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备忘录的初次灵感源自11月初，当时马克斯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酒店房间内翻阅一本《四季酒店杂志》，碰巧读到艾德·史密斯(EdSmith) 撰写的一篇题为《为运气辩护》(In Defence ofLuck)的文章。随后这篇文章便一直在他的橡树背包里。在文章开头两段，史密斯提出了他所要分析的论题： “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推特(Twitter) 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最近发表了这样一条推文。没有意外，只有计划；没有运气，只有策略；没有随机的巧合，只有完美的逻辑。 这是一篇十分吸引人的演讲或文章，文章开篇概述非常引人入胜。如果没有偶然的成分，胜利者的光环就会更加耀眼。否认运气的存在，反映出人类的一种基本欲望：了解并最终掌控人生道路上的一切。“命运由你自己把握”这句话之所以深入人心，道理就在于此。 和史密斯一样，马克斯相信成功取决于诸多因素。有些我们可以自己把握，但还有很多超出我们的掌控。毫无疑问，辛勤工作、周密计划和持之以恒是不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在推特创办人多西谈到的成功要素之列。但没有运气的眷顾，即使是最辛勤的人和最英明的决策者都不会取得持续的成功。 运气由哪些因素构成？多种多样，从出生和遗传的偶然因素，到碰巧邂逅和随意的选择，甚至还有可能因随意但无法预见的事件而事半功倍。 在讨论运气的存在和重要性时，史密斯引用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的畅销书《异类》(Outliers)里的文字： 抨击运气的做法从未如此时髦。不论这一理论背后的科学理论多么苍白，经过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渲染后，人们深信，成功必须经历一万小时的艰苦锤炼。 格拉德威尔通过观察后提出，一万小时的锤炼是精英人士取得成功的关键。《异类》这本书因此而名声大噪。但这只是格拉德威尔想传达的部分观点，所有认为他的书只是关于辛勤工作和磨练的人都没能把握重点。提出“一万小时定律”后，格拉德威尔对此基本不再着墨，而是将重点放在他称为“出生运气”的概念上。这实际上是“努力铸就成功”这一论点的对立面。 出生运气 格拉德威尔对于这一成功关键因素的总结非常简单：“出生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格拉德威尔举的例子极具说服力： 所有在某一年份出生的加拿大小男孩，到了首次参加曲棍球选拔赛时，1月份出生的孩子比12月份出生的孩子大11个月，因此更加高大强壮，协调性也更好。他们更有希望入选优秀的队伍，得到更好的指导，花更多的时间在冰上训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锻炼一万小时，磨练并展示自己的本领。 六十年代中期，我上大学时，我们还是利用穿孔卡片将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电脑整夜运行，我们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看到结果。但几年后，比尔·盖茨就读私立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可以通过与中央电脑直接连接的分时终端输入数据，并实时查看结果。因此他每周可以进行几百次的迭代，而非七次，并更快地发展自己的本领和创意。此外，华盛顿大学离他家很近，坐公交车很快就到，而他靠家族的关系，可以使用该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 20世纪30年代，当乔·弗洛姆(Joe Flom)和他的犹太裔支持者从法学院毕业时，他们很难在华尔街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他们于是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世达律师（Skadden,Arps, Slate, Meagher andFlom）事务所。但是他们的工作大多局限于上流律所因不体面或名声不好而不肯接的案件。因此20世纪70至80年代，当代理权争端和恶意收购事件层出不穷时，乔·弗洛姆已经具备了无可匹敌的丰富经验，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头号律师，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他的微软创业伙伴保罗·艾伦生于1953年；太阳微系统公司创始人比尔·乔伊和斯科特·麦克尼利都生于1954年；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里克·施密特都出生于1955年；且史蒂夫·鲍尔默生于1956年，这一切似乎并非巧合那么简单。