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跨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自传

此情可待

第八章　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星期一）到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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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捧了！如果他套利一周赚一千万美元，那一年就能赚大约五亿美元，你明白吗？那家伙真是聪明的套利专家！”

　　　　　　　　　　　　　　　　　　　　　　　　　　——迈克·吉利安

　　一九九五年二月

　　我觉得吃惊，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行为。伦敦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在编造帐目。布伦达·格伦哥、托尼·霍斯、托尼·拉尔顿都知道每天要求现金是错误的，但他们仍旧支付了这些钱。
　　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也知道和SLK进行场外交易就像从新加坡往伦敦鱼市场送烂鱼一样糟。西蒙·琼斯也知道我伪造了查帐记录，他也知道我擅自进行场外交易，在新加坡，琼斯和巴克斯就在我办公室十楼之上，他们知道，假如五千万资金仅是因为我同意便转离新加坡办公室，一定是出了差错，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我的签字在任何支票本上都无效，更不用说支配那么多的钱了。此外，在东京，假如费南多真正仔细分析了我的所做所为，他也应看出这是不可能的事。
　　迈克·吉利安以为我是个聪明的套利者，根据是我在二月的第一周赚了一千万美元的利润。他梦想假如我接着做，一年会赚五亿美元，大约是五亿二千万美元的盈利。整个巴林集团一年也才赚两亿英镑，但是，其中一半的资金又得做为红利分出去。
　　“假如尼克做那笔交易便换了这么多钱，我们真该关闭银行其他部门。”他说，“我们赚的钱只不过应付得了一般性开支罢了。”
　　我动用资金的数目远非一般情况，但仍没有人阻止我。虽然伦敦的巴林公司讨论了可能发生的事态，但他们仍旧任其发展。他们也许对我失去了信心，决定派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来检查资金状况，但在新加坡，我的形象仍处于最佳状态，从伦敦到新加坡，巴林银行所有人都在敷衍了事。二月份是分红的日期，我们等待的却只是一个弥天大谎。

　　二月六日，星期一

　　我向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建议，让他们看一看当天的集资要求，因为SIMEX正查询这方面的情况。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应该会花掉他们几小时的时间。我则匆匆穿过广场向SIMEX奔去，又在一个小店买了瓶橘子汁，交易刚开始我便溜进去了。我现在只能减少损失了。再过几小时他们就要查看所有部位的报表了，其中有八八八八八帐户及其数百次交易、令人咋舌的营业状况和巨大的损失。游戏就要玩完了，我觉得很快会有人来找我。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到午餐休息时间了，我开始深呼吸，觉得他们可能马上就会查出破绽来。
　　市场是十分坚挺的。开盘升了一百一十点后就一直保持不变。在上周的最后三天里，我已把交易加至三月份的三万份合同，我突然觉得有了转机。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了：我将重获失去的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而不被西蒙·琼斯、詹姆士·巴克斯、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和查帐人员发觉，而且我还可以赚回好多钱。下午，我完成了一千一百股交易，资金一天增加一千五百万英镑。虽然亏损仍有两亿多英镑，但我觉得市场在好转。它吸收了神户地震效应，目前有些显低。它从一万八千点反弹至一万八千五百点，现在肯定会稳住的。
　　假如市场处于一万九千点附近，我去年为获取现金佣金而卖出的特权会给我赚一笔钱。三月份的合同临近了，我得买进或卖出期货以促使朝着我所需要的状况变化。为了能影响市场，人们不得不进行大量交易。我开始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我先在网球场上动脑筋。为了让托尼·拉尔顿不再追查此事，我安排了一次四人双打此赛。除了托尼和我，还有楼上西蒙·琼斯和尤基·马拉斯。比赛是在下午进行的。
　　“托尼，打得好！”
　　“四十比三十了！”
　　“要避开网前的托尼。”西蒙责备尤基。
　　“准备好了吗？”
　　我并不关心谁输谁赢，只是一心想让托尼和西蒙待在办公室外边，时间越长越好。他们在球场上对我没什么威胁。时间已是下午五点了，他们可能也看完了巴林交易记录。
　　网球在我拍子上方一晃而过，我对西蒙说道：“好球，发得好！”
　　托尼安慰我说：“拍子弹性不好。”
　　西蒙叫道：“打偏了，四比一。你发球，尼克。”
　　我把球在地上拍了几下又抛起来发。但我不知道它会跑到哪里。两次发球失误之后，我发现托尼急切地想教我怎么发好球。后来，我用球拍一侧猛击了一下球，打中了西蒙的后线。
　　“得分了！”托尼在网边大叫。
　　“正好出线！”西蒙纠正他的错误。
　　“我认为没出线！”托尼坚持自己的看法。
　　“确定出了。”西蒙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让我接着发球。
　　“再发一次，”尤基提醒我，
　　我便又发了一次球，但又失误了，比分是零比四十。我准备最后一次发球时，看见托尼全神贯注地盯着网子，挺紧张，准备随时截击，看来他要拼力赢一分。他要打一个漂亮球向西蒙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网球手。我觉得他要冲上去拦击，果然他这么做了，但尤基把球抽在了无人防守的边线上，托尼被调在球场中央束手无策地停在那儿。
　　“你的球，尼克！”托尼大叫道。
　　我见球击中了网边，便说：“恐怕我是挡不住这个球。”
　　托尼说：“你没看见我的信号吗？我像职业选手一样用手在背后比画。来吧，一比五了。我们要再得一分。”
　　我们没成功，在第二盘中一局也没赢。我并不在乎这些，便承担了所有责任。我看得出尤基和托尼想单打，他俩互不服气，而且技术也都不错。不出所料，我们坐在俱乐部里喝“虎”牌啤酒时，托尼探身说：“想来个单打吗，尤基？”
　　“今天不行了，明天再来吧？”
　　他们又看了看西蒙和我，也许担心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我举起手说：“别担心，我也正想看一看你们的精采表演呢。”
　　西蒙说：“网球我打不好，它需要人反应快。”
　　我们几个又要了几杯啤酒，时间便悄然逝去了。八八八八八帐目也变化，我又能拖延一天时间了。喝完啤酒，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发现一架飞机正在起飞，它要逃入蓝天之中，假如我也想这样，那就得冷静地打算一下了。
　　下午六点半我才返回办公室。情况还好：托尼·拉尔顿返回饭店了，托尼·霍斯不知去向。尼莎一直留在这里。最令我担心的是拉尔顿的桌子邻近我的桌子，万一我不小心他就有可能听到有关八八八八八帐号的事，姑娘们也会无意谈到这件事。
　　尼莎问我：“玩的开心吗？”
　　“还可以，托尼和我输给了西蒙·琼斯和尤基，西蒙挺高兴。”
　　“托尼·拉尔顿够得上郡级水准吗？”
　　我说：“他的确打得不错，在一些郡中算得上是高水准了。”
　　尼莎送给我一张平衡单的余额单说：“布伦达和玛丽都来过电话，纽约道琼营业处那儿打来过电话。”
　　我接过条子问她：“要走吗？”
　　“是的，除非还有其他事。”
　　“没事了，我也再打几个电话，一会儿走。”
　　尼莎走后，我返回办公桌又打开了抽屉，整理那些单据。
　　我又看见那些碎纸和胶水，都是我曾用来伪造罗恩·贝克尔和理查德·霍根的签字时用过的。我不能相信自己竟然干了这些事，我看着上周四的罪证，那天是中国人新年的最后一天，市场平静，人们还未正式工作，我便从公寓里发出那些信的传真。我咬着指甲，想起来库珀斯周五已查过帐了，这简直顺利的令人难以置信。这太简单了，有些不真实了。
　　我用自己的剪刀、一瓶胶水和传真机就创造出五千万英镑。而世界级的查帐专家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竟也通过了这些数字。巴林银行，这个世界级商业银行被挖走了五千万英镑。
　　我不清楚过去的一年中巴林银行赚了多少钱？但确定不会超过两亿英镑。大家正在讨论一亿英镑的红利，彼得·巴林也在等着一百万英镑的款子做为退休礼物。两百多年来，第一位非巴林家族人士将成为巴林银行董事长。而我在新加坡一幢大楼的十四楼上，一张办公桌旁边，把这笔钱减少了四分之一，五千万。
　　电话铃响了。会是谁呢？是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詹姆士·巴克斯？我的思绪正快速地转动着，会不会是彼得·诺里斯呢？
　　“喂？”
　　结果是纽约道琼营业处一份金融报纸的记者，他报导市场的范围涉及亚洲地区。
　　他说：“我想打听一下你在三月期货市场上那个大部位的情况。”
　　“噢，什么事？”“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呀！”
　　我推诿道：“我不知道客户要干什么？”我真希望自己尽力掩盖的是个假部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以为市场会保持如今的涨势吗？”
　　这可是个好消息。我差点儿忘了今天市场的涨幅。我把话题转向自己，粗略扫了一眼那些数字。今天上涨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看来市场正在转好。
　　我说：“市场看起来不错，每个人都有机会调整一下以适应那场地震带来的影响。”
　　“除了记录在案的生意外你还替谁在交易呢？”
　　我回答：“这事当然不能告诉你了。问题就这些吗？我得走了。”
　　后来便互道了再见。
　　我惊恐地放下电话，觉得这个记者开始识破我的计划了。
　　也许东京的这位记者能做出一些新加坡、东京或伦敦的任何一位巴林人士都办不到的事：把诸方面情况综合一下，分析出我在大皈买进情况，计算出这些套利在SIMEX进行数额太大，它没有这么大容量。这好比把一个三安培的灯直接联到高压线上——它会爆炸，会四分五裂。
　　自从一九九二年以来，我一直隐瞒这些数字。布伦达·格伦哥、托尼·拉尔顿、托尼·霍斯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也知道他们对我的融资要求十分不满。他们是财政小组的成员，对此十分得意。但是值得我庆幸的是，他们被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甚至彼得·诺里斯阻挡着，没再深入调查。彼得相信了罗恩的话，以为我是赚钱机器。我无意中竟使双方对立起来，而自己则开脱了。
　　东京方面业务更加顺利，这是因为迈克·吉利安和费南多过份专注于自己的交易以至于从未检查过我的交易记录。
　　当我告诉他们我已投资下套时，他们相信了我。他们只看到我把日本大皈的购进又移回了新加坡，对此也没多想，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监督者，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我的合作伙伴。
　　至于新加坡这边，交易人知道我在替他们隐瞒情况，也知道我在错误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上做手脚，但他们从未想过这些错误行为的后果，也不对我表示谢意。这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他们会获得保释，我们有一种伟大的集体精神，大家都赚钱，分得红利，他们正过着自己理想的生活。办公室里的职员们也从未意识到我正在利用八八八八八帐号做着一些荒唐事——虽然我还让她们做了那些收支平衡记录表，尤其是那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但是我还得重申一次，她们也没有责任打听我究竟在干什么。我是老板，指挥他们。
