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自我认知上的偏见，首先表现在人对自我价值的盲目推崇，或者直观地说，表现为对人性的溢美和对“兽性”的歧视。千百年来，不管人们对人性下的定义有多么不同，一旦将人和其他动物加以比较，都会不约而同地站在同一个立场，肯定人性，否定兽性。人们把种种美德加在人性上面，而对人类社会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则斥之为兽性，或者用哲学术语称之为人性的“异化”。好像这一切与人类的本性没有关系。可是仔细想来，我们称之为兽性的那些东西，恰恰在野兽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倒好像是人类社会的“特产”。比如，有组织、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对持有不同政见的社会成员实施灭绝政策；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取其他动物甚至是同类的性命；用种种残害同类的手段，来实现一己之私利……。如果不带偏见地将人类的行为与其他动物做比较，那些被公认为最凶残的野兽都善良得有如天使了。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在争夺等级序位的斗争中，比起我们人类来，要“文雅”许多，雄黑猩猩之间的挑战与迎战，往往是仪式化的炫耀武力，点到即止。其他动物也大体如此，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并不多见。倒是我们人类自己，动不动就玩狠的，看看我们手中的家伙什吧：大砍刀、红缨枪之类过时的东西早就不值一提，现如今，机关枪、大炮、坦克、飞机……都有点小儿科了，像什么化学弹、细菌弹、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是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的玩意儿，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可不是用来摆设的，只要有必要，随时都会拿出来操练一番，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在操练。据说人类拥有的原子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无数次。在这些可以瞬间置同类于死地的武器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彼此的仇恨与恐惧。手段的残忍反映的是内心的残忍。我们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暴戾，是其他动物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无贬低自己同类的意思，人类个体表现出来的超越血缘和物欲的大爱，也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人类的许多能力，更是为其他动物所无法企及，否则，人类不会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笔者只是想强调，人类自我意识的偏见，有可能把自己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其实，就是用人类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兽性也并非都是坏的东西，如狗的忠诚；猫的乖巧；牛的勤劳；蜜蜂的无私；海豚的互助……等等。把人的价值作为终极价值判断，是人类自我中心理念的体现，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个部分，人类并不具有任何天然的特权。正确地认识人类的价值，还要先打破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我认知误区。 人类的第二个偏见，是强调行为过程中意识与本能的区别。在人类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者，不像动物行为完全受本能的支配。这是人类把自己看作超自然现象的依据。现代行为遗传学告诉我们，不管是动物行为还是人类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因的支配，基因的组成成分是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整个生物分子的架构是一条双螺旋结构的长链。基因就是形成这个双螺旋结构大分子的一个片段。每一个基因控制着一个或多个遗传性状，也有多个基因共同控制一个性状的情况。基因形成遗传密码，包含着控制细胞形成所需的全部信息，同时也包含决定整个动物形体和行为习惯所需的全部信息。基因把信息传递到细胞里，由细胞里另一种叫核糖核酸（RNA）的遗传物质予以转录，再由RNA作为模板通过酶的作用，把细胞内对生存有利的各种氨基酸合成动物所特有的蛋白质，基因是通过合成具有一定结构的蛋白质来控制遗传性状的。 那么，行为模式是否由基因决定呢？遗传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动物的鸣叫、筑巢、求偶、攻击、飞行……等行为模式，可以通过双亲的等位基因传递给后代，并且可以通过不同个体的相互杂交，形成新的行为模式。这方面的论著较多，由于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文献。 那么，人类的情况又如何呢？美国明尼苏达州孪生和收养中心对同卵双生异地抚养的双胞胎进行调查，得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答案。两个在异地分别成长的同卵双生兄弟，在39岁的年龄时，都保持咬手指头的习惯，都喜欢喝啤酒，且都喜欢喝听装的，都用小指开易拉罐。他们会有共同的喜好与相同的梦魇，以及类似的病症。在经过大量样本调查后，该中心得出了一些实证的数据。在一些普遍的性格特征中，遗传对性格和行为的影响程度，焦虑性占55%；创造性占55%；顺从性60%；攻击性48%，外向性61%。剩下的部分为后天环境的影响。人类之所以有大量的行为需要靠后天学习，是由于人的大脑在出生时只有成人大脑的26%，而黑猩猩出生时则达到成年黑猩猩大脑容量的60%，7这意味着人类幼儿的发育过程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母体外完成的。人类硕大的头颅和直立行走形成的母亲产道的扩张极限，使人类不得不在没有发育完好之前就脱离母体，在母体之外完成生理的成熟和行为的培育。而不是像许多动物那样一生出来就可以独立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婴儿都是早产儿。8所有的社会性生物，为了使个体适应群体的生存条件，都要规定个体的行为模式，膜翅目昆虫的个体行为模式在出生时就已经以基因编码的方式完成了，其他社会生物，行为编码在娘肚子里都完成了绝大部分。只有人类的婴儿出生以后，还要在家庭的“社会子宫”内，完成大部分的行为和能力的发育过程，人类的婴幼期在所有生物中是最长的，这一时期应该是人类婴儿的“补课期”，用以培育个体的能力，以应付成熟后必须面对的复杂生存环境。这个补课期对于人类的发育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期间（0-14岁），人类大脑中的“新新皮层”（这个脑区在最发达的类人猿大脑里几乎不存在）才得以发育起来，新新皮层也是人类大脑在出生后增加最大的部分。其神经活动和多种认知功能相关，包括意识、自我意识、思考、记忆、感情、想象和创造。9日本的“狼孩”八岁才回归人类社会，错过了这一新新皮层的发育期，以致最终没能学会人类的语言和直立行走，并很快夭折。所以，把先天的本能和后天学习加以对立是不能成立的。