早生十年，他们在高中和大学时就用不上远程电脑终端机；晚生十年，早在他们之前出生的孩子就可能取代他们，成为“新新事物”的发明人。 无独有偶，企业并购律师界的伟大先驱们——1923年出生的乔·弗洛姆，以及1930-1931年生的Wachtell, Lipton,Rosen and Katz律师事务所的全部四位创始人，全都出生在恰逢立法部门头疼不已的企业活动高潮期。 马克斯曾经与流行音乐界的三位传奇人物—制作人大卫·葛芬(David Geffen)、娱乐圈律师艾伦·格鲁曼(AllenGrubman) 和“The Band”乐队的领队罗比·罗伯逊(RobbieRobertson)共度美好的假期时光。让他惊奇的是，他们全部出生在同一年：1943年。马克斯则晚三年出生，他依然记得1956年，父母将他从夏令营接回家时，跟他讲述一位新的音乐偶像——猫王，以及一种被称为摇滚乐的新式音乐。上述三人生逢其时，成为方兴未艾的摇滚乐界的领军人物。很幸运他们没有晚生几十年，因为现在，廉价下载和文件共享已经大大削减了唱片业的利润。 道理很简单：成为新兴事物的先锋对成功极其重要。天赋和努力固然必要，但是敢领风气之先，并得到强大的人口结构趋势及由此产生的价值的推动，对成功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对于“出生运气”的最佳叙述出自沃伦·巴菲特： 你知道，我的运气一直很不错。在1930年时我出生在美国的概率是1/50。如果我出生在其他一些国家，命运可能会大不相同，但是，我却生在了美国，这简直和中头彩没两样。 想象一下，母亲的子宫中孕育着一对双胞胎，同样聪明，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精灵对他们说：“你们之中，一个会生在美国，另一个会生在孟加拉国。如果你出生在孟加拉国，就无需缴税。为了出生在美国，你愿意用你收入的百分之几来交税呢？”这是一个事实：你的社会地位同你的命运相关，而不仅仅取决于你与生俱来的品质。有些人把成功都归功于自己，自认为是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相信我，他们更愿意生在美国，而不是孟加拉国。这就是所谓出生决定命运。（《滚雪球》，作者爱丽丝·施罗德） 巴菲特足够睿智地意识到且足够自信地承认—他的成功不光是个人的因素。如果他没生在美国而生在孟加拉国会怎样？如果他在1930年出生时是一个女孩而非男孩，得到的机会会不会少得多呢？或者他生于1830年（即他出生后整个一个世纪都不会有对冲基金这一行业）或2014年（聪明人全都涌入了对冲基金行业），会怎样？抑或父母不同，又会怎样？再或者他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本·格雷厄姆，又会怎样？再或者他的合伙人不是查理·芒格，又会怎样？ 马克斯很欣赏人们在述说自己的成功时，归功于运气在内的其他因素。他完全同意史密斯文章中的论述： 有些人认为，成功是自然而然且自己理所应得的，对于这种观念的危害性，提出“英才教育”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曾这样评论道：“如果精英们相信（而且越来越多的精英们倾向于持有这种观点），成功来源于自己的品质…...他们就会变得自命不凡、沾沾自喜。” 全凭你一己之力？ 巴菲特曾说过：“有些人把成功都归功于自己”，让马克斯联想到奥巴马总统的连任竞选演说，其中有一句话可谓警世恒言：“如果你有一番事业——功劳不在于你自己，而在于其他人。” 如果单纯看这句话，你会觉得漏洞百出。看上去似乎他认为不存在个人的成功，只有集体的成就。这否认了勤奋和毅力的作用。简而言之，这句话反映出一种非美国式的成功观。 实际上，我们很难确保自己所言所写的每一句话单独拿出来看都确凿有理。但将奥巴马的话置于某一情景中，就显得有道理得多： 如果你成功了，那是因为其他人在你的成功之路上给予你帮助。你的生命中有过出色的导师。有人为我们创建了这伟大的美国制度，让你有了努力发展的空间。有人为你的成功架桥铺路。如果你有一番事业—功劳不在于你自己，而在于其他人。 显然，奥巴马在最后两句遗漏了一些关键词，也许他默认听众已经处在这种语言情景之下。只需加入几个字（在下文中用斜体表示），就能让他的话更具说服力：“如果你有一番事业—功劳不在于你一个人，而在于其他人为你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换言之，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已经相当幸运了。不是吗？ 全凭我一己之力？ 马克斯想与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首先，马克斯很幸运出生于美国“婴儿潮”的最初期。婴儿潮一代—生于二战结束后的一代人——受惠于退伍军人的回国、战时消费限制的结束以及随后的人****炸式增长带来的强劲经济增长。他的母亲在战时怀上了他，并恰好在战争结束时生产。