费用”都算进生产成本里,令国内商品价格水涨船高,老百姓则成为最终受害者,被迫承受高价商品。缺乏完善的司法保护以及诚信制度也是中国物价高企成本之一。此外,还有中国运输关卡重重,交警罚款太多直接推高了运输成本;中国楼价连续多年飙升,带动商铺租金倍升,增加经营成本等。



(本文内容来自安邦咨询评论,仅用于学习,任何人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违者责任自负)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180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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