　　至于西蒙·琼斯，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像罗恩·贝克尔一样，他努力地相信我能赚到钱，因为这有助于他的声誉，也可以使他正在增加的权力得到巩固。但是，和詹姆士·巴克斯一样，他想使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从伦敦方面的控制中独立出来。他操纵着舵桨，他不能让任何人处于他的地位之上。这也是他让我摆脱查帐人员，并伪造查帐记录的原因。
　　我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又把它剪下来。我写下每天和我说过话的人——有布伦达·格伦哥、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费南多、乔治·塞欧、林达、西蒙·琼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努力使自己相信我真能赚钱。他们也想从我这里获得好处，并且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施加压力去创造利润。
　　在巴林人士名字的圈外，我又写下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及几家报纸的名称。他们本不应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会成功。实际上，他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的交易并识破它。我划掉了库珀斯，这是因为他被一个粗制的假传真骗了，那份传真上印有“尼克和丽莎”，是我从公寓里发出去的。现在他们全回去了，他们轻率地以为，既然花旗银行的文件表明有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资金流动，那就证明巴林银行财富又增加了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虽然这只是从巴林银行的一个帐户转入另一个帐户。
　　那些报纸又是一种格调，我正当红，市场走势好，我赚了很多钱。但我真不明白怎么会像骗别人一样骗过众多报纸，这一点艰难让我理解。
　　电话又响了。我很快地盘算着会是谁打来的电话，拿起了话筒——是玛丽·华尔兹。
　　“喂，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有一些麻烦。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刚来这儿，他们正在核对数目。”
　　“我挺同情你，”很显然，她并不在乎那几个人，他们太老了，根本不能和她雷厉风行的方式相比，“现在，罗恩和我很担心你交易的部位。它牵扯的资金太大了。布伦达告诉我巴林公司正在向日本借钱再给你转过去。人们开始议论这件事了。”
　　我说：“我将尽力做好。”
　　“尼克，罗恩也认为你得加倍努力了，时间不要拖的太久，这样更好一些。”
　　“好吧，玛丽。”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再去做场外交易（OTC）了，上次的事余波未平。”
　　“好吧，玛丽。”
　　“明天再和你联系。”
　　我放下电话。每次和玛丽谈话都差不多。她总要给我一些强硬的指示，我却总岔开话题，最后答应明天再接着谈。市场已经如此了，我不得不买时间。一天赚一千五百万英镑，十天就可以赚一亿五千万英镑了。到那时我就有可能摆脱困境了。
　　电话铃又响了，我这次得放松，玛丽已经被我应付过去了。这次是丽莎：“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结束了，”
　　“晚饭想吃什么？墨西哥菜还是自己炒菜？”
　　“我们就自己做菜吧！”
　　“好吧，我买了一些鸭肉、柠檬菜，还有一些可可奶。今天怎么样？”
　　“我想早些回家。”
　　“一会儿见，亲爱的。”
　　“我爱你。”她挂断电话时我又补充了一句。
　　我看了看那张纸上列出的被我骗过的人的名字。拿起来揉了一下扔进垃圾桶。还有丽莎她的名字没写上去。我爱她，愿意为她而死，但我不能告诉她真相。我们没有重提在爱尔兰时的争执。她一定纳闷我为何在家很安静，我为何这么胖而且指甲被咬得参差不齐。但她仍然照顾我，尽最大努力帮助我。
　　上帝呀，我肯定是个烦人的丈夫——又胖又没指甲。但她爱我——我却向她撒谎。任何有关我工作的话都是谎言。我不能告诉她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想让托尼·拉尔顿无法查出我秘密损失的钱数。我仍然装着很开心，装着工作要持续到春天。
　　但是，看起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不太妙。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拿起话筒。也许是罗恩。难道是他发现了有人伪造他的签名？
　　“尼克，你好吗？”听起来他挺客气的。
　　“有些麻烦，正在休息。”
　　“我不想谈OTC了，我想这事该过去了。我是要告诉你彼得·诺里斯和我同意你分一些红利。”
　　“有些什么不对头吗？”我尽量显得满怀期望，但我的心情沉重了许多。假如我无法挽回那些损失，则不能分得红利，反而得辞职。
　　“四十五万英镑。”罗恩说。
　　“太好了。”我说，“多谢，罗恩。”
　　又是一阵沉默。
　　罗恩接着说：“你现在一定要降低交易部位，目前你的资金要求太大，伦敦的老家伙们还在担心这事。”
　　“我将尽力而为，罗恩，市场也很紧。”
　　“你得想些别的办法。如果必要就削减其中一些份额。”
　　“明白了。”
　　“好吧，我会让你接着干下去。二月二十四日是分红日。”
　　“再见，罗恩。”
　　我离开办公室，恍恍惚惚地回了家。甚至丽莎在门口拥抱我、柠檬菜及可可奶的味道也没让我清醒。我并不因为分红而高兴，却害怕它的到来。二月二十四日分红，这意味着我剩下三周时间了。
　　二月七日，星期二至二月十二日，星期日我的日经期货量很大，JGB期货处于短头状态。我的资金特权已没钱用了，指数仿佛是极不乐意离开一万八千五百点。我完全忘记了其他客户，也忘了要从布伦达那里转帐资金的申请，只是一心一意关注着市常昨天我赚了一千五百万英镑，今天我还要赚这么多，乔治和马士兰已在大厅等我了。周围逐渐安静了下来，交易就要开始了。大贩那边已经安静地开盘了，SIMEX也想领先一步，铃声一响，开盘了。我点燃了一根烟，还没决定让乔治买进多少便抽完了半根烟。
　　“在五百一十上买进五百股。”
　　他很快买了五百股并示意已经填好了单子。但这并非好消息，市场连眼都不眨便吸收了这些买进，没有任何变化，仍停留在一万八千五百一十点上。
　　力塞尔拿起了几张客户订单，我离开那个期货厅，发现丹尼在JGB的摊位前。
　　“有什么行动？”
　　“不错，量很高，交易范围紧，势必会下滑。打个赌吧？”
　　我冲他笑了笑，摇了摇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赌注。
　　JGB市场在一○八·五○和一○八·七五之间摆动。
　　JGB期货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期货合同之一。在SIMEX、JGB合同一个点的价值达五千日元（五十美元），而日经期货合同一个点只有二千五百日元（二十五美元）。如果指数从一○八·五○升至一○八·六○，那每份合同增值达五百美元。
　　我已经卖空了一万JGB合同，我的市场走势变化取决于指数上每一点的变化，每个点变化都会决定我输赢五百万美元的差别。指数在一天交易中上下移动四十点左右，也就是意味着我注视着两千万镑的起伏。JGB期货市场和日经期货一样需要相同的资金机制，但我更喜欢前者，因为它的流动性比后者更大。我在日经期货中部位太大，因此十分突出。市场开始对我的购进打折扣了，开始脱手这些合同，他们觉得我很快就得放开这些合同了，所以他们不想和我一起悬浮起来。
　　“我是JGB卖家，”我告诉丹尼，“我觉得大地震之后人们会更看好日经期货合同。”
　　“谁知道呢，”丹尼随口说，“也许你说得对，”我真想冲着他大喊，并坚持认为自己说得对。这是一套理论它应该有用。JGB看起来很贵，日经显得挺便宜。JGB应当下跌而日经应当上升。我拒绝承认我是在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救。
　　那天我又卖空了另外许多JGB期货合同，而市场仍旧纹路不动。下午两点一刻铃声鸣起指示盘。那时我筋疲力荆情况照旧，我的部位没有变化，市场也没什么反应。
　　我和丹尼一起休息时。我说：“我想吃一些小饼干，再要一壶咖啡。”
　　“今天过得如何？”他问我。
　　“没什么可说的。”
　　“足球又有什么消息吗？”
　　“老天知道，我几乎没时间看。”
　　那天午饭我挺让丹尼扫兴，但假如他和丽莎比较一下我的样子，他们会发现我是在隐瞒一些事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再做交易赚回那些损失的钱了。
　　在此后的三天里，我决定把交易量加倍。在星期三、四、五（二月十日），我又卖空了另外一万股JGB合同，使其总数量增至二万股。另外又买进了二万五千股日经期货合同，使其份额增至五万五千。这样的大数量是sIMEX交易史上前所未有的。所有交易都流入八八八八八帐号，我在支撑着下跌的日经市场，出售上升的JGB期货。我隐瞒八八八八八帐号上的交易，不让办公室其他人知道，我整个下午都在“费欧雷”喝咖啡、吃东西，也不给别人回电话。但筹资是隐瞒不住的，我给布伦达打电话，要求一天动用四千五百万美元，到二月十日（星期五）为止，我已经手了一亿美元的金额，另外还要三千万英镑、四千五百万美元。
　　“四千五百万？”她重复了一遍。
　　“对，SIMEX要求我们提前支付追加保证金通知，以支持所有客户的部位。市场变化太快，他们担心市场的稳定性。”我支支吾吾地说，“因此他们计算出我们的客户需要拿出四千五百万美元保证金。当然了，市场平稳后如期归还。”
　　“这么说这是个万不得已的救急措施了？”
　　“可以这么说。”我说，“但他们认为这是通行惯例。”
　　“其他人是不是都很不满呢？”
　　“不，大家一致认为要凑齐资金。”
　　“好吧，尼克，把申请寄过来，我让人把这事办妥。”
　　“多谢了，布伦达。”
　　刚放下电话，它又响了。我猜是玛丽·华尔兹，果真是她。
　　“你又申请筹资了？四千五百万美元？”
　　“我和布伦达解释过了，这是一个预付保证金的要求，你记不记得SIMEX在中国人过年前的那个月初也有过这样的要求呢？”
　　“记得。”她回答。
　　“那就好，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情况，这只是一个可收性平衡表，不会影响利润。”
　　“好吧。”听起来她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但是数量越来越大，这个星期你已经把一亿英镑转帐入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我正努力降低份额，这么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的确是这样，但你还得努力。”
　　我购入份额并未躲过新闻界的注意，《日本经济新闻报》报纸的记者问我：“这件事你可否解释一下呢？”
　　“这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交易量大一些。”我回答。
　　“规模是很大，我是说巴林银行目前所处于的市场中，你们代表了大约五万个三月份的合同。”记者接着说。
　　“我们对此挺满意。”我一边回答一边打发他走。
　　罗恩·贝克尔却一点儿也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套利计划，但别人在议论这事。尼克，真他妈的糟，巴塞尔的国际仲裁银行来电话询问巴林银行是否有能力支付保证金。这件事对我们的形象可不好呀。”
　　“我会减少份额，托尼·拉尔顿也在这儿，他正与花旗银行谈有关信用证的事，也在和sIMEX谈资金运作情况。”我回答他。
　　“好吧，先谈到这儿，我知道彼得·诺里斯下星期想和你谈谈。”他又对我说。
　　奇怪的是，虽然大家都明白资金数目很大，但他们对此反而不如以前数目小时担心了。说这事怪，还因为从二月中旬以来我吸收了五亿多英镑筹资，而已林银行全部的股份资金底额也只有四亿七千万英镑。

