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做学问永不退休

　　2009年，李扬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的办公室，也从金融研究所的二层搬到了社科院主楼三层。

　　当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同窗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副所长王松奇，与他相邻宿舍的现在中投公司的副总经理谢平、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宁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等一干人，今日已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被称为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黄金一代”。

　　但质朴平和的李扬，说自己只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在经济研究领域提出新概念成为大师，是“资质平平”的他所不敢企及的。中国经济学人的任务，是发掘出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的逻辑。金融危机之后，重新审视中西方的经济运行，是他现在最想做和正在做的事情。

　　“庆幸遇到最好的老师”

　　李扬说，他没什么爱好，就喜欢读书。

　　1951年生于安徽淮南的李扬，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小学校长，是我国第一批特级教师。“他们都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教科书几乎可以背下来，但每次上课前都还要一丝不苟地备课。有时为了一个词的用法或者一篇课文的分析，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父母给了李扬最初的学术熏陶。

　　他与经济学结缘，始于淮南农村的油灯下。16岁那年，李扬被下放到淮南农村“战天斗地”。农村的劳动很累，但是，收工后，吃完饭，李扬所在插队小组的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聚在油灯下读书。

　　“最初读的是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的外国名著200部，我读了一半以上。”有一次，李扬被分配到生产大队的粮仓里看仓库。那里有电灯，晚上又不能睡觉，可以通宵达旦地读书。很偶然地，他在墙角的一堆破书中，发现了一本艾思奇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先是百无聊赖地信手乱翻，但很快就被它吸引了。

　　这本书成为李扬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启蒙读物。但真正引领他走上经济学道路的，是他求学路上的几位导师。李扬说，他最感激的就是“受到了最好的经济金融学教育，遇到了最好的老师”。

　　李扬忆起他的三位导师：一位是安徽大学的滕茂桐教授。滕茂桐早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后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副主任。滕茂桐授予他现代经济学的最初知识，告诉他要以全球一体化的眼光来研究问题。

　　“当时，国内金融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很多，也有一些研究生写文章参加讨论，我当然也想参与其间。但滕先生告诉我，若以现代经济学眼光来看，这些问题都不算真正的问题，更谈不上什么理论。只要把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打好，将来参加讨论，就能站得比较高。另外，部门问题应放到宏观经济背景上去看，国内问题应放到国际背景中去看，这样才能有全面的把握。现在看来，真是金玉良言。”

　　师风一脉传承。当记者和李扬的弟子、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聊起李扬时，刘煜辉告诉记者，恩师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教授给他一种“格局”观，“李老师的理论素养、看问题的高度和全局意识，可让我们在未来的学业生涯中终身受益。”

　　李扬的另一位导师是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陈先生是国内金融界公认治学最为严谨、对西方金融学最熟悉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之一。陈先生不仅给了我金融学方面的系统训练，他还告诉我，研究金融必须懂财政，而且不是一般地懂，必须非常系统、十分深入，并将金融与财政纳入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框架中去研究。”

　　硕士毕业后，李扬在安徽大学教了两年书，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王传纶教授攻读财政学。“他在学术上将财政、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熔入一炉，将西方经济学同中国经济问题打通了研究，我们作为学生，自然受到他的熏陶。另外，人大素有财政金融不分家的传统，在这两门学问上都有多位全国一流的专家，这也奠定了我在宏观经济框架下研究金融、财政问题的学术道路。”

　　2011年12月30日，从教60年的王传伦教授荣获第二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颁奖礼上，李扬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忆起学生时代，李扬动情地说：“那时经常在饭后，穿过暮霭沉沉的校园，经过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三五同学来到静园四号楼王老师的斗室，向他请教。”说到此处，李扬哽咽，全场静默无声。

　　“将复杂问题回归简单”

　　“生活中的李老师十分随和”，李扬的博士后学生刘煜辉说，“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平日经常聚会，不光探讨学术，也会谈论生活。他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

　　为人热情随和的李扬，没有偏见和架子，圈内人所共知。但在学术研究和政策主张上，他却认为，作为一名学者，不能做行政部门的“应声虫”，要敢于说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坚持学者良知，尽一份学者的社会责任。李扬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的声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

　　“李老师的学术研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进行的，他对体制内外经济运行的脉络都梳理得十分清晰，亲身参与了很多改革的研究和设计”，刘煜辉说。

　　1996年开始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开展的资产证券化第一单业务、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重大体制改革的背后，都有李扬的献计献策。“回顾近年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几乎完全和李老师当时提出的路径相吻合”，刘煜辉感慨道。

　　李扬对利率市场化的关注已久。2003年，“非典”肆虐，国人大都处于半休假状态。忙碌的节奏突然放慢了，让李扬体味到久违的“今日得宽余”心境。

　　李扬说，读书人有福了！“平日因忙碌而不敢去碰的大部头著作终于可以翻开了，一直想做却因安不下心来做的研究也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利用这段时间，李扬写出了《用5-10年完成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这篇文章。