况且，后天的学习过程也不是人类的专利，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获得部分生存本领，如鸟类学会对熟悉的稻草人不再惊恐（Habituation）;狗对伴随食物出现的铃声产生生理反应（conditionalreflex）;猫不断地尝试触动一根绳子从笼子中逃脱（trialand error learning）；更为复杂的学习过程，如老鼠对迷宫地图的认知学习（CognitiveLearning）；黑猩猩经过思考发现用棍子获取食物的内省学习（InsightLearning）；灵长目动物对标的物意义辨识的学习集合（LearningSets）……，都在一系列的科学实验中得到验证。10此外，许多社会性生物也和人类一样通过社会交往来学习生存信息和生存技巧，如黑猩猩从母亲那里学习钓取白蚁的方式；灵长目从同伴对报警的反应中学习逃生的模式；鸟类复制同伴的创新行为等等，11只不过人类的学习过程要比其他动物来得更长，在行为模式的形成中所起作用更大而已。正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学习期，使人类获得了另一种加速进化的方式，即文化的进化。文化的发展具有基因进化的所有特征，它的原始构件十分简单，如英语的26个字母，汉字的几十个笔画部首等等，它们不断的组合、重构，形成了我们丰富多彩、变幻万千的文化载体。人类是把其他生物在母体内完成的行为模式的传承，放到母体外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文化对行为的构造其实是生物进化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以群体生存条件为模板，以符合这一模板的行为规范作为提高种群间竞争效率的手段。 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后天影响时，不能忽略人类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生物这一事实，从个体本位的方法论出发，文化的影响可以是一个“外部的”因素，但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文化是没有内外之分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从不同的生存模式上找到存在的依据，不同民族创造出的不同种类的文化，显然还得由人类本身的生存需求来解释。文化只是人类作为群体相互协调、相互沟通的方式而已。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所发明的种种伦理、道德、法律、规章、信仰和教义，作用在于提供某种行为规范，以协调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意识的功能在于，使个体可以接受群体规定的行为准则，并对之做出适当的反应，个体通过将自身的生存要求约束在群体生存条件的框架之内，以获得生存适应性的提高。如果某些个体违反了社会的约定，就要通过舆论、伦理或法律的力量加以矫正，使之回归社会行为的规范。类似的情景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社会性动物中发现，在膜翅目昆虫中，某些个体会出于自私的目的扩展自己的基因传播，例如那些等级地位较高的工蜂（或工蚁）会生产自己的单倍体雄性后代，不再抚养蜂后的子女，并与其他工蜂展开统治地域的竞争，这种做法会导致群体适应性下降。为了维护蜂巢的整体利益，其他工蜂会吃掉这个工蜂的卵，并将它驱逐或杀死，蜂后也会采取向对手涂抹化学物质（等于给对手贴上“匪类”的标签），引导其他工蜂对之进行“讨伐”，或采取直接攻击竞争者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12 就本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上说，其适用范围应该广泛得多。人类把意识与本能对立起来，其实是出于人类自我优越性的误解。就社会性生物而言，本能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行为，还应该包含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能力。至于这种协调能力是以基因编码还是以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不能脱离开我们群体的生存条件，从个体角度观察的有意识行为，只有放到群体生存环境下才能显示出特定的含义。当我们从群体生存竞争的角度来观察人类行为时，意识与本能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人类的第三个偏见是关于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区别。这是人类坚持自身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社会性是人的特殊属性，其他动物只具有生物性，并把社会行为看成是“超自然的”、非生物性的行为模式。这种观念自从人们开始更多了解野生动物的社会行为之后，已经有所收敛。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告诉我们：社会性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许多生物都是以社群方式生活的，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和各个成员之间的协作，在有些方面，甚至连人类都要自叹不如。社会生物学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观念是：社会性有其生物学的基础。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往往采取群体竞争的形式，生物个体只有在适应群体的生存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被保留，这种适应群体生存条件的特性，形成了特定的基因类型。尤其是现代基因遗传学的发展，许多社会生物的行为模式，已经可以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得到解释。就社会分工的专业程度而言，人类可能还比不上一些膜翅目昆虫，如蚂蚁和蜜蜂。它们的社会分工已经达到生理分工的程度，蚂蚁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了它终生扮演的角色，蚂蚁的王国，由蚁后，工蚁、兵蚁、雄蚁构成，它们的外形和生理构造完全不同，在群体中的角色和作用也以不同的生理特征固定下来。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特定的社会职能，蚁后专门负责繁殖，雄蚁负责交配，工蚁则负责育婴，觅食、筑巢，兵蚁负责对外防御。这种分工使群体层面的适应性进化成为可能，诸如真菌培养、经营农场的蚜虫，交通拥堵的路径优化，以及完美调节温度的巢穴……等等，这些行为模式单独分离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显示出生存的价值。甚至，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脱离开群体之后都无法生存。事实上，在动物世界中，并不存在非生物性的社会性，社会性只是生物进化的一种形式，人类的社会性最终也将在生物的进化适应性上得到说明。 以上三种最普遍的偏见导致人类自我定位的迷失，在基本评价体系中无可救药地过高估计人的价值，盲目陶醉人类优越的感觉，并下意识地赋予人类行为以“超自然”的特性。“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种由偏见带来的误解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自身事务的判断，并阻碍我们正确认识制度的功能。 本文是《互利：政治的智慧》第一章第二小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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