此情可待

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讨厌星期一。周末使我从交易所的煎熬和对办公室秘密被揭穿的担心中暂时放松一下，它给了我两天安静的日子，办公室里没人，也没人拿起平衡单或给SIMEX的保证金单问我损失的款额到哪里去了。SIMEX也关了门，所以也不再给我保证金通知单了，我也不用再向布伦达要筹措资金。我可以和丽莎待在家里，或者划船去附近的小岛上看看，也可以去逛逛商店、买卷录影带。周末，我们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对夫妇，我们谈家常事、讨论去哪里吃饭、该买什么东西。星期天晚上我才又意识到得开始上班了，星期一是新一周的开始，我已经不再考虑什么时候会被抓住或怎么样逃跑了，我开始得过且过了。
　　市场收盘后，我返回办公室看了看交易记录。托尼·拉尔顿也在桌边看文件，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早些回到网球上去，因为他在那里唯一对我的威胁是高空后线抽球。他的电话响了，他便把听筒贴近耳朵，又看了我一眼，好像不想让我听到什么。见我在看他，他便笑了笑，用手示意过去要和我说话。
　　我强作笑脸，点点头走了过去。
　　他放下电话，慢慢地说：“尼克，西蒙给了我一封信，是SIMEX寄来的，”他冲我晃了一下信，“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明白他的意思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看着他手里SIMEX的来信，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感谢上帝，他自己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同情地说：“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封信。”他递过信。这是一月十一日的信，没什么意义，我已和西蒙谈过这封信了，并给予了答复，是过去的事了。但白纸黑字写的八八八八八帐号却让我心里不安，我担心事情要败露了。即便是托尼·拉尔顿也不能让这样的信搁置起来。他应向托尼·霍斯汇报，托尼·霍斯再向伦敦的信贷委员会汇报此事，我极力回避的事要发生了。
　　说话时，我尽量用柔和的声调，显得放松而又满不在乎：“哦，这事我们办妥了。”
　　“这个帐号是怎么回事？八……八……八……八……八……。”
　　长期以来，我一直用“五八”指这个帐号，听他这么一说，我迟疑了一下才明白过来，马上就又有了回复的话。我意识到他只是在提一个问题，而不是指责我诈欺或和我争执。假如他是在发问，那他是得不到答案的。
　　我轻松地回答：“这是我们用于巩固的帐户，就像我们另你们所做的全额帐户汇报一样。”这都是瞎话，他不可能听懂。
　　我把手放在桌下，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的腿，才不致于为自己的愚蠢笑出声。我的解释根本不合理，但在当时脑中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解释。我绞尽脑汁使自己把住谈话上锋，以使他不再提出其他问题。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拿着这个干什么呢？”而他的嘴一开一合像一条金鱼。
　　他温和地解释道：“西蒙让我看一下，然后按照SIMEX的要求重新列一下这些数据表。”
　　我随手把信放在桌上，搁在他拿不到的地方。即使他想看也得让我递过去，我说：“别担心，这件事办好了。SIMEX对此很满意，对不起，我从没和西蒙说过信件事。”
　　托尼松了一口气说：“真的？”
　　“我会给西蒙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办妥了，现在，还要做其他什么事呢？你查看一下那个自动订购系统了吗？”这件事根本不重要，我那么问他也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而已。
　　“看过了，”他警惕地回答，“我一会儿再去看，不过今天我一直在考虑sIMEX的这封信。”
　　我又用力掐了自己一下。托尼一天都在琢磨这封信。他已经知道他不能批准伦敦拨给我的资金，他明白平衡单有差错，那封信也提到了一个新帐号八八八八八，对于帐号没有解释，它交易额很大，吸收了几百万美元。但他还不明白这些事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他正看着我错误的根源。我对他点点头示意谈话结束了，事情也告一段落，他便起身回到自己的桌边。我把SIMEX的来信放进抽屉，不让他觉得可以轻易拿走它。我知道他不敢再去向西蒙要一份复印件。他吓坏了，我又拿起电话打给西蒙：“西蒙？我是尼克，托尼和我刚刚一起看了一下那封SIMEX来信，这件事情已经办妥了。”
　　“但是sIMEX那边怎么办？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挺放心的，我今天和他们说过这件事了。”我回答。
　　“好吧，再见。”说完，西蒙便挂上了电话。
　　没等我的电话再响，我便给史蒂弗打电话，约他去打拳击。我起身出门，像是要去小便的样子。后来又溜向电梯，按动了下降纽，一步跨电梯，庆幸自己又混过了一天。
　　二月十六日是星期四，彼得·诺里斯（巴林银行总执行官）途经新加坡时给我打电话：“尼克，我正在娄岗的老办公室里，你能过来吗？”
　　“当然了，我马上去找你。”
　　我推开椅子走向电梯，不知道自己正步入怎样的处境。也许他们发现了一切，因此诺里斯来这儿解雇我；也许他要出示那个人八八八八帐号并要我对此加以解释；也许他对平衡单有质疑；也许罗恩的假备忘录会在那里出现，他会让罗恩在电话里叫我解释这些；也许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给他打过电话，也许是西蒙·琼斯给花旗银行打电话询问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事并被告知这些钱根本不存在。
　　我走出电梯，经过那些闪闪发光的奖牌，那都是巴林银行新加坡分公司荣获的。我去一家小店里要了一杯水喝，没喝完便跑到一个洗手间里呕吐了起来。我腹中空空——像往常一样，我早上只匆匆喝了一杯橘子汁。吐过之后，我强忍住喉中的东西，洗了一把脸又漱了漱口，抬头看见了镜中的自己。
　　我对自己说：“看上去太糟了，尼克。”
　　我又答道：“本来就感觉很糟。”
　　我几乎不认识镜中的那张脸了：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额头也在冒汗。我盯着自己的双眼心里却纳闷儿这怎么会是我呢。这不是我：不是那个深爱丽莎并于一个多风的春日在一个诺尔曼石教堂里与她结婚的尼克。当时她头披婚纱，清香四溢，教堂外人们正在欢笑嬉闹。我已不是那个带着丽莎去威尼斯度蜜月对她百般呵护的尼克，也不是那个年轻气盛并被委以重任建立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办公室的尼克，我也不再是那个有能力使这个办公室成为财源的尼克了。我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我整个人都替换了——只需要用勺子轻轻碰我一下，我便会马上惊叫并把秘密全抖落出来。
　　我试图笑笑，但觉得皮肤紧绷，快干裂了，嘴唇也不舒服。
　　我看起来像在大叫。我走进厨房喝了一口水，又沿着走廊走去，走过了那个研究部，这样可以避开西蒙·琼斯和詹姆士·巴克斯，他们都在这栋大楼的那边办公。
　　西奥岗是研究部主任，她的办公室玻璃墙正对着研究部。
　　我敲了敲门，彼得·诺里斯示意我进去，他正在打电话。我走进屋里，强装笑脸表示欢迎。他招呼我坐下，又放下电话。
　　“你好，尼克，我想再打个电话，你不介意吧？”他对我说。
　　“没关系”我说。我当然不介意，坐在那儿一小时听他打电话我也乐意。和他谈话或让他看着我说话让我有一种呈现原形的感觉。我也意识到，假如他正在给伦敦打电话，那就意味他也没什么大事要和我谈，我便坐在一旁等着他。二十分钟之后他才放下电话。其间，他一直扭头看着我，并向我示意马上就说完了，还表示他很反感那个打电话的人，我才是他要见的人，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心里说，说下去吧，别停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又熬过一个小时了，但他最终还是放下了电话。
　　他对我说：“真对不起，尼克，你最近怎么样？”
　　还没容得我回话，他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又是五分钟的谈话，好极了！我看了看手表。见我这么做，他便放下电话说：“我知道你挺忙，不过我只想打听一下市场的近况。”
　　我回答：“一直停留在一万八千与一万八千三百点之间，略有波动，但大地震之后很快平稳了。”
　　“真有意思，这些风波怎么会这么快就过去呢？当时八七年十月经济大崩溃的损失在年底之前全都恢复了。”
　　我等着他往下说，自己却没开口。假如他的问题就这么多，那简直太好了，令人有些不敢相信。
　　“你负责的那些部位怎么样？还满意吗？”
　　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诉他我刚在洗手间呕吐的经历，当时我嘴里仍残留着几丝苦涩。我担心自己会马上就瘫在地毯上告诉他不管刚才的话有多要紧都不及我的事重要。但我没那么做，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是放心了。大多数合同是三月份的，因此如果在现在的市场上卖不出去，我就到期再办吧。”
　　“很好，听起来不错，筹资的事让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
　　彼得·诺里斯说。
　　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我便等了一会儿。
　　彼得对着话筒说：“稍等一下，”他捂上话筒转身说：“你现在该走了吧，咱们回头再谈。你今天晚上有空吧？”
　　他想请我去马球俱乐部吃晚饭。本来西蒙·琼斯没请我去还有些让我生气，但想到那是个十分乏味的夜晚，我便有些高兴了。
　　我起身朝他点了点头，说：“好吧，再见。”
　　“好吧。”他说。
　　我回到电梯里，很高兴地按下了十四楼的指示键。返回办公室，我看了一下贴在电脑荧幕上的3M黄色留言单：还是些旧名字，布伦达·格伦哥、玛丽，华尔兹、费南多、丽莎。
　　我问尼莎：“sIMEX要求追加保证金的数目是多少？”
　　“四千八百万美元。”
　　“你能用五十比五十的分类帐把这个数目传真给布伦达吗？”
　　“没问题。”
　　“对了，按六十比四十分类帐做吧，昨天已经做过五十比五十的帐了。”
　　“可以。”尼莎转身去电脑那边输入现金汇划申请单。
　　“另外，你可以给玛丽·华尔兹和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和彼得。诺里斯在一起吗？”我又对她说。
　　我打电话给丽莎，告诉她我晚上要赴宴去，而且和史蒂弗也安排好了活动。我告诉他我随后去接她。在这一阵飞快忙碌中，我觉得头晕，也没给布伦达和玛丽回电话，逞自离开了办公室，想让大家知道我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一起，这样她们会觉得一切正常，因为彼得是最好的证据了。
　　我一拳击中他的脸部一砰！托尼·拉尔顿倒下去了，他的头像甜瓜一样裂开了缝；接着是罗恩。贝克尔——脚踢拳打，砰！又死了；彼得·诺里斯，砰！砰！他跟踉跄跄靠在绳围上，鼻梁断裂，血顺着绿色领带往下淌；往下是托尼·霍斯——砰！我一下结束了他；西蒙，琼斯——打、打、打、踢、踢、踢、左、右、上、下，他的下额被打歪了，牙齿像珠子般抖落在地，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我止住了手脚，喘着粗气，浑身是汗。沙袋在我面前旋转不止，令我目眩，我胸口一起一伏。还有一群人要对付，他们把我挤出了市场，是混帐东西。那一大帮中国人，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红前克。我冲向他们左右出击，还用上了双脚，拼命地踢沙袋下端。我的头在旋转，停下来绝望地喘着气，汗水刺得双眼发痛。但沙袋丝毫无损，仍然光滑平整，缓缓地转动，等着进攻。我绝望了，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沙袋无动于衷，任凭人们再次来发泄，它毫不介意，可以接受一切。拳击的人们来了又去了，它仍旧挂在那儿，圆鼓鼓的，充满诱惑。我对它构不成任何伤害，却只能毁了自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我驱车驶去，途经詹姆斯士·克斯盖在路边的家，那是一幢很大的别墅。我心里极不情愿去吃这顿晚饭。早在别人议论赴宴人时我便知道此事，当时没请我去，觉得受了冷落但心里又挺高兴的。但我成了最后一个受邀的客人，心里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没人理会我，另一方面因为又得浪费许多时间，开销还得记入巴林银行帐户，我转入托马斯大道，穿过新加坡马球俱乐部大门。这是本地最奢华的一家俱乐部——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一套的话。很显然，我到的最晚，里边早已停靠了一长排很豪华的小汽车，包括积架车和宾士车。
　　我在最末端停车，心里想，这些车一生就是在新加坡的公路上吞噬汽油。
　　我沿着台阶上行，闻到一股味道，那是玩马球用的小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它们正待在旁边的马厩里。我加入到巴林银行的一伙客人中，站在吧台旁边。一群彼得·诺里斯的崇拜者正围着他听他说笑话，他们点头哈腰，并随声附合着，彼得高谈阔论亚洲形势及世界动态；另外还有一群人围着詹姆士·巴克斯谈话。大厅里满是巴林银行在各地有头有脸的人们，亚洲各地重要巴林人士全到齐了，其中有西蒙·琼斯的小组里一颗新星——汤姆享斯特。我喝了几杯啤酒，希望自己能烂醉，但又想到还得开车回去，而且别人也不会像我一样喝。我放眼望去，外面是一大片平整的马球场地，心里想，这也许是全新加坡最大的一片未经人工灯光覆盖的场地了吧！
　　“尼克。”
　　我一转身发现西蒙·琼斯正站在我身边。
　　“那些查帐人员怎么样？”
　　“我想我们已经摆脱掉这些人了，真不容易。”
　　我毫无谈话的兴致，点点头便走开了。但随后看见詹姆士·巴克斯向我示意，便和他一起走向餐厅，不过没有去主饭厅，而是在一个阳台上停了下来，那上面有一张桌子，上面点着小蜡烛，要是换个人，这场面简真算得上浪漫了。我跟着别人往前走，他们都争着找最佳座位。我坐在一张靠后的椅子上，远离彼得·诺里斯和詹姆士·巴克斯。话题无非是马球比赛以及所用的小马及养马的费用。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只是低头看菜单。侍者过来纪录客人点的酒水时，没人要，我也一样，希望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周围的人都在说话，我却盯着桌上摇曳不定的漂亮的烛光发呆，心里一直在琢磨着那笔八八八八八帐号的部位。假如那些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就不会这样快活地品尝牛排和龙虾了，他们一定会被这些美味噎祝在过去的两周里，我的损失骤然剧增。我几乎不愿意再去拿起那个八八八八八交易部位的打字结果，我真不想和它有任何牵扯，也不想在那上面留下我的指纹。损失从几千猛涨到了几亿的的数目。
　　邻座的卡尔总想和我谈市场的事，但我很快搪塞了过去。
　　我一直低着头，静静吃东西，盼着早点儿走，幸亏罗恩·贝克尔不在场，否则他早就站起来大肆炫耀我们是如何的成功了。
　　彼得·诺里斯一直在那边聊天，并不时地看看手表，大家都知道他要搭乘晚上的飞机回伦敦了。他又一次看手表时，和詹姆士·巴克斯耳语了几句，然后起身要走，我很高兴。他向我们挥了挥手，像皇室成员要告别一样，詹姆士·巴克斯把他送到俱乐部门口，他的司机正在那儿等他。他终于走了，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一趟却没发现我的秘密，但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极妙的保护桑有谁再向我打听什么，我就可以说我和彼得·诺里斯都谈过了，也可以说我们俩在一起，他什么都清楚，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疑心了。他现走了，又少了一道屏障。我们返回酒吧，却没有再拿酒杯，桌上一片狼藉，侍者们吹熄了蜡烛，开始收拾桌子。晚会终于结束了。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一阵狂怒中，我离开巴林银行的摊位走到日经交易场地那边去，责骂乔治也没用。他在这个市场里也是乱撞，没人会注意他。他剪了一个滑稽的发型，看上去很傻，别人怎么会把他当回事呢？市场跌破了一万八千点，它需要往上走，需要更多的买进。我从口袋里拿出交易单，站在乔治身边，低头看着他，又看了看身边无数张面孔，他们全都是卖主。我要把他们全买下来。他们是一群盲动的家伙。马克是怎么称呼他们来着？没骨头的家伙。他们是一群渣滓废物，他们挡着我的路。
　　“九百五十买进一百股！”我冲着他们大喊，伸出双手朝他们挥动。砰、砰、砰，我又买了四份二十五股的合同，很快填好了表，市场却仍在下跌。
　　“九百五十九再买一百股。”
　　我的嗓门更高了，我又买了两份五十股，并填上表。
　　市场又跌了十点，交易者早忘了我是谁，他们越卖越多。
　　我明白他们知道我买进了很多，有很长很长的的股，他们知道我不得不适时降低交易规模。但我要向他们证实我在大阪曾胜利过，而且我买长位是为了平衡帐位。
　　我又大喊：“九百四十点买进一千！”全然不顾静静地站在一边旁观的乔治，我买下了整个市常哈！这回时间长了一些，我现在令他们产生了疑心。当他们吞并这些合同时迟疑了，继而我又买下一些地方合同，并转向一些大户。摩根史坦力和挪姆拉。
　　“九百四十点买五百股。”我的声音有些撕裂了。我这次改变了买股方法，市场上升了五点。姆拉卖给我一百股，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九百六十点买五百股。”
　　我又从挪姆拉那儿买了一百股，但摩根史坦力对此不感兴趣了。
　　我冲着乔治大喊：“来呀，乔治，把这个混帐市场抬上去！”
　　“九百七十点买进五百股。”乔治也在我旁边大喊着。我们都在叫价，嗓门很大。市场被抬了上去。我们向任何卖主进攻，不仅是从他们那儿买股，而且是迅速地买，不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应接不暇，来不及证实我们出的价格，我们便买下了合同。我数不清买了多少份，真是疯狂了！我完全昏了头，在市场里乱转，大声叫喊，打手势，迷迷糊糊地觉得乔治很安静，好像是力塞尔在那边把单子传给马士兰，都是卖单，他一边整理单据一边向乔治询问，不让他多买了。
　　“我买五百份！”我喊的肺都快炸了，一心想抬起市常它一点一点地升上了一万八千点。
　　我离开市场，看了看头上的盘面，又回到巴林交易摊位边，从柜台上拿起一瓶水，喝了几口，又往头上浇了一些，双手插在头发里。
　　“尼克！”托尼·拉尔顿像个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他妈的，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好！”
　　“尼克，我必须得和你一起讨论一下这些帐目了！”
　　“好吧！”我一边搓着头一边回答他。我发现市场又跌破了一万八千点。
　　“等一下我就来。”我一边说着一边急步返回交易场地，心里很生气。
　　我大叫道：“九百七十买五百份，九百七十买五百份！”
　　我买到几个出售的合同，又把市场往上抬了一下但它升到一万八千零五十点后又回来了。我看见托尼站在巴林银行的摊位边。滚他的吧！随他在那儿站着吧。我大骂脏话，双手挥动，还大声叫喊：“五十买五百份，五十买五百份！”实际上我比另一个买主买进的少，所以也没人挤我出去，但我可以一天，都站在那儿大声叫喊，任凭托尼·拉尔顿像个废物一样站在摊位那边。
　　“五十买五百份！”我仍旧在大喊，直到听见另外几个人也和我一样喊。“五十”很快变成了一个中间价位，每个人都叫着“五十”比划着“五十”。到处是人们五个手指。真是个奇迹！他们几乎全在替我叫价。我突然很激动，明白了“替我叫价”的意义。他们都在那儿，交易场地中所有穿红夹克的人其实全在为我叫价。全世界各地的交易人都会把这个消息传给接线员，接线员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客户：有人在极力支撑着一万八千点，市场不会跌破这个水平线。假如真能调动起人们的信心，市场也许真的会处于一万八千点之上。对市场的信心是永恒的，而且信心就来自于我本人。
　　我蹒跚着走出交易场地，托尼·拉尔顿早就无影无踪了。
　　他留了一张条子，要我在办公室等他谈话。我走出交易大厅，直奔那个“费欧雷”酒吧。没有人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可以在那里一直待到六点钟，直到不得不回办公室给伦敦打电话申请筹资。其实，今天有一些资金已经来了，因为市场在跟我走。我从口袋里掏出交易单，仔细地看着。总共买进一万五千个日经期货合同。我凭脑子算不出这些数目，但市场坚挺了一些，我在sIMEX其他部位中赚了一些钱。但我交纳今天的追加保证金。也许我不会太远离平衡点的。这倒也让人放心。虽然我由于把这些期货全买进大大增加了差额，但我又能再混一天了。假如我没买这些合同，市场也许会跌破一万七千五百点，那样不可能再给布伦达去电话了——我得再申请两亿美元，然后我们一起化作青烟升天去，按照现在的状况，我不用向她汇报购买情况，不用向她要钱，也许不用偿还借的钱，我还可以度过这个周末了。我也不会和玛丽。华尔兹或罗恩·贝克尔谈这件事。
　　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后，我觉得血液在流动了，有些温暖的感觉。我能应付得了这些下星期此时就是分红的时间了，其后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是我的生日，我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此情可待