　　李扬在文中提出，我国开展利率市场化难以“速胜”：其一，我国需要等待广大的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市场化的利率形成理性的反应机制，以便利率市场化能够对我国的资源配置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其二，我国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不断增加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扩大市场化利率覆盖的范围，借以同银行信贷展开竞争，促使利率市场化。其三，我国需要等待商业银行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展开金融创新，努力发展非存贷款业务，主动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其四，我国还需要继续发展非存贷市场，通过不断吸收新的市场参与者、增加交易品种、扩大交易规模、建立统一的支付清算体系等途径，将之培育成中央银行能够有效调控，又能对其他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利率产生有效影响的核心金融市场。其五，我国还需要等待货币当局逐步确立其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地位，逐步增强其政策工具的利率敏感性，逐步改造自己的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其宏观调控理念和宏观调控手段。

　　该文最早发表于《中国证券报》2003年6月的理论版上，文章原名为《积极稳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热心的编辑认为标题不够刺激醒目，将之改为《用5-10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从发表后的社会效果来看，编辑的改动是有眼光的。”李扬说。

　　说起这篇文章标题修改背后的插曲，李扬说，文章发表后，有不少朋友对文中5-10年的判断颇有微词，认为他属于悲观论者。

　　2008年，李扬的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30年》出版，该文被收录此书。李扬在书中写到：“五年将逝，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显然还在进行之中，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希望，再过五年，这项任务能基本完成———这绝对不是要将自己成就为一名预言家，而是因为，面对行将转变的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已不容我们再拖沓了。”

　　2012年2月，当李扬再和中国证券报记者讨论利率市场化问题时，他此前的“预言”已成为现实。“利率市场化已经展开，主要途径是存款理财化和贷款证券化。”

　　李扬说，做学问经常会遇到复杂问题理不清头绪。这时候他就每每想起恩师王传纶的教导：将复杂的问题回归简单。“研究经济金融问题有最根本的线索，长期研究要知道什么是根本，不断回到最根本的东西上。”

　　“这倒还真是我的一个特点，有全局观，不就事论事。”李扬笑着说，“无论是长期学习研究还是读书，我都愿意向大家推荐这一方法”。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消费物价指数（CPI）出现明显上升。年底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战略，并相应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宏观调控模式。

　　但到2008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长下滑势头逐渐显现。为应对这种局面，管理层适时转变调控思路，“双防”调控政策转变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在宏观调控政策酝酿转变之时，国务院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李扬在受邀之列。他基于“储蓄=投资+净出口”这一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关系的恒等式，建言：高储蓄率的存在和延续，保证了我国不会出现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在总需求平衡条件下，局部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物价上涨也可能发生，不应过度依赖需求管理政策来抑制物价上涨。

　　“真理是一种分寸感”

　　李扬曾五度摘取“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桂冠。作为师承西学的经济学人，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发展适应于中国国情、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学，李扬做学问多年来孜孜求解。中国有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激荡，李扬不讳为同道们正言：

　　“如果用‘经世济民’的标准来判断，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恐怕很难算做“真正的经济学家”。说到底，改革开放赋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是调查国情、发现问题、兼收并蓄和解决问题，决不仅仅是做几篇让外国人看得懂的文章。相反，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如果致力于去写始于假设、继以模型、终于小结的“真正的”经济学文章，那才是让人笑话的事！”

　　“事实上，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问题，我很早就存有怀疑。”李扬说，“我本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因而曾下功夫钻研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大部头论著。那时，出于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谬论和寻找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需要，许多学子既认真研读《资本论》，又广泛涉猎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其他论著。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出版以后，校园里一时间‘洛阳纸贵’。”

　　“当我们的老大哥也步入改革行列，他们在一些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制定了在理论上无懈可击的一揽子方案，然而实施起来却陷入严重困境之时，人们对中国的经验开始刮目相看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我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李扬说，本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很难独自促进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需要有外力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经济学有过几次浪潮，学得很快。“到现在学习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学得‘还可以’了。中国本土是有经济学和金融学的。”

　　他认为，金融危机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你我界限。 “比如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金融危机之后其国有股份占比达到86%，比中国的四大行都高。因为经济到了那种境地，不国有化就崩溃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也有道理，没道理在于后来它搞过份了。不能把一时的经验当一世的真理，西方国家现在也是这样，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搞过份了。”

　　他和记者聊起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抵制经济学家曼昆授课一事：去年11月，哈佛一批大一学生抵制曼昆教的经济学原理一课，以示他们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他们认为曼昆此课的内容保守主义倾向太严重，对于哈佛学生、学校以及社会都有不良影响。

　　“曼昆的经济学理论，够经典了吧？但美国人就认为它解决不了金融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中国应当感受更深些。美国教材解决不了中国问题”，李扬说。

　　“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一种分寸感。过一点，则成谬误。”李扬说。年至耳顺，他对这句话的感受愈发深刻。

　　“做学问永不退休”

　　李扬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的经济运行机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一些中国化的东西。但不是完全中国化，一定得是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的东西。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很多有心人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李扬告诉记者，他最近在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失衡与再平衡》。“我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会有点东西。”记者问李扬退休以后最想做什么事，他笑着说：“做学问永不退休，无非是换个办公室，继续带学生”。

　　问他有哪些得意门生，他不直接回答：“不都已经展露头角了吗？一行三会、金融机构，有多少我的学生？”

　　采访结束，记者想起了李扬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的一段话：“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学界也会转向以写作那种“规范”性文章为主的路子上去，但那需等到社会经济体制基本稳定之后；我更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经济学家的论著也会被世人当作‘真正的’经济学来学习和引用，但那要等到中国经济足够强大并产生全球影响之后。”

　　这一天或许正在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