第九章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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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见自己躺在SIMEX交易大厅的正中央。四周像往常一样纷繁喧闹，人们的喊声、叫声一片。大家在打着手势，随着日经期货值的起伏不定调整着交易，但当我看到那些人的脸时，惊恐发现他们全变成了狼或猎狗的样子。他们全穿着轻而巨薄的交易外套，色彩鲜艳，他们的脖子很粗，上边长满了毛，他们张着口，是血盆大口。
　　我的视线轻移，往自己的身上看。我躺在日经交易场地正中央。我活着，四处张望。突然，一只猎狗冲上来，咬住了我的后背，它把我身上的一块肉咬了下来，回到那群动物中，随后一阵大乱，它们争抢着这块肉。后来，又有一个动物窜了上来，随即我便发现交易大厅中所有的狗都在咬我，开始把我撕成了碎片，我却还没死，在它们进攻下渐渐无力了。他们的进攻仍然没有停止，一直到我看见自己身上的白骨在灯下泛光。
　　我大叫道：“我不是死人，你们只应该吃死人的肉！”
　　然而，他们不听，仍不停地咬我，撕扯着我。后来出现了第二市场，它们要在这些肉烂掉之前进行交易，确定它的期货价位，其他一些交易员也来购买份额要分享这些肉。
　　“市场的力量！”有人在我耳边小声低语，我发现是罗恩·贝克尔，“下星期我们需要另外两百万英镑利润，不要和我谈‘如果’或者是‘但是’。”
　　“其实赚钱并不太难。”这时，又有人插话，是彼得·巴林。
　　美美大叫：“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詹姆士·巴克斯说：“小问题，小问题。”就在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却变了，刚刚还是“小问题，小问题。”一会儿又变成了“是个女孩儿，是个女孩儿。”我看见丽莎正在哄我们的小孩儿，孩子在哭，丽莎看上去很自豪，我不在她身边。环视四周，我看见的一切就是我的蓝黄色外套扔在空荡荡的交易大厅里。
　　丽莎抽泣着说：“是个女孩儿，是女孩儿！”
　　詹姆士·巴克斯又大叫：“是个小麻烦！”
　　丽莎又抽泣着说：“尼克在哪儿？让他来！”
　　乔治·塞欧跑到蓝黄外套前把它捡起来，但是外套下他只发现了我伸展开的尸骨架。丽莎抬起头来大声尖叫，她怀中的婴儿早不见了，那里只剩下一小滩血迹，把白色的细纹包裹布染成了深红色。
　　星期一星期二的市场很安静，由于上周我买进了这么多日经期货，所以产生了一个液态挤压，市场走上到一万八千四百左右。我没再做什么交易，只是坐在八八八八八帐户旁也看着它随着市场上升。我真希望它升的更高一些——再涨五百点就会使我摆脱危险。但它死缠着一万八千四百水准再也不动了。另一方面，我的JGB期货却因为指数队一百零九升至一百一十而赔了一些钱。我怀疑我是赔进去大约三千万镑，但我大害怕了，不敢看结果。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中旬，我也不必马上做什么。事实上，假如二月二十四日之前我便有个结果，我也就不用再去等下一个月末了。我下午又待在里边，五点钟返回办公室。
　　“喂，尼克，我是托尼·拉尔顿。我可以下去和你谈一会儿吗？”
　　糟糕，我会被当场抓获的。我想尽办法才把他送上二十四楼去花几天时间调查自动交易汇报情况，那纯属浪费时间，但目的无非是把他支开，不让他偷听到我的谈话。
　　“好吧，下来吧！”
　　我纳闷他发现了什么。被我欺骗的人的名单太长了，我快记不下来了，干的事情了大多。也许是平衡单，或是花旗银行帐户，或是八八八八八帐户。我等着他。
　　“喂，怎么样？”
　　他回答：“还可以。”看起来他的确晒得黑了些。
　　“二月份离开伦敦一定不错吧。”
　　他回答：“的确很好。”
　　我高兴地发现他手里并没有拿什么文件。凡是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灾难。
　　“我只想告诉你已经整理好和sIMEX之间的信贷线路。”他说，“布伦达·格伦哥可以直接从花旗银行调动高达五千万美元的资金，而SIMEX又可以利用这些资金。”
　　“很好。”
　　“不错，这样一来远在伦敦的布伦达可以省很大的负担。”
　　“其他事情怎么样？”
　　“哎，现在我正需要分析所有客户的交易状况。”
　　我真想说——从已经公布的SIMEX交易表那里打一份出来，那上面什么都有，sIMEX比托尼更了解巴林银行的交易状况。
　　“我正在办这件事，托尼，我答应如果可能我会送给你一些资料。”
　　“多谢，另外一件事是你去年十二月份所做的场外交易（OTC），那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事。你有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文件吗？我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审核，再向伦敦汇报此事。”
　　我说：“库珀斯那儿什么都有，我把这些东西全给了美美。”
　　“好吧，那我只好去找她要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直直地看着荧幕上的3M黄色留言条。
　　“没有了。噢，你知道他们现在还在开一个董事会吧？”
　　“在这里吗？”
　　“不，一个挺大的董事会，在伦敦。星期五是分红日，他们正要为此达成协议。我估计彼得·巴林能得到一百万英镑。”
　　“幸运的老家伙！”
　　“是个好人，”托尼回答，“你知道他总是乘地铁去上班吗？”
　　我开玩笑：“该死的吝啬鬼！”
　　“我猜塔基和诺里斯每人也会分一百万英镑。”
　　我不愿意坐在这儿，听着别人的红利自己流口水。我希望电话赶紧响。
　　我问：“你要搬过来长住吗？”
　　“是的，我希望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那些包裹，另外还有一些纳税方面的麻烦事。”
　　“很容易。”我告诉他，“伦敦那边应该可以帮你一把。”
　　“房屋津贴怎么样？”托尼问我，“那是不是也要报税？他们给我多少？”
　　我又看了一下电话。可邻的老托尼正想打听他的薪水。其实我很快会告诉他福利方面的事。电话终于响了起来。是丹尼。我把听筒贴紧耳朵，不至于让托尼听见谈话。
　　我说：“真的吗？”
　　他回答：“尼克，来跟我喝一杯吧。”
　　“什么，马上吗？”
　　“对呀，这些家伙都被干掉了！”
　　“有结算问题？”
　　“狗屁问题，过来吧。”
　　“你在SIMEX吗？”
　　“SIMEX？你他妈的在瞎扯什么？”
　　“我马上就来。”
　　“你快点儿。”
　　我放下电话对托尼说：“对不起，托尼，票据有一些问题，乔治在sIMEX。”
　　“没关系，明天见。”
　　说完后，我便朝SIMEX方向走去，在“费欧雷”酒吧碰见了丹尼。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第一批飞机抵达樟宜机场时，我没睡着。飞机在低鸣、高叫，它们的发动机在放气，我觉得该是早上四点半了。听到凌晨的飞机响总是一个坏迹象，尤其是当你半夜两点还没有入睡的时候。后来，我又倾听着汽车声。外面交通在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繁忙起来了，夹杂在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树上的鸟叫声。我总是觉得惊讶，那些鸟怎么会知道黎明要来了，它们四周整夜都是高悬的路灯却不改变它们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它们能透过橘黄色的天空察觉到天将放亮，并放声欢歌。
　　我在远离大自然的生活中，先是待在装有空调并灯光辉煌的交易大厅里，再去昏黄暗淡的“费欧雷”酒吧去休息放松，晚上在床上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在这种生活中，清晨的鸟叫是唯一自然的东西了。鸟儿鸣叫声很清细，有时也嚎亮地回响在城市上空，但不久之后，这声音就被淹没在喧闹的车辆声中，被强烈的阳光照得软弱无力了。
　　我起来刮脸，尽量不看镜子里反照的自己，我很羡慕鸟儿们，因为对它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日子。它们的大脑很小，像金鱼的一样，永远只对鱼缸里单一的生活轨迹感兴趣，每一个黎明令它们惊喜万分，因为它们的生活又开始了。但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不断加剧的恶梦，它们吞噬着我。我和那些损失额奋斗至今，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我只能支撑到周未了。我必须采取些什么行动。我憎恨每一个黎明。
　　我在镜子前打好领带，却无心欣赏自己。这样穿衣服很奇怪——根本不看镜子里的人，不正视自己的眼睛，也不对自己微笑。那个人满身麻烦，我可不想牵扯进去。
　　市场又悄悄地开盘了。整整一个上午，我腹中空空，口里嚼着口香糖坐在那里，注视着市场在一万八千四百点上下浮动。我急切地想让它升至一万八千八百点。只要我有充足的时间，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十点钟时，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交易大厅去休息，喝了一肚子浓咖啡。
　　我很快就发现市场又暴跌了。大厅里十分嘈杂，人们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都忙于自己的交易，但是已没人和他们进行交易了，越来越重的失望感与恐慌使得声音变得尖如钢刃一般，这已不是正常人的声音了。我集中精神走向巴林银行交易摊位。谁也没空儿冲我笑笑或招招手，我觉得头晕、恍惚，仿佛自己离这一切很遥远。
　　市场又跌破了一万八千一百点，远低于一万八千二百点，现在又跌到了一万八千点，我至少要有三千万美元才能付清八八八八八帐户每天的追加保证金。
　　星期三下午我没进行任何交易，我一直都坐在那里，注视着市场，并极力回想假如当初我恪守自己的套做工作今天该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样一天的时间里我会赚大把大把的钞票，我进进出出，冲着交易员大叫大嚷，给费南多打电话，一下午都赚钱，费南多很想做这方面交易，但我不感兴趣，故而告诉他价格时力图打消他的积极性，他也就再没努力。
　　回到办公室后，我让林达给布伦达发传真再要三千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又给史蒂弗打电话约他去打拳击。我知道布伦达会来电话让我解释为什么又要三千万美元，所以故意躲开她。庆幸的是罗恩·贝克尔正在度假，所以布伦达无法再去和他核对了。那天我早早离开了办公室，躲开了西蒙·琼斯、托尼·拉尔顿以及所有的报纸媒体。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我没有告诉丽莎出了什么问题。我镇静地穿好衣服准备上班，仿佛平常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向我述说着星期六我生日那天的安排，我边听边点头：我们俩要和另外四五个朋友一起去一个意大利餐厅。她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是专注地祈祷着市场会在早上反弹。丽莎开车把我送到迪利法兰斯，我和丹尼一起喝了些橘子汁，又买了一些巧克力蛋饼，我发现自己那份上印有企鹅图案。
　　“嘿，你可真幸运，这些东西现在可少见。”丹尼冲着我说。
　　我们拍了一下手掌便走向SIMEX的电梯。铃响过后，交易又开始了，市场很快又开始下滑，我这回等了等，没有买进，也没卖出，十分绝望。市场毫不停歇地落了五百个点数。看起来没人对此过份担忧。日经指数跌至一万七千点，我又抽了半根烟，舌头上留有一股令人反胃的甜味，混杂着喉咙里的苦涩。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奈，觉得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我走到摊位，坐在乔治的位子上，开始大声叫喊，我有太多的话要喊，我拼命地大叫。我开始瞄准大厅里的交易大户，全然不顾那些想拖我后腿的当地交易员。我盯着那些大户大叫，也许他们会把消息传回伦敦或东京，告诉他们的老板日经指数再次反弹，让他们最好别错失良机。
　　交易单一直向我涌过来，我晃动着身体，点着头，伸出双手要把市场的重量扛在自己的双肩上。假如市场不变也许我一份合同也卖不出去。我知道自己在罗恩·贝克尔面前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也无视玛丽·华尔兹的卖掉一些份额降低部位的指示，但是市场在毫无理由地下跌，我是唯一支撑它的人。
　　买进了大约三千股合同之后，我离开了日经交易场地走到JGB交易场地内。那里的情形正好反映出日经期货的状况——它的指数正在无法控制地上升，已经升了二十点。我的缺位太大，以至于每升十点我都损失八百万英镑，我已经损失了一千六百万英镑。我狼狈走回日经交易场地，抬头看了看交易显示荧幕：每下跌一百点我都损失两千万英镑，甚至当我看着那些数字变动的一刹那间，指数又下跌了五十点，我又损失了一千万英镑。而且日经一开盘就已经下跌了五十点，今天是这一年中最糟的一天，看起来市场好像会跌落四百多点。把我在日经和JGB两边的损失加在一起，今天我已经损失了四千万英镑，而我还没来得及抽第三根烟。
　　我又返回JGB场地，主要是为了避开什么。在sIMEX大厅里我觉得更安全一些，觉得在那里就没人能抓住我，感觉就像亚瑟。刘易斯当时来进行内部查帐一样，大厅里十分繁忙，人山人海，我可以避开任何令我厌烦的人，而且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有可能发生。也许就在交易所铃声响起之前，市场会突然暴涨或是崩溃。我没准备绝处逢生。我低头看了一下时间：上午十二点十五分。
　　我又溜回日经大厅，半路上拿了一把糖。日经指数还在下跌，我怀疑那些人是否在合伙整我要把我赶出市常指数下跌了三百多点，人们仍在忙碌着，我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些红夹克。我不想再干了。站在交易大厅一边，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幽灵一般。我想从这繁忙之中退脱出来，我找了个厕所蹲在里边，觉得胃在翻腾，嘴里满是吃过糖后胃里吐出来的水。
　　再过四十五分钟，人们都将离开交易大厅，我到时将无处藏身。明天是星期五，是分红日，后天就是星期六，我的生日。
　　那时我将不得不离开新加坡了。
　　我伏在一张桌子上，看了看荧幕。对于局外人来说，我是尼克·李森，一个交易界的超级明星，可以左右日经市场，是可与当地大人物一赌的人物。其他内行人则会纳闷儿我在打什么算盘：我是不是在玩弄一个人维空间选择性套做方法，从尼日利亚铜价中获利，却又扼制芝加哥的花生价格？开什么玩笑！我甚至没有能力弄顺日经市场的交易，它早已迫使我破产了。不，我正伏身看着荧幕上星期六的足球比赛，想忘掉一个事实：我损失了几亿英镑，也无计可施了。
　　在最后的半小时里，市场还是跌破了一万七千八百点，又接连跌了三百点。我再次返回大厅，买了一千股期货来支撑市常铃声响起来时，我正做着逃跑的打算——我只是人群中的一员，也没人会认为我有其他举措。我却早把自己毁了。我费力地离开交易大厅，冲着那些挤在我前面的人笑了笑，他们都满头大汗，咧着嘴笑，看上去像是刚刚从舞厅里走出来一样。我知道自己得逃走了。我不知道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将往坡。
　　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日经期货市场下跌了三百三十点，在此期间我只使它回升了一两次，但我基本上已无回天之力了。它还会再跌，我现在怕得要命，我得赶快离开这儿，我不清楚确切数目上多少，但我明白这些数字大得惊人。我咬着嘴唇盘算着还得经过的几道关口：我得回办公室去见西蒙·琼斯或托尼·拉尔顿；我得再向布伦达申请大约四千万美元的现金转帐来追加保证金；周末托尼·霍斯又会返回新加坡；明天是分红日，后天是我的生日。老天知道SIMEX会做些什么。在市场下跌了三百多点的情况下，我任何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我不希望被人抓住，因此，我决定现在逃走，然后再过生日。
　　“尼克，我们要逃走了。”乔治对我大喊，“丹尼一会儿就来，你呢？”
　　逃走！当然我也得逃走了。
　　我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就来！”
　　在新加坡，能躲清静的地方只有灯红酒绿的酒吧间。坐在酒吧间里，你能看见窗外的一切，但却没人看得见你，我可以在这个绝妙的地方待上三四个小时，好好想想我得做些什么。
　　我们坐在角落里，我先要了啤酒，后来又换成了可口可乐。我得仔细地想一想。伦敦仍然在忙碌，我知道当他们发现我JGB的部位时，肯定会把它们往外放；我也知道三月份合同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假如他们不得不赶来买JGB合同解决现金结帐并迅速交帐，那他们就得动大手笔了，如果他们更多一点儿的时间放出空头部份，那么情况会好得多。倘若我能把部位从三月份坚持到六月份，那对巴林公司来说也许事情会更容易办一些。
　　我拿出行动电话打给威路，他是伦敦杜里特的JGB交易员。
　　“威路，我是尼克。JGB今天的走势怎么样？”
　　“等一下，我把它们调出来。你这星期对它们十分感兴趣吧。你买了大约五千股，对吗？”
　　“别谈这些了。我三月份的部位很差，我想坚持到六月份。”
　　“走势是这样的；出价九十二，要价九十五。”“好，听着，威路，我出价九十三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假如情况没有变化，仅管买进。”
　　“没问题。”听得出来，威路在竭力控制自己的喜悦心情，他有可能赚大笔佣金。我希望巴林银行会付帐，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就在我听着威路“筐铛”一声挂断电话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我不应该再做任何安排了。本应由巴林银行的其成员来放出这个部位，也许应该是费南多来干这件事。
　　“你到底要多少？”威路又打电话问我。
　　“不停地买。”我说，“一直买下去，你永远也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他肯定认为在开玩笑。
　　“别这样，尼克。”
　　“买进二千股后你打我的行动电话，到时候再说吧。”
　　我挂断电话，喝了口可乐。
　　“你在伦敦有什么事？”丹尼问我。
　　“我想摆脱三月份的差价。”
　　“我也得这么做。”丹尼说，“罗杰一星期以来一直逼我快点儿行动。该死的市场这周一直上涨，我没有机会了。”
　　“好啦。”我说，“我得回办公室了。”我喝完冰凉的可乐，推开杯子，我得再去面对托尼·雷尔顿和西蒙·琼斯。老天知道我如何筹集明天的资金。此刻，SIMEX肯定正在计算我今天又损失了多少钱，并正准备要求我追加每日的保证金。数目将是巨大的。
　　回到办公室，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姑娘们正忙着各自的事，电话铃响着，我也没看见托尼·雷尔顿。情况令人乐观。我看了看我荧幕上的黄色留言单，上面还是些老名字：玛丽·华尔兹、史蒂弗、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我就是死了入地狱，这些名字也会和我的名字纠缠在一起，而且它们后边还会有更大的名字：詹姆士·巴斯、罗恩·贝克尔、托尼·霍斯、彼得·诺里斯，尽管没写出来，但永远存在。我刚刚坐下，日经期货市场便来电话，想要知道我如何处置自己的部位——记者称之为“巴林突起”。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打发完放下电话，办公室里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了。两个姑娘拿起电话问道：“纽约道琼吗？”
　　“布伦达·格伦哥吗？”
　　我摇摇头，打开紧锁的抽屉。在那一堆用来伪造六十七亿八千万日元应收票据的剪刀和浆糊中间，我找到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记录，我划下了今天的交易，看了看数额：今天日本经济市场收盘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我在日经期货市场上长出六万一千零三十九股合同，在JGB上短了二万六千股合同，欧洲货币和日经特权混合在一起算，彻底完了。我不敢去想究竟损失了多少钱。这一个月以来，这些数字一涨再涨，但我却一再逃避。
　　我迅速转过身去，把手里的东西一把收拾了起来。是托尼·雷尔顿。我冲他笑了笑，指了指一把椅子。令我欣慰的是他手里空空，一张纸片也没有，很显然他仍然没发现什么。
　　“托尼，今天怎么样？市场怎么样？还好吗？”
　　“挺好，尼克，挺好，市场怎么样？”
　　“棒极了。”我冲他笑笑，明确地告诉他我赚了很多钱。
　　“我今天一直到处找你。”
　　“对不起，那里乱糟糟的。”我点点头，让他说下去。
　　“看起来是如此。”，他满意地笑了。“尼克，我和西蒙谈到了平衡单上的那个缺口——打扰你真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想和你今天下午开个会，可以吗？另外，你知道，詹姆士星期六也要开会。”
　　“老天！”我靠在椅子说，“唉呀，星期六不行，我是说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要庆祝一下，星期日可以，但星期六不行。当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咱们可以再碰面。丽莎刚刚打来电话说她病了，我得先回去看看她怎么了。下午四点半我回来找你，好吗？”
　　“多谢，尼克。”托尼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看起来很自豪，因为他终于召集了一次会议。
　　门开了，西蒙·琼斯走了进来，这可是新鲜事，我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尼克。”他轻松地说，“我们正在审查平衡单，但有些不太明白，讨厌的托尼·霍斯这周末要来，我们最好在星期日之前把事情办妥。”
　　我装出一副笑脸，“没问题，可以办好。实际上，托尼刚刚让我下午四点半开个会，咱们为什么不全都一起办了呢？”
　　“你真了不起。”西蒙说完又转身去和托尼聊天了。
　　我回到办公桌边，已经快四点了。我只剩下几分钟了，得赶紧脱身。我推回椅子直奔门口。
　　“回头见！”我漫无目的地向人道别，“我很快就回来！”
　　我走出门，按下了电梯开关。我本想迅速跑下电梯，但电梯门开了，我便很快地溜了进去。电梯里没人，我把头靠在明镜般的墙上，闭上了双眼，然后我睁开眼睛，擦去墙上凝结的雾气，拿出行动电话给丽莎打电话。
　　“喂，你好吗？”
　　“我开车过去接你，我得跟你讨论一件事。”
　　“你没事吧？”
　　这是一个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的问题。
　　“没享，我很好，五分钟之后我可以接你吗？你在楼下等我好吗？”
　　“好。”
　　我刚把行动电话放进口袋，它随即又响了起来，此时电梯几乎还没到底楼。我拿出电话看了看，把它关掉了。
　　是离开的时候了。

此情可待

第十章　二月二十七至三月二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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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报纸上的大写黑体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丽莎，”我小声说，“买份报纸。我无法看这则消息，巴林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看那篇文章，文章提到了一个失踪的交易员。我看了看远处的旅馆，我们处于一片空旷地带，正是婆罗洲北海岸的中部。我们被困住了。如何才能离开这里？丽莎走向收款台，要刷卡付报纸和饼干钱。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地方签名。”
　　“谢谢。”商店售货员甜甜地笑了。
　　我们俩跌跌撞撞地走出商店，返回旅馆。丽莎坐在床沿上读那篇文章。我撕开饼干盒开始嚼饼干，后来又去了浴室洗澡。我无法自己看那份报纸。丽莎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当我们互相注视时，我觉得她仿佛在盯着一个陌生人。
　　“那个失踪的交易员就是你吧？”她问我。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我把他们的钱弄亏了。我根本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给母亲打个电话。”丽莎说，“她会告诉我们现在情况如何。”
　　我无法忍受听她们的谈话，因此我泡在浴缸里，集中精神放松自己。每次我闭上眼睛时，周围的世界就如同倒置一般。
　　“我们都很好，母亲。”我听见丽莎说，“我们会尽量回家去。我最好不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这样别人间时你也不必撒谎。”
　　当母亲告诉她那边的情况时，丽莎沉默不语，令我惊讶的是，丽莎开始大笑起来。
　　“他没有！”她边笑边说，“上帝在帮助我们。”
　　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母亲。”丽莎定了定神说，“可能时我们再给你打电话，但我现在得走了，我们爱您。”
　　丽莎走进浴室坐到地板上。
　　“下议院正在为此事争论。”她说，“财政大臣把你叫做‘痞子交易员’，彼得·巴林的话会上了报纸，他说这是一个阴谋。
　　巴林银行破产了，总损失六亿多英镑。”
　　我伸手在浴缸底找肥皂，我很生气，因为旅馆里的肥皂总是这么校“母亲还说我们早已取代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成了报界的头条新闻。人人都在找我们，全亚洲都在找，一些人认为我们正乘坐你的快艇在印尼附近游动。”
　　我很快明白了这些。除了有关快艇的说法外，报界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
　　“什么事那么可笑？刚才你笑什么？”
　　“我母亲给你父亲打电话想知道他怎么样。他们俩正通话时有人敲你父亲的门，他回答说门开着，后来我母亲在电话里听见一阵嘈杂，他大叫‘滚出去’，然后是一阵静寂，你父亲把《每日镜报》的一名摄影师赶了出去，把他推倒在门前的台阶上。”
　　“我们就需要这些，”我说，“我把巴林银行弄得破产，我父亲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地。”
　　我环顾四周，浴室里没有窗户，只有雪白的磁砖和浴帘，是一个大概有六平方英尺大的小房间。我走出浴室，和丽莎一道坐在床上。
　　“我给丹尼打个电话看看新加坡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给FTC打电话找到丹尼。那正是星期一下午，市场已经垮掉了。日经期货开盘是八百八十点，收盘是一万六千九百六十点处六百四十五点。而得知我的空头合约后，JGB期货又爬升了五十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巴林银行想要清帐就得买合同。我实在算不出我的合约损失了多少钱，但假如星期五他们仍没卖掉任何合约，那损失数目就会加倍。我不能想这件事——去他的吧，银行破产，我也负担累累。
　　“嘿！”
　　“尼克！你他妈的在哪儿？”
　　“马来西亚。”
　　“听着，我们不能多说，不然别人会发现的。听我说，情况对你来说不能再糟了。这里全是你的敌人，赶紧离开亚洲，回偷敦或去澳大利亚。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们，你俩会被打死的。”
　　“我们将尽力离开。”
　　“sIMEX已经勒令巴林银行退出。乔治·塞欧破口大骂，大家都对你恨之入骨了。给自己找个好律师，不管在哪儿都赶紧走。”
　　“一有机会我再给你打电话。”
　　“听着，尼克，”丹尼又说，“祝你好运，伙计。需要我时就来电话，任何时候都行。”
　　我放下电话，这是我们与外界聊系的生命线。但是，仅管它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它也可能带来麻烦。或许警察会顺藤摸瓜，追到这个房间来，我担心是已有人窃听丹尼的电话，也担心是否丹尼身边正坐着一位侦探，让他尽量和我多说话以便能够查我在哪儿。
　　我和丽莎看着窗外摇曳的棕榈树和远处的大海。遥远的地方是开阔的地平线，我们得找条路离开这儿，这不应太困难。我们可以乘船逃走。我们在旅馆绿卡上签了名字和地址，因为我确信他们现在正查询所有的客人，激动地翻着我们那张卡给警方打电话。
　　我努力想像着我们在地图上的方位，波尼欧的北岸，这个北方十分偏远，与外界隔离，我们可以跑进森林里，躲到河流上游的部落人中或者可以去汶莱，否则就得去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吉隆坡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想法，因为我们会被抓住——而且那儿离新加坡也太近。
　　丽莎拿起话筒给旅行社打电话。
　　“我们想要订去伦敦的机票。”她说，“越早越好，哪个航线都行。”
　　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离最近的国家就是印尼了，但那儿没什么交通工具。雅加达也许更理想，因为我可以给一些老朋友打电话并做些准备。但是离开可达金乃巴罗的唯一的国际航班却是去新加坡或汶莱。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八点有一趟航班去汶莱。航班已满座了，但对方说也许会有人退票，我们最好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等退票。
　　我们仍保留了这个房间并要求服务员送晚饭来。我们不敢出去，担心其他客人会认出我们，我们处境艰难，躺在床上互相抚慰。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丽莎的双臂中，觉得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安全。我害怕与她分离，和她在一起我们才会平安。
　　也许警方正通缉我们，但是她已经办妥了一些事。假如我们被迫分离，而我又被关入亚洲监狱中——我无法想像这种事。
　　我们星期二上午起得很早，静静地收拾着行李，心里都明白必须尽可能的快点离开这儿。两个人都不愿开口。在服务台，我用现金支付清了一切支出，看着服务小姐把我预先支付的美国信用卡单撕碎了。
　　“现在的诈骗案太多了。”她说，“你不得不加倍小心。”
　　然后我们离开饭店，乘一辆去机场的计程车到汶莱皇家旅行社和马来西亚航空处。两边到汶莱的航班都仍旧客满。那时正值假期，大家都想回来与家人团聚。柜台前买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如果有谁给我张票，我愿意付给他三千英镑，我肯定马克格林会这么做——然后离开，但我却没这个胆量。
　　“我们再我家饭店住下吧。”丽莎说，“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吧。”
　　我们乘计程车来到凯悦饭店，用丽莎的乳名西姆斯登记住宿，用现金付帐。我们在房间里待不住，决定去小镇另一边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订票处看看。
　　“走过去吧。”我提议说，“今天的班机错过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顶着烈日穿梭在这个小镇中，想到马来西亚及亚洲的每个警察都在找我，我心里有些异样。我应该快一点儿，跑到某个地方去，或者开车冲过边界。我被困住了，什么事也没法做。对于当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和任何一对幸福的西方年轻夫妇一样：妻子一头金发、皮肤晒得挺黑、身材修长，丈夫开始发福、身穿短裤、头戴棒球帽。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人早习已为常了——一对十分普通的度假者，我们走在路边的树荫下，汽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尘土满天。几条狗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这种狗在马来西亚到处可见，但在新加坡却没有。新加坡的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其他杂狗，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野狗很多，它们的尾巴卷曲在背上，毛色黑、褐混杂，四处流浪，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体味着市井生活：出售大米和罐装食品的商店，有可口可乐和“虎”牌啤酒标志及白色塑胶椅的酒吧，卖T恤衫和棒球帽的小摊。这是个很脏的小镇，有人在向为数不多的游客兜售纪念品或提供整个亚洲到处可见到的鸡肉、术饭和“虎”牌啤酒。生活在这里很廉价但也很自由。
　　“你们有去伦敦的航班吗？”丽莎问。
　　一位小姐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这种声音我最后一次听到是我让林达核对八八八八八平衡单时。我握紧了拳头，有些尴尬。因为指甲全让我咬得只剩下粉红色的手指头了。
　　“今天晚上有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她说。
　　我的精神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将登上飞机回家。任何事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能买两张票吗？”
　　“这趟班机从汶莱起飞。”她说，“但今天已没有飞机从这里去汶莱了。今天早上有一班。”
　　“去欧洲其他地方的班机呢？”丽莎平静地问。
　　“明天有去法兰克福的班机，”姑娘说，“途经汶莱、曼谷和阿布扎比。”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丽莎，说：“我们就乘那个航班。一张单程机票多少钱？”
　　“一千五百，在汶莱转机得等八个小时。”
　　“我们能预订这个班次吗？我们得回饭店换些钱。”
　　走出有空调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街上正是热烘烘的时候。
　　“你还想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时间多得是。”
　　“我们最好也去看一下去拉布湾的渡轮。”我说。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丽莎道，“那样到汶菜太晚，我们就赶不上晚上的航班回伦敦了。”
　　“不，但是也许他们不会大仔细地查看护照。”
　　“但如果他们仔细看的话，也许会扣留我们做人质或其他什么，谁也想不到在印尼中途的船上会发生什么事。”
　　小码头上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鱼堆在旁边，一群苍蝇落在上边，有个男人身穿脏的背心坐在船舱里翻一本色情杂志。
　　“去拉布湾的船几点开？”
　　“上午八点一趟，下午一点一趟。”他几乎头也没抬。
　　“要几个小时才能到汶莱？”
　　“四个小时。”
　　我们沿着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来，摸了摸布满盐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缉的要犯，现在被困在通往拉布湾的慢船和往文莱、转机要等八个小时的航班之间。
　　“我们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莱航班，”我们俩走回饭店把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又返回了汶莱皇家旅行社。小姐点清了钱把各种条目输入电脑。她拿出机票时，我发现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对不起，”她笑着说，“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过这个错误不碍事。”
　　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会怎么做呢？打口哨还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电钮？但最后他给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此情可待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飞机仍旧在黑暗中飞行，丽莎睡着了，她的头发垂在我肩头。我醒着，想借着灯光再看看那本书。我是整个飞机上唯一醒着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银行破产的秘密，我坐在43A号座位上，没人注意，也没人知晓。也许只有远方无声的电脑知道这件事了，此刻它们可能正静静地筛选所有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及他们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本次航班在早晨的这个钟点到达目的地，下了飞机后会立即检查各位的护照。”机长宣布了这个通知。
　　飞机降落时天气阴沉沉的，外面看起来冷得能结冰。丽莎穿着她的厚牛仔裤挺暖和的，我把毯子盖在腿上。自从离开之后，我们一直待在很小的飞机上，现在就要被人抓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曾坐飞机来法兰克福看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曾在机场通道里见过贴在墙上的罪犯照片。机场是灰色的，效率很高，他们将审问我。
　　“我爱你，丽莎。”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爱你！”
　　我不知道此后再次相逢我们会说些什么。
　　“你要坚强一些。”她说。
　　我们等着最后下飞机，但总会有人来清理座位，我们不得不出去了，沿着阶梯往下走我们身后还有十几个人，丽莎走在前面。警察穿着一身绿色西装，背后挎着枪。他看了看丽莎的护照又看看她，让她站在一边，我抬头一看，机场巴士已挤满了乘客，他们白色的面孔全都紧贴在窗户上看着警察。我当时真想一下子把汽车翻过去，像一艘船那样把它翻了，但我听见警察对丽莎说：“你丈夫在哪儿？”
　　我走上前去说：
　　“我是她丈夫。”
　　我们被带上一辆绿色警车，身后的车门关闭，至少我们可以离开其他乘客的视线了。我穿着短裤冻得发抖，抱成一团取暖。后来，我们在一问房子里等着，喝了一杯咖啡，看着他们翻我们的行李，一名警察抽出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一幅图案，是一九六六年世界杯上在吉欧夫·赫斯特和德国队比赛时进球的一张照片，比分牌上显示出二比二。
　　“踢得不错。”我对他说。
　　“什么？”他问。
　　“吉欧夫·赫斯特。”我点了点头，他太年轻了，这个笑话他听不懂。
　　我被带到楼下去拍了一张罪犯用的照片，又被带到边境警察那里。直到那时，一切都很放松。我猜想他们是在电脑上发现了我们的去向，便安排黎明时分悄悄把我抓了起来。我已不在乎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听到一阵吵闹声，我才意识到我们走得很快，穿过一个走廊时，我发现里边有一群摄影记者，他们争着看我，并抢着拍照。闪光灯一晃一晃，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喝着，就像是在交易大厅里一样。我真想说：“二百五十点再买一百份！二百五十点买一百股。”然后再朝他们打手势，但他们根本不会理这个玩笑，而且那样照片也一定拍得很糟。
　　“有什么想法？你有任何感想吗？”一个美国人大声叫道，他的声音像是哀鸣，那尖叫声盖过了那一片吵嚷声。
　　我本来想让他滚蛋，或猛地冲上去朝他打一巴掌，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对待那位摄影记者了。
　　很显然，丽莎并非迫捕目标，我才是。我们给英国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便带着一些律师来见我们。
　　“我现在无法推荐某一位律师。”他对我说，并用手指着一个名字，“但有些律师的确比其他律师们强很多。”
　　因此，我给金斯里奈·布里打通了电话。
　　那位英国领事出去到机场旁边给我们买了一些麦当劳的食品，算是午饭，这样一阵大乱方才稍有平息。整整一天，我们都待在机场警察的会面室里，没有见到任何阳光。我们挑选了一位德国律师，他身穿一套绿色毛质西装来见我，他名叫阿伯哈侍·凯普夫，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他答应尽快来见我们。我清楚自己的被捕是德方执行新加坡政府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能保释的。后来，我们收到二十多份来自英国报纸的传真，他们要购买我故事的出版权。
　　下午三点，气象有了变化。话题不再是关于我，而是转向如何让丽莎出去。警方告诉我们，为了能获得丽莎的消息，新闻界早已预订了从法兰克福飞出的各次航班的机票。我们又和丽莎的父母通了电话，知道他们也被新闻界包围了，他们还说《每日镜报》给他们提供私人飞机来接丽莎，作为购买版权的一部份价钱。考虑到外面成群的记者们，我们便同意只和一家报纸合作，让丽莎安然返家。
　　晚上八点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丽莎即将回家，离开我，我得一直留在警方拘留所里，直到新加坡方面传来指控书。
　　“还有什么事呢？”丽莎问我。
　　“我认为你得快点儿走。”我说。
　　我们站起来拥抱在一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全完了！
　　她要走了，而我得留下来。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
　　说完话，我便被警察带出了会见室。我知道我得一个人待好长时间，我不能哭，我没有了可以依赖的肩膀，周围每个人都开始说德语，我在一个秘密电梯上被送到一辆警车里，绕远路驶入美国空军基地。我们穿过隔离区走上机动车道时，我只看见一抹昏暗的霓虹灯一晃而过，此外什么也没看见。我是紧紧地抓着我的小袋子，里面有牙刷、牙膏、洗发精、毛衣，还有我的那本小说。从上午六点到晚上八点。我在法兰克福被捕已一天了，我在飞机上无法入睡，也不清楚新加坡这时几点了。由于车内有空调，丽莎离去时我也哭过，此时我的眼睛酸痛。从警察口中我得知我们正在驶向汉姆斯格兹监狱。
　　警车抵达监狱时，有人递给我一个纸盒，里面有面包和果酱，这是让我用来做早餐的。后来，我被送入一间冰冷的小屋。
　　从穿过的可达金乃巴罗的x——光射线机时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门锁、X光射线机，不能随便出入，也没有新鲜空气，没有选择的权利，要想再像前两天那样在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买水果就得是好长时间之后的事了。
　　我坐在牢房的床上，周围没什么东西可看；一张小桌子漆成了黑色，一把褪色的木椅子，一些衣架，窗户上有玻璃，看上去挺厚，有铁丝绕在窗外，大门上有一个小孔，我不知道丽莎在哪里，也不知道日经的市场如何，这两件事都曾多么牵动我的心神。分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电话。我不清楚谁会来看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探视权，报纸上说些什么我就更不清楚了。
　　坐在这间冷冷清清无人间津的小屋里，我从袋子里拿T恤衫站起身来。这是我们俩坐在凯悦饭店门前的游泳池边时丽莎穿的那件衣服，我把它拿在手里举到面前，深深地呼吸，依稀可以闻到丽莎身上的味道，那是一股新鲜的绿苹果的味道。我又返回床边，把头埋进T恤衫里重温丽莎的气息，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了。
　　我努力回忆丽莎的模样，但令我害怕的是，我只能记起她的一些零碎印象而不是全貌了。我能记起她的双眼也能想像出她的头发、她的声音、或者说我认为是她的声音。但我想不起她穿什么衣服了——不知道她此刻穿着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但又说不准，也许她早飞往希思罗机场了。我能想起来她的鼻子、嘴、她的唇以及她的牙齿，我尽力口味最后一次接吻，回忆当时的感觉，回忆最后一次做爱以及当时的感觉，我也努力回忆最后一次一起进餐。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的情景。我拼凑着丽莎身穿白色短裤和T恤衫在可达金乃巴罗的大街上的闷热天气中穿行的样子，她的头发闪着金黄色的光泽，双手插在口袋里，看了看橱窗又转身对我笑了笑。她当时说什么来着？她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买一本德文词汇书。
　　我紧紧地依赖着那些记忆，不让它们褪去。但当我躺在床上时，丽莎的影子却一直在变化在扭曲，我无法使它停留，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时，我泪流满面。

此情可待

第十一章　荷因克斯特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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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整整一上午，守卫不时地来我的房门口。随着钥匙声哗哗地响，他把白色钢门打开，对我宣布：“另外一名律师来了。”
　　在德国，任何一名律师都可以见任何一名囚犯，因此一大群法兰克福的律师都曾见过我了。我早已委托阿伯哈特·凯普夫为我的律师了，但我还是去见了其他律师，因为这至少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走出牢房，在会面室里坐一会儿。有一次谈话时，我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但是上午其他时间里，我独自坐在牢房里，集中精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为了能放眼未来，我尽力不去想内疚负罪的感觉。我尽量不想在SIMEX和巴林银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让这些想法全都离开我。我独自相处，一人生活在这个小窝里。我从来没想过原先我喜欢自己拥有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曾经在SIMEX很大的交易大厅里走动，周围有几千人。那时我也从未离开过电话。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过着十分繁忙但又充满了欺骗的双重生活，我现在得直视自己，并接受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完全是空洞的。我手中真的需要那尊金色佛像。
　　对我来说，最难处理的事就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处境。只要我知道了某一种程序，我就会十分快乐地跟着它走下去。因此，只要我知道我的八八八八八户头上的损失存在，我就能够接受它们，并且解决好如何隐瞒它们的问题，现在，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我不得不找出一条狱中的生活之路。我得知道我的每个生活环节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突然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吃午饭、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被转移到别处、什么时候又能被律师召见，包括金斯里奈·布里和阿伯哈特·凯普夫。我强烈地想知道我究竟会怎么样，我又如何为自己辩护。我明白自己是有罪之人，但我不清楚罪名是什么，或是我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大约正午时分，守卫给我送来了午饭——一个纸盒里放着一些鱼（己是星期五了）和花生沙拉。我把鱼扔了，吃掉了花生沙拉。后来我又听到了惯常的钥匙响声。我被带出牢房送上了一辆警车，车是绿色的。我听见摄影记者们在大喊大叫，看见一排闪光灯晃动，但我缩在窗户下边，不见他们。每一个细小的胜利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被送往法庭，带到白色小房间里。房间全白的，里边有桌子，而椅子是钉在地板上的。天很冷，桌子和椅子都让我很不舒服，我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暖和。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着去见法官，又见到了阿伯哈特·凯普夫律师。法官的办公室在一楼。远处有一大帮新闻摄影记者涌过草坪，想拍照。他们看起来像是动物权利保护者们一样激动。法官拉下了窗帘把窗户挡起来。他问我是否自愿接受引渡去新加坡的建议。直到那时新加坡方面指控只有一条——伪造理查德·霍根的签名。但是假如我到了新加坡就有可能附加上无数其他的指控罪名。这可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我摇了摇头，说“不”，就那一句话。此时已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了。阿伯哈特律师告诉我他下星期二和那位金斯里奈·布里律师谈一谈，然后他们一起来见我。同时，我将被送往荷因克斯特监狱，在那里度过一星期的时间。
　　我站在窗外，往外看着监狱院里的东西。窗户上大部分是不透明的玻璃，如同街道两旁的窗户一样。但是窗上有一条小缝隙，我便迎着钻进屋里的寒气看院里犯人们做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运动，只不过是在院子里走走而已。但我又仿佛看见了网球场上的运动。有一两个犯人在四处走动，伸伸手踢踢腿。我又往上看，想找到太阳，但大楼的这边看不见阳光。我能看见的只有高墙围起的囚犯运动场和冰冷灰暗的冬日天空，好像是要下雪了，我很快厌倦了这些，又返回到我的牢房中。
　　在前天晚上，守卫不时地来我这儿，透过房外的开关打开灯看我，本来我就很难入睡，这样一来几乎不可能睡着了。我大声喊叫，我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因此可不可以让我睡一会儿，但他们根本不听。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还得熬过星期六。一般说来，星期六是我最喜欢的日子，市场休息了，我和丽莎睡个懒觉，再出去做许多活动，去城里四处看看或是见些朋友。但是这个星期六却像在地狱里的岁月一样。我知道下午我只有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此外待在房间里什么事也没有。我身边还带着一直从可达金乃巴罗带来的汤姆·克兰士的那本书，因此我索性从头开始读，再把它全读一遍。
　　下午中间时分，我冲出去到运动场靠边的地方活动。很显然，报界记者早已租好了房间俯视着运动场，因此我一定要躲在墙边不被发现。幸运的是，墙边正好有乒乓球桌，我便拿起拍子招呼一个黑人问他会不会玩乒乓球。地上有雪，十分冷。
　　我们站在那里随便地乱打，白色小球不时掉到地上，在雪里还找不到，那个人是奈及利亚人，我不停地问他在这儿待了多久。监狱的这部分叫“新区”，我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能被转移到大一些的监狱里去。一个小时很快到了，我又返回牢房。那个黑人告诉我应该申请去图书馆，我便这么做了，守卫便带着我又返回院中去图书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书可看，我拿起一本汤马士·哈代写的《黛丝姑娘》。
　　再次返回房间时，我沉浸在黛丝的悲惨生活之中。她只不过是一名挤奶女工和挖花生的农工，却和我这个期货交易员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许多折磨。我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星期六的夜里。但是就在她杀死了那个坏蛋开始和她的情人私奔逃走时，警察快要在巨大石柱群那儿抓住他们了，可是书却完了，因为最后四页早被人撕掉了。我躺在床上仍旧很担心：她能躲得过这次迫击吗？她被人抓住了吗”她是被处以死刑还是因为一时冲动犯罪而被释放了呢？她要服刑多长时间呢？
　　星期日同样的漫长无边。我又把汤姆·克兰士写的那本书看了一遍，想一想它值多少钱埃五·九九英镑的一本书竟然让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安定下来，去可达金乃巴罗时我便带着这本书，登上飞机时还带着它，在出入法庭和牢房时我紧紧地抓着它。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我到这时开始才理解这本书，但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常常泪流满面，躺在床上抽泣。我是如此地孤独、恐惧。我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我既不能让时间走快些，也不能放慢它，更不能倒转，我无法重新开始，也不能再让丽莎回到我身边。我无法透过电话和别人通话，也没有电视可看。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白色的牢房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
　　星期日，我才发现我一直认为是某种警报系统的那个挂在墙上的东西原来是个广播。它有两个频道，一个德语频道，另一个是美语频道，虽然美国士兵全走了，但电台仍旧广播，它肯定在法兰克福倍受欢迎。先听了一下德语频道但当我听见主持人说到“尼克·李森”时，我差点儿惊呆了。好像节目是某种点歌形式的播放时段，那首歌是用德语唱的，是“Geld，Geld，Geld”。听起来就像蒙提曾说“Spam，Spam，Spam”那样。我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任人摆弄，被人关在这里随意取笑，但随即我又十分喜欢这首歌了。
　　周末就这样过去了。他们又把我的T恤衫还给了我，它原先有一股丽莎身上的味道，但现在闻起来只剩下一股消毒剂的味道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穿上了它。我星期一又见了一次阿伯哈特·凯普夫，他给了我一些报纸。第二天他就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夫波拉得一起来了。我问史蒂夫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马克斯·克利福得是谁？他们让我委托此人。”
　　后来我从头把我的经历向他讲了一遍。讲完后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这么说，没有游艇之事？”
　　“没有。”
　　“而且也没有保时捷？”
　　“没有。”
　　“你有两个护照吗？”
　　“没有。”
　　“我想我应当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可以阻止谣言四传。”
　　于是，后来便有了一个很长的说明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过程。
　　按预先时间来，丽莎星期五来探视我。我躺在床上，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再次哭泣。我知道，去见她是狱中生活最艰难的一部分。我渴望见她，但一想到很快又得和她道别，便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而且地点也就是我见到阿伯哈特·凯普夫和史蒂夫·波拉得的那间房间。房间刷成了白色，桌上有一个小烟灰缸，一股令人很不舒服的金属椅子味，椅子还在地板刻划了些痕迹。我已经整整一星期没有看到她了。我想起来和她结婚的前一天她没在我身边，我便怀疑她是否会再回来。在教堂里，我吃惊地发现她嫁给我了。此刻躺在牢房里的床上，我也惊讶地想到她竟会来看我了。当然了，我不值得她同情，她会很快向整个世界说明她全然不知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且我根本不是她一直爱的那个人，她会弃我而去，而我又对她意味着什么呢？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我害怕见她，又怕她不来，她看我一眼就足以击垮我了。
　　门随着钥匙哗啦声又开了，守卫告诉我“有人来看你”。我跟着他穿过大厅到了一个大铁门前，这个大门把走廊与各个犯人的住所分开了。我们走过了看守人的房间，他们正监视着闭路电视荧幕。后来又沿着台阶往下走。我们在一个紧锁的地方等了一会儿便被带到会面室了。我能听见丽莎在外面说话，发现她是和父亲交谈。门打开了，她冲进来抱住我，我们俩全都痛哭了起来，紧紧相拥在一起。穿过我肩头的那一簇金黄色头发，我看见了我父亲和兄弟理查德，我们全哭了。
　　“老天呀，看看我们！”我父亲说，于是我们又一起笑了，但没一会儿又哭了起来。
　　“现在我们别忘了自己是谁，”丽莎说，“别再浪费时间谈巴林的事了，他们有他们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事，我的上帝呀，我真想打你，尼克·李森。等着我们出去再说吧。你如此让我生气，我没法儿对你说清楚。”
　　说着话，大家都坐下，我和丽莎拉着手，她告诉我她在塞斯堡停车场被记者们追的乱跑，竟没法回到父母的家中。
　　“你最好待在这儿，”我开玩笑地说，“这里挺开心也挺安静。”
　　看着丽莎，我知道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们都不得不往好的方面着想。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把刚才的每一秒钟都重新想了一遍。她下星期会再来，而且答应我每星期都来看我。她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来赚钱支付机票钱，她仍然爱我，我合上双眼想像着她坐在我身边——坐在我们自己屋里。我几乎快要想着让她在我身边时，听见哨兵在大喊大叫，打破了我的梦想。我发现袖子上有她的头发，把它拿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把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借着窗口透进的光看着它，搓着它。它在这斗室之中犹如一条金色光线闪动。
　　一想起“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负责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长的炎热夏季里，我努力地考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伦敦的两种法律依据及两方不同争执。
　　我越来越明白SFO其实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没逃回伦敦，没在英国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是把问题带进了德国。
　　从史蒂夫·波拉得对我解释此案之中，我觉得新加坡人只是指控过去的那案发前三个月之内我犯的罪。指控有十二项内容：四项指控伪造单据证明、两项指控我变更价格、六项指控我进行欺骗交易，从而降低了我应付SIMEX的差异保证金。一九九四年圣诞节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诉。
　　新加坡人也没有指控我假造帐户从而让巴林银行转给我这么多钱。
　　我所干的好几项诈骗活动引起已林银行破产，但最严重的欺诈是要求伦敦转给我现金。到二月底为止，巴林银行已转帐了大约四十六亿英镑资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用于支出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损失。我每天向伦敦传送假文件声明。和布伦达那里要来的真正现金相比，用于降低SIMEX部位的假帐户只不过是小数目，这些小麻烦是新加坡方面指控中一半的内容，有六项。
　　我做好准备对SFO的各种指控认罪，但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但他们一直对报界说我一直要求在引渡回伦敦的条件下和他们谈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们管辖的司法事务。
　　史蒂夫让我看了一些和SFO互通的一些文件书信，我开始担心他对他们太软了。而且我说不清史蒂夫是不是也属于那一伙想把我从伦敦赶开的人之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越来越努力地想让SFO明白事情进展的过程，我发现他不属于那伙人。六月份，他建议我做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把我的证据出示给SFO，让他们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们越来越官僚化，”他对我说，“SFO输掉了许多场官司，因而他们很害怕再做出头之鸟。他们已经停止调查了。”
　　由于史蒂夫一再迫使SFO推进此事，他们便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我曾得过什么生理或心理病。尽管他们表面上在单独调查巴林银行倒闭案，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实质。詹姆斯·克洛哥一直在重申，调查组主管所获得的信息使他相信我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主要和新加坡有关，因此我最好应该在那里接受审问。
　　六月二十九日，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列出了我在英国司法范围内所触犯的规定及行为，这些罪行要远比新加坡指控的罪状严重。史蒂夫也请求SFO在有关调查领域方面明确一些，但对方置之不理。因此，他破例给他们提供了我所有犯罪证据，并说明了我所犯罪行：“我曾请求你们在寻找犯罪信息方面更具体一些，但你们的反应是：SFO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我不会装着明白这个决定后面的逻辑道理，但在目前状况下这么做是没有好处的。我要再一次重申，李森先生的愿望是与SFO全力合作，希望被引渡到英国受审，而不是新加坡。”
　　史蒂夫接着写道：
　　“你们SFO已经向我证实SFO以为他们对某些提起的公诉有司法权。与这些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无疑出现在最后的文件中。”
　　所犯罪行总结如下：
　　1李森先生向巴林银行查帐人员提供了关于七十七亿日元的假信息……。这个错误信息被查帐人员接受了，并导致他们向伦敦的巴林银行总部提供了不正确的金融信息。
　　2在每日发往伦敦的帐录核实记录中，李森先生没有提到八八八八八帐户号码。这样一来，李森先生可以操纵月末平衡表隐瞒此帐户上的损失，因而导致伦敦的巴林人士认为银行盈利，而这又是假象。
　　3李森先生多次向伦敦的巴林总部申请透过保证金方式向SIMEX转帐资金。这些错误申请导致巴林总部为一个目标提供资金（为授权交易支付保证金），而这些钱却用在另一个目的（支付未经授权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交易保证金）。
　　4李森先生向伦敦的上级出示假证明，证明他在服从一个规定：他不应保留隔夜合同（部位）。
　　5李森先生欺骗伦敦的上级，说他的交易只不过是透过新加坡与大阪之间的平衡帐目进行套汇，伦敦的巴林银行多次接到报告，声明李森先生全部交易是获利的，而实际上，导在造成损失。
　　6李森先生或代表李森先生的假价格的入帐，这些假价格是与帐号九二○○○有关。
　　7李森先生错误改动了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月末证券平衡值，并将之传送到伦敦的巴林银行。
　　看过了史蒂夫的书信之后，我认为新加坡方面的指控远比英国方面的指控罪行轻。尽管我被指控伪造有关可收性斯皮尔、李斯金洛格交易所（SLK）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资金的四个帐户，但这事影响到了伦敦和新加坡两方，和我愿意在伦敦承认的罪行相比，其他指控只是小菜。这是我犯罪全部事实。白纸黑字写出来，看起来令人害怕。我努力回忆当初在压力之下去赚回利润的情景，但我又觉得只是在为自己找藉口。
　　我犯了这些罪，就得承认它们，认罪伏法，把它们抛开，开创将来的生活。
　　我不想强迫让任何其他巴林银行的人和我一起受审，但我知道人们从这堆废墟中走出来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有一连串人本来可以看穿我的把戏揭穿我，并且阻止我的行动，包括彼得·巴林、彼得·诺里斯、罗恩·贝克尔、詹姆士·巴克斯、托尼·雷尔顿、玛丽·华尔兹、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还有迈克吉利安：但他们没这么做，彼得·已林还认为“赚钱是令人惊异地简单”。我不知道他们的粗心与罪犯级的渎职之间界线何在，我不清楚他们应该对我负何种责任，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从伦敦到新加坡现金转帐全都发生在他们于一月十日收到SMIEX的信之后，而SIMEX在信中都提及了八八八八八帐户，更不用说他们还曾接到过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的电话。即使是在一月中旬他们才止住了我的行为也不至于使事情发展到巴林破产的地步。
　　我把我的想法录给SFO听，但他们不要。七月六日，詹姆斯克洛哥回信给史蒂夫波拉得，告诉他我所提供的事实信息并没有改变SFO主任的观点，他仍然认为与我有关的事情主要和新加坡有牵连。他还说，相反地，这些信息更坚定了主任的观点：新加坡方面应优先处理此事。
　　史蒂夫开始绝望了，他认为SFO迟早会引渡我去新加坡。我请求他替我找一份《名人录》中有关乔治史坦布的内容，此人是SFO的主任。史蒂夫找到了这些信息，也打听了迪拜兹的安德鲁塔基的情况，还找到了彼得·巴林在《名人录》中的那一条。当传真送过来时，我确信自己肯定会被引渡到新加坡了。
　　当他来看我时，我挥着手对他说：“你看，乔治史坦布是布鲁克斯组织的成员，再看，他下面是他弟弟威廉，他是世界知名犹太财阀罗斯蔡尔德的成员，也是怀特成员。安德鲁塔基是怀特成员我敢打赌彼得·巴林也是。巴林人士和罗斯蔡尔德人士都是怀特成员，他们是一伙。我的情况其实和辛普森一样，他被判有罪或无罪的机会各半，而我是否被判去伦敦的机会也各半。但这些人不想使自己难堪，他们要把这事隐瞒祝”“好吧，我不是怀特成员，”史蒂夫说，“我将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法律证据。”

此情可待

考虑到SFO对此事的冷淡，我写给新闻界记者们一封信，丽莎七月十二日宣读了此信。我指出，我做好准备在英国监狱服刑，这是因为我所犯罪行使一家英国银行破产，给英国人民带来金钱上的损失。我准备认罪，也想把整个事件说清楚，我不会玩弄任何把戏，诸如老年痴呆症这类可笑的事来推托责任。我要待在一所英国监狱里，离我的家近一些。而且我还提醒大家当时我可能服刑的最长期限是八十四年。
　　尽管丽莎声泪俱下地宣读了此信，SFO仍然不为所动。
　　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宣布：“SFO调查结果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伦敦的任何人与诈骗活动有关。因此SFO没有证据能接受李森所做的引渡申请。”
　　史蒂夫对此的回答是：
　　“现在看来SFO不想找出证据，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和李森先生谈话，而李森先生才是主要的参与人。SFO对导致巴林银行破产的事件的解释也十分狭隘，忽略了伦敦与新加坡之间交换信息之事，也忽略了一个事实，钱全从伦敦转往新加坡这才使整个事情发生。”
　　七月十八日，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公诸与众了。阿伯哈特凯普夫给我带来一份复本，我周末在牢房里读了一遍。我很难同意他们所列的数字，因为他们好像把八八八八八帐户及其交易列在所有事项之首，只注意到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注意到我为其他几家日本帐户所带来的净利润。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惊叹于巴林银行的每一个人都埋怨别人——特别是我——而不责备自己的事，听起来仿佛他们根本不用在那儿工作一样。假如财政部门不用在那儿监督现金支付，它也许根本就不用设置了。
　　最滑稽的令我放声大笑的一段要算是一百五十四页上的话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也就是那两个审帐员伦敦时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两点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伦敦谈话，而那天正是我逃出新加坡的日子。伦敦时间下午两点正是新加坡时间晚上十点，那时我和丽莎已经登记房间住进了雷捷特饭店（吉隆坡），也许进入了梦中。有关会议的描写如下：戴维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在伦敦的合伙人）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见过诺里斯讨论了有关查帐之事。戴维斯告诉我们，在这些会谈中他曾问：“你（诺里斯）是否知道一些其他会对查帐有影响而我们会谈中又没谈到的事情呢？”戴维斯接着说：“他（诺里斯）说：‘不，什么也不知道。’”下一段报告接着写道：诺里斯把他有关这次会面的解释也交给了我们：“我只有在一九九四年查帐期间见过这些查帐人员一次，荒唐的是那次查帐也是二月二十三日，当时格瑞斯戴维斯（当时查帐成员）安排见我，要给我一些汇报。”我们问诺里斯当时是否明确讨论了可收性SLK，诺里斯回答：“没有。实际上只讨论了一点儿。我记得当时还想到上一年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讨论不同的事项，而这次也只有喝茶吃饼干半小时的时间。”
　　关于与那七十六亿八千万可收性日元牵连的一系列事件，我很惊讶，因为彼得·诺里斯竟让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继续往下进行解释。他肯定大喜欢那些饼干，竟忽略大事没让查帐人员说明那笔款子的事，我怀疑当时的茶和饼干都是极品。
　　英格兰银行的报告结论如下：
　　a巴林银行内部进行无授权的交易并隐瞒交易导致巨大损失。
　　b巴林银行内部管理严重失误，组织混乱，故而没有更早注意到真正交易部位。
　　C外界查帐人员，巴林监督人士或调节人员没有在银行倒闭前察觉到真正的交易部位。”
　　“你认为怎么样？”我问史蒂夫，“这是否有助于我的引渡呢？”
　　“很难说，”他告诉我，“不过报界认为如此，”他很快看了一遍那天《每日电讯报》的一则编者评论：“报告对于英格兰银行、对于李森先生，最主要的是对于巴林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次人士来说，都极端不负责任的。它忽略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法，某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几乎三年的时间里不被人察觉地引起如此巨大的损失。李森先生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系列年轻人里由来已久的传统中最近一个极端例子，这些年轻人被委任于他们并不适合的职位与责任。这个事件里表现出那些巴林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们几乎是极端无能的人，他们在宽敞的甲板上开心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全然不知吃水线之下的洪水早已涌进舱内……假如李森先生坐了监狱而上述董事会成员仍旧没有变化，那么这个传奇故事将给人们留下最最苦涩的味道。”
　　“我不知道电报刊登了这些，”我对史蒂夫说，心里挺受感动，“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看这家报纸。”
　　“但是，SFO那边一点儿也没松动，”史蒂夫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把你带回伦敦。肯定他们受到了其他政治压力。法律案例明摆在那里，很显然，你既可以在伦敦也可以在新加坡受审，但是你在新加坡所受指控与其他管理人员责任无关，因此是很独立的事件。”
　　“那他们要留在格莱尼包尼受审，”我盯着模糊不清的玻璃，心里在琢磨外面是否已是星期日的午后了，“至少他们知道在那儿不会被人拍照上报。”
　　我又翻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发现封面里边有一封信，看起来好像是英格兰银行写给英格兰银行的。
　　“等一下，”我对史蒂夫说，“这很荒唐。你看，收件人是英格兰银行，而寄件人也是英格兰银行。信上说：‘亲爱的先生们’，信的签名是艾迪乔治，他是董事会主席。你总不能给自己写信吧，对吗？”
　　“唉，”史蒂夫笑着说，“但这件事几乎与这没关系，对吧？”
　　“但是真他吗的让人生气！”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既负责交易所事务又负责一家交易办公室的人的行为一样。这些家伙跟我差不多，他们在编故事！”
　　“而且，银行上层人物还不准备辞职。”史蒂夫说。
　　我吃惊地盯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它连那几页用去的纸都比不上，纯粹是一片谎言，自己写给自己看。只有一个不知名的中层管理人士，克利斯托弗汤普森，在这之前辞职了。
　　那位可爱的彼得·诺里斯——我希望他真的能享用一下那一百万英镑的分红。他令人瞪目的厚颜无耻的方式在二月二十三日应付那些查帐人员。假如我也和他一样，轻松地告诉查帐人员一切都很正常而一边又在做自己的事，我也许还会把此事隐瞒更长些，而我也会更有钱，分些红利。
　　就在同一天，那份报告向大众公布，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们早已认可他们自己司法权限包括我的被指控行为，还指出他们也答应和我会谈一次以使他们可以获得有关我证词的材料。此外，他还指出，他很难理解SFO主任为何坚持认为审判我的最合适地点是在新加坡。
　　SFO答复说，他们听说我早已撤回举行会谈的申请。这纯属一派胡言，史蒂夫马上给予更正：“我已经仔细重读了我们双方互通的信件。我完全反对你方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的解释。我方去信中简短回答是：李森先生现在很愿意，一直也很愿意和SFO谈话。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也不用任何协议。”
　　八月初，SFO同意与我谈话，但也许本来就没这个必要。
　　两名警方长官和我进行了谈话，他们是SFO的助手，一名是侦探督办安德鲁诺德，另一名是侦探主督办麦克尔韦德，另外一名和我谈话的是麦克尔奥布莱恩克尼，他是SFO的副主任。很显然，他们对于巴林银行的破产知之甚少，我也怀疑他们对此是否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所提的问题表明他们对于期货及买卖权是极端不熟悉的。
　　几次面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繁杂的，一方面是因为要进行录音记录，另一方面又要翻译成德语，并让一位德语速记员记录备案。当他们参考我的笔记向西蒙·琼斯解释BNP和SLK之间的OTC交易时，我终于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问我是谁在我的交易记录的空隙处做了笔记解释，我给他们做了答复。
　　他们原本以为空处写的字是“CREDIT NEEDs APPROVAL”（信贷需要批准），我认为应该是“WHO APPROVAL？”（谁批准了？），他们认为另一处注释是“DENOTATION”（贷币单位）．我指出这个字实际上是“DOCUMENTATION”（文件处理）。我很懊恼，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仔细去读这些记录。因为这上面西蒙·琼斯和詹姆士·巴克斯的亲手写的评语是十分关键的证据，这表明这两人已经看过我的记录，而且他们也把我的OTC交易在董事会上提及了。
　　只有一次我觉得有一线希望被引渡回国，当时侦探督办诺德拿出一些美元保证金申请票据，这些都是我曾经用于要求伦敦往新加坡调拨现金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绝对清楚的，”他对我说，“这些文件对于你所做的八八八八八帐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文件也都是虚假，具有误导性的。有人已对这些文件做了标记，上面标有CS4，5，6，7，8，9、10，其中的字母CS代表的是克里斯托弗史弟恩，他现在是或过去是伦敦的巴林银行的总裁，他把这些文件提供给DCI韦德。
　　对方要求银行提供你自己准备好的文件，或是至少在你的指导下准备的文件，这些又是假的。当这些文件送至韦德先生那里时，就用了下面的惯用说法。别人把文件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你要的东西，这些是瞎扯。’”我知道每个人用这个词时都指的是虚假不诚实的文件。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认为这挺有趣，我却不理解这个玩笑：如果文件真是瞎扯的话（这我也同意），有人把它们交给伦敦的SFO的侦探，这肯定意味着他们手中的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涉及到伦敦方面，这不对吗？但这个玩笑却应验在我头上。是的，这的确表明他们有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属于SFO司法权辖内。但是不行，这并不意味我可以被引渡回伦敦，而是意味着他们决定对此事置若罔闻。
　　为了不让SFO逃脱他们的责任，史蒂夫在最后关头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既然省略了一些细节问题，那就更显然我所犯的罪过中由SFO管辖的那部分行为才是导致巴林倒闭的关键——而且他还指出这种情况对新加坡方面并不存在指控的必要。
　　但是就在第二天，九月十三日，SFO便对我撒手不管了。
　　他们宣布我受审判的最佳地点是新加坡，但他们从未解释原因，他们有我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法庭上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证明我的诈骗行为是如何在伦敦的巴林银行办公室进行的，而且这些证据本来会让我供认更严重的罪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十分热心于让我去新加坡。作为对SFO决定的反应，史蒂夫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道：“这是毫无道理的，除非他们给出一个不合法律的解释，他们反对把尼克引渡回国是处于政治压力之下而为之的。”
　　我不知道在这之前其他任何人是否还在怀特联合会那里请人喝过一杯。
　　又一个周末来了。丽莎星期四曾来过一趟，她走时留下了她的床单让我睡觉用。那上面留着她的气息，为了挽留那种感觉，我晚上铺开用，白天把它们卷起来放在壁橱里。光光的床垫上有一道道黑条纹，这又是牢房给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今天在外面院子里待了一个小时，明天还能待一个小时。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上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越来越深陷于一种压抑心情之中。我把电视和收音机全打开，想借此驱走沉寂。我很快就明白我将不得不开始锻炼自己为新加坡的生活做准备。我开始恢复健康，每天晚上蹬踏木箱五千步，但是我仍害怕寂寥。我知道新加坡那边不会有电视或收音机供我用了。
　　户外步行一小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小插曲。我沿圆圈缓慢地走着。大多数犯人穿着一般狱中规定的蓝色囚服，我却总要努力改变一下格调。穿上便装，今天，那个叫克里斯托弗的意大利人身穿星期日才穿的最好衣服，那是一件山羊皮竖纹大衣，他嘴里还叼着雪茄烟。我们彼此点了点头，便有其他人一起沿运动场进行。我们朝任何方向都只能最多走五十步，因此走路时数八是不可能的。我想加快这缓慢的行进速度，但这又大难了一我只会让别人讨厌我——，因此我又和众人一“样沿着固定的圆线像驴子们沿着并一样走，这简直算不上活动。
　　返回我的牢房后，我又得打发时间了，我想睡觉，又想去看电视，还想听懂德语，又试着去看书。一会儿之后，我又坐在桌边给丽莎写信。但我止不住又哭了起来，晶莹的泪滴落在信纸上。做交易时我从未哭过，母亲去世时我也没哭过，为此丽莎曾怨我在感情上太严谨，也不会表露感受，如果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就不会那么说了。但现在没人看见我。大家都认为早已看够了我，因为报纸上一版一版地登载有关我的文章，而且有关巴林银行的故事也占去了大多传媒焦点，而我只能看到三日之后的报纸。没人看见现在的我了。
　　九月二十五日，史蒂夫意外地来见我。他告诉我说，巴林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单独起诉我，这些人持有价值九千万英镑的巴林公司百分之九·二五的永久债券，现在他们也一无所有了。他们将提请伦敦城市地方法庭发出传票，要求我去法庭受审。
　　“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史蒂夫说，“这是第一次除了我和丽莎之外有人认为你应该被送回伦敦受审。这些债券持有人对案件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样——他们认为巴林的倒闭只能进行恰当的分析，而犯罪的人在英国法庭上由法律定罪。”
　　“他们首先起诉你，再利用审判你的时机把其他证人也牵扯进来，像主任或查帐人员之类。这是他们唯一一种可以把钱弄回去的办法了。除了已林银行慈善基金会之外，他们是唯一一群损失者了。”
　　“当然了，彼得·巴林也从未宣布有关他那一百英镑红利的事了。”我说。
　　“但是你得准备好提供证据。”
　　“我准备好证据，但又担心这是否会危及我在新加坡受审状况。”
　　史蒂夫离开监狱去给乔纳森科尔打电话，他是我的新加坡律师。史蒂夫从机场给他们打电话，最后在伊斯兰堡找到了他。乔纳森向史蒂夫保证证词不会对新加坡受审有影响。第二天，债券方面来了一名律师取走了我的签名。他是和阿伯哈特凯普夫的助手爱娃一起来的。
　　“你好？”我问道，一边伸出了手。
　　“恐怕我不能和你谈话。”律师说。我签字之后他马上就走了，我也返回了牢中。
　　令那些债券持有人伤心的是，他们的案例又被从“国内办公室”转回SFO。他们曾向“国内办公室”要求引渡我回国。而且也许他们还希望立案起诉我诈骗并起诉其他几个人的读职。但SFO可以驳回引渡回国的申请，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有背于公众利益。SFO接手了债券持有人对有关引渡回国的起诉申请并扔在一边：他们堵死了这条路。
　　“我很惊讶，SFO竟然这么干，他们以前可以不利用职权滥处理案件，”史蒂夫说，他看起来义愤填膺，“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事，这些人损失了钱，而且他们有权起诉别人把钱要回来。但是SFO却把这事压制住了。”
　　“其实本来就不会有希望，史蒂夫。”我说，“他们肯定要让我去新加坡，否则许多人会动怒。”
　　下一周的十月四日，德国法庭宣布，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加坡政府要求引渡我提出的十二条指控中的十一条罪状，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对此决定提出上诉——否则我将返回新加坡。
　　“这是个疯子的决定，”阿伯哈特凯普夫对我说，“从推理上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单单省去伪造罪的起诉？很显然有证据可以推翻其他至少八项起诉。”
　　但我就此罢休，不再努力了。我想开始自己的狱中服刑生活。我知道他们提出的所有法律论点都是对的，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是要返回新加坡了。德国人干嘛为了我一个人把自己和新加坡的贸易关系弄僵了？SFO干嘛又冒险审判一次财政诈骗案，又有可能打输官司？谁都想要我走，除了新加坡还有什么吏好的地方呢？
　　新加坡方面于十月十七日公布了有关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我根本没认为这个报告会比英国的报告好些，无非是对我这个替罪羔羊大加批判。但我却大错特错了。我翻了一下开头的几页，里面有事件发生的时间表，还有一串缩写和解释说明，读到第五页时，我精神为之一振。
　　“巴林集团提供了许多说明来解释八八八八八帐户是蓄意逃避检查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八八八八八帐户是他们一无所知的未经授权的帐户。我们的观点是，巴林集团的管理人士或是知道或是应该知道当时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存在以及在此帐户下进行交易活动所导致的损失。”
　　我越来越高兴了，便接着往下读：
　　“巴林集团伦敦结算部知道，或应该知道，附加保证金构成了巴林银行对客户所发追加保证金的分类帐目。但是巴林集团伦敦结算部却宣称它从未使用过保证金提供单这一简单的一页纸的文件来解决不一致平衡金问题。”
　　我本来自己可以那么写——过来的这两年里我一直担心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种简单的资金不一致没被解决。
　　新加坡方面也严厉批评了巴林集团内部帐目审查系统：“实际上，内部查帐报告并未发现新迹象。从一开始，巴林集团就知道李森先生具有双重角色，他既是前台办公室主任又是后方办公室主任。内部查帐报告主要用于重新审视这一点。但是，巴林集团仍然我行我素。”
　　这个报告其实开始着眼关注于高级管理部门的角色，特别是在描述丢失的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那一段中。
　　“巴林集团没有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在任何一个阶段中间问及李森先生是如何以及从何处获得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来完成这种未经授权的支付……”后来，报告又提及一些个人的事：“诺里斯先生和巴克斯先生两人都否认自己曾参与任何计划淡化事情的重大影响或是妨碍有关此事的单独调查。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这种否认。”
　　看见他们使用“但是”一词，我心里有一些温暖。
　　报告的结论如下：
　　“回顾一下这件事，有一件事是可能的，巴林集团如果九五年二月之前及时采取行动那他们有可能避免倒闭的命运。
　　截至九五年一月底，尽管已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也只是最终损失的四分之一。”
　　“如果说巴林银行管理人士直到破产之前仍然不知道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之事，那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事实。银行倒闭之后，诺里斯先生，也就是巴林集团的高级主管，他认为李森先生的行为对巴林集团影响很小（或没影响），但却产生了良好回报，这是不可信的；而且在我们看来表明说话人对市场现实的无知程度，故而缺乏可信度。”
　　我坐在牢房中的小床上，背靠着墙。在这过去的六个月的牢狱生活中，我第一次不再羡慕巴林集团其他经理们的自由了，他们一定也觉得糟透了。也许他们反而羡慕我了——我干脆就承担了一切。我是做过诈骗案，被人抓起来现在即将服刑，而且我还会在新加坡服刑，这不过是因为SFO没主见。但这又怎样呢？我将承受这些事情，翻开又一页生活，把往事抛在身后。
　　但是这些巴林集团的经理们却被人斥责为粗心大意、无知，而且他们还得忍受这些。在牢房里生活唯一的好处是，在此服刑是一种惩罚，结束之后你就又返回生活之岸了。但是即便假设这些巴林银行的经理们依旧像从前一样，去格莱尼包尼上班，去见朋友——他们却被限于沉闷窒息的生活情调中。
　　我必须学会接受自己的罪行并让它们成为往事。但是那些人被新加坡检察官们说成是“粗心大意、漠视事实、完全无知”。
　　新加坡的记者们对彼得·诺里斯的评价是：“我们不接受诺里斯先生对事实的解释。这也就是说诺里斯先生并不诚实他们对詹姆士·巴斯的评价是：“在我们看来，巴克斯先生的证据是他发誓证明真实的。
　　但从实物上来讲仍然是虚假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对他反而不利。”
　　有关西蒙·琼斯的说法是：
　　“琼斯先生对SIMEX的两封信的态度反映出他的令人不能接受的漠然程度。我们不理解琼斯先生身为巴林银行财政主管何以草草签署李森先生写给SIMEX询问李森先生本人活动信件的答复，而他也没有单独仔细地调查此事。”
　　被抓后我第一次觉得我宁愿为了自己所干的事去失败而不愿为了他们干过后的事去失败。身陷大牢，我却比他们更开心，因为他们正在家里整理着自己早已破碎不堪的声誉，而且心里也明白自己的朋友们在背后谈论些什么。滚他们的蛋！我这么想。我能够面对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并直视他们的眼睛，我不用隐藏什么；在这意义上说，我是自由的，我将会走出监狱再投入新生活。他们却会永不安宁，参加每一个鸡尾酒会都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那是彼得·诺里斯……那是詹姆士·巴克斯……”他们也清楚谁都觉得他们很蠢。我会洗心革面——我肯定再也不会重蹈前辙了。但他们却永远无法改正新加坡报告中对他们所做的批评。
　　十月二十九日，在法庭允许我上诉延迟引渡的上诉期限到期之前，我宣布自愿返回新加坡。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我接到通知，我四十八小时后离开德国。

此情可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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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李森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被逮捕，并遣送到新加坡拘禁。
　　十二月一日星期五，他因两项欺诈罪俯首认罪。
　　十二月二日星期六，尼克·李森被判六年半的有期徒刑，他目前正在新加坡塔那梅拉监狱服刑。

　　本书词汇表

　　套做（ARBI TRAGE）：利用两市场之间的暂时差价，在一个市场上以低价买进，而几乎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高价卖出的行为过程。
　　票据清算部（BACK OFFlcE）：负责清算交易票据的金融机构部门（如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布隆伯格（BLOOMBERG）：用电脑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网路。
　　购买期权（CALL OPTION）：为一种合同，该合同赋予它的购买者以某种权利，根据这种权利，这种“购买期权”的购买者可以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以某种特定的价格从合同的签署人那儿购买期货，但只要购买者愿意，也可以不购买。一般说来，这种合同的购买者希望产品的价格上扬，参见“期权”（OPTION）、“出售期权”（PUTOPT10N）。
　　票据清算所（CLEARING HOUSF）：处理票据交易的清偿与清算的期货交易部门（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调）清算成员（CLEARING MEMBER）：负责透过票据清算所来进行交易清算的期货交易成员部门（如“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交叉交易（CROSs TRADE）：一种交易员代表两位客户，或者在客户帐户与交易所帐户之间进行的买卖相同期货合同的交易行为。进行交叉交易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维持市场价格的可见性。
　　客户帐户（CUSTOMER ACCOUNT）：交易中的某个成员所持有的帐户。该帐户用来记录该成员代替客户所进行的交易量。
　　DERIVATVE：为一种金融票据（如“期货合同”、“期权”），其（通常为波动性的）价值依赖于与之相对应的潜在商品（如“货币”、“产品”、“股票”）的价值或预料中的价值变动。
　　由于这种金融票据比其潜在商品要便宜得多，故潜在商品价值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其发生巨大的变化。
　　错误帐户（ERROR ACCOUNT）：为一种待调查并批准的用以维持交易的帐户。正常情况下这种帐户上的交易量不大，而且它们很快可以从帐户上清除掉。
　　欧洲货币合同（EUROYEN CONTRANT）：一种基于欧洲货币三个月利率的日本期货合同。
　　交易机构（ExCHANGE）：该机构提供进行期货与期权合同交易所需的各种便利条件。（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
　　FIMAT：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的新加坡经纪人机构。
　　公司容户金融部（FRONT OFFICE）：负责与公司客户打交道的金融组织（如“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期货合同（FUTURES cONTRACT）：一份同意从某种牦定的价格买卖一定量商品的协议。该协议上有关交易的细节穹日期由买卖双方在交易大厅里或透过交易萤幕来商定。
　　套期保值（HEDGING）：是一种保护开口头寸以使风险最小化的行为（例如：透过假定derivative（波动）价格还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来设法减少潜在损失）。未做套期保值的头寸叫做未套期保值头寸（UNHEDGED），这是一种更冒风险的头寸。
　　交易所帐户（HOUSE ACCOUNT）：交易成员所持的一种帐户，用来记录它代表自己所进行的交易量。该帐户应与客户帐户中所记录的交易量区分开来。
　　启动保证全（INTIAL MARGIN）：交易成员因从事每一份合同的交易而向其客户收取的最低费用。
　　交易日额外保证全（INTRA一DAY ADVANCEdARGIN）：在某个交易日由清算所可能向清算成员收取的额外费用。
　　交易记录（JOURNAL）：是指交易成员所从事的交易记录。
　　多头（LONG POSITION）：交易员已经买进某份期货或明权并盼望其价格上涨时所产生的一种头寸。
　　保证全（MARGIN）：为了对损失进行保险，由交易成员勺交易所，或者客户向交易成员所交纳的费用叫做保证金。随旨买卖财产价值的变化，还有可能更进一步交纳费用（参见维持保证金，MANTENANCEMARGIN”）。
　　保证全通知（MARGIN CALL）：由清算所或成员所发出的要求付款的通知。之所以要发出保证金通知，是因为市场上交易财产的价值或新的头寸值发生了变化。
　　市价标志（MARKTO一MARKET）：对头寸值进行日调节以反映目前的市场价格。
　　均衡头寸（MATCHED POSITIONS）：是指多头与空头的头寸值相等，从而互相抵消。
　　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教（NIKKFI 2251NDEX）：以东京股市上交易的二百二十五种热门股票的价值为基础的一种指数。
　　公开叫喊交易系统（OPEN OUTCRY）：发生在某个交易场所（某一指定的进行交易的地点）的交易系统。交易员透过大声叫喊以表明其买卖立场，然后寻找自愿的买方或卖方，最后成交一份合同的交易，这种交易可以稍后再记入交易卡之中。
　　开日头寸（OPEN POSITION）：期货或期权的一种头寸，为多头或空头，这种头寸没有受到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交易的保险。
　　期权（OPTION）：指在某个规定的日期内买卖期货合同的选择权，期权能以议定的价格透过交易来获得。如果在规定的日期内期权未被使用，则期权过期，付款必须归还给买方，期权的买方冒的风险小而盈利却很大；期权的卖方（即签署期权合同的人）获利可能会很有限，而且会有潜在的灾难性损失（参见“购买期权，CALL OPTION”，“出售期权，PUTOPT】ON”）。
　　场外交易（OVER-THECOUNTFR）：是指买卖双方透过电话或电脑所进行的交易。这种场外交易不被交易机构所记录。
　　头寸（POSITION）：是指交易员在某一市场上全部的投机股本或利息（参见“多头，LONG POSITION”，“空头，SHORTPO81T10N”，“开口头寸，OPENPO81TION”）。
　　期权购买全（PREMIUM）：是指期权的买方向期权的卖方支付的购买金。
　　业主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是指交易成员在其自身帐户上，而不是为客户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应记入交易所的帐户上。
　　出售期权（PUT OPTION）：为一种赋予合同的买方在某一规定的时间内以某种特定价格出售期货给合同签署人的选择权，当然合同的买方也可以放弃这种权利。“出售期权”的买方希望产品的价格下跌。（参见“期权，OPTION”，“购买期权。CALLOPT10N”）。
　　清偿（SETTLEMENT）：将一笔交易记入参与此次交易诸方的帐簿之中，以便结清任何未结余额。
　　空头（SRORT POSITION）：交易员已经售出了某份期货或期权合同时所产生的一种头寸叫做空头。一般而言，合同的卖方希望价格下跌。
　　多空套做（STRDDLE）：是指透过以相同的订价合并数量相等的“出售期权”与“购买期权”所产生的一种期权头寸。
　　这种多空套做冒较大风险，因为它只有当市场价格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要接近订价时才有效。
　　订价（STRIKE PRlcE）：某份期权的买方根据该期权合同的规定买卖期货的价格叫订价。在期权合同被签署之后，订价就不能再发生变化。
　　TICK：是指期货合同中价格变化的最小单位。
　　未套期保值（UNHEDGED）：参见“套期保值”（HEDG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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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成一个词：逆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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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也是被一个自私自利的CEO，导致走上毁灭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