没有人比他更接近这一临界点了。 马克斯的父母来自中产阶级——他们是各自家庭中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人——他们鼓励马克斯求学就业。他们使马克斯成为家族中第一个拿到大学文凭的人。 马克斯出生的时间让其能够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接受良好的免费教育。由于当时女性并不能参加企业工作，而且她们希望假期时间与自己的孩子相同，因此学校拥有众多优秀的女教师。 马克斯的高中辅导员曾说过，凭他的成绩进不了沃顿商学院，但他很幸运能够如愿以偿，或许是会计老师的推荐信凑效了。也可能是因为刚引入不久的大学入学考试(SAT)，这项标准化考试旨在抵制精英大学对公立学校学生的偏见。 进入沃顿商学院确实令马克斯获益良多。让他有机会接触金融学（之前他曾计划从事会计工作）并为我的简历增光添彩。如果他没有进入沃顿商学院而进入了第二志愿的州立大学，那马克斯的事业甚至人生还会是一样吗？ 在马克斯上大学前从未听说过MBA。但越南战争的爆发促使马克斯留在了学校，而且三年的法学院生涯似乎太长了，因此商学院成为最好不过的选择。由于他缺乏工作经验而被哈佛拒绝后，反而进入了芝加哥大学，那里的理论、定量方法与马克斯在沃顿商学院的务实本科教育完美结合。 就像马克斯有幸站在婴儿潮的前排一样，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的这一契机纯属偶然。马克斯在1967年进入学校，正是金融界开始采用芝加哥学派的全新教学方式之后不久的几年。当时只有几百个学生和他同时学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有效市场假说、随机游走以及当今投资理论的其他内容。 马克斯与那些10岁便开始阅读招股章程的投资者不同。实际上，他甚至在1969年即将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之时仍不确定自己的就业方向。马克斯接受了美国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花旗银行前身）投资研究方面的固定职位，在那里从事了10年的股票分析，其中包括3年的研究部主管的经历，为他的投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在1978年，一位新的投资总监想为其管理的研究部主管腾出位置，他叫马克斯创办可转换债券基金以及——更幸运的是——涉足高收益债券这一全新领域。有哪位参与了过去35年的金融发展的人获得过比这更好的职位？ 马克斯自认为非常幸运能在1983年至1988年期间与布鲁斯·卡什(BruceKarsh)、谢尔顿·斯通(SheldonStone)、拉里·基尔(Larry Keele) 和理查德·马森(Richard Masson)这几位出色的合伙人合作。布鲁斯提出在美国西部信托公司组建一支投资于“困境债务”的基金，首支来自主流金融机构的该类基金。然后他们五人一同离开并于1995年创办了橡树资本。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便是公司的发展史。 马克斯认为：命运由你自己把握？成功绝非偶然？胡说！！上述所取得的部分积极进展有个人的功劳所在，但大部分纯属运气。在这发展过程中若少了当中几步，他今天会变成怎样？还有一点：1969年马克斯离开芝加哥大学后申请了许多工作，最渴望的那份工作未能如愿得到。几年前，那家公司的校园招聘人员告诉马克斯当时他入选了，但就在那个早上，负责此事的合伙人宿醉未醒，未能及时打电话通知马克斯入选的消息。试想：要不是因为“运气不好”，马克斯本可能在雷曼兄弟度过接下来的39年了！ 马克斯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他发觉，知道自己运气好并心存感激，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对未来充满乐观。他对自己迄今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不会因为必须承认自己的成功并非全凭一己之力而感到懊恼，这一切却会让马克斯对自己生逢其时其地、受惠于随之而来的种种发展而感到幸运。他很满意自己的好运气。 马克斯为自己的事业贡献了什么：也许是智慧、洞察力以及写作的天赋？拥有这些才能难道不是运气吗？那些聪慧而又天赋过人的人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获得自己的天赋。马克斯表示，没有人能把拥有这些才能归咎为“我所做到的”或“我能控制的”。这些才能也是一种运气，我们应该为此心存感激而非居功自傲。 投资中的运气 比起“命运由你自己把握”，还有另外一种更好的说法：“当有准备的人遇到机会，好运才会降临。”如果你通过学习和实践作好准备、辛勤工作并施展你的才能，那么你就能充分利用各种涌现的机会。这种人生观与马克斯对投资绩效的构想是一致的：投资业绩只有在事件与现有投资组合发生碰撞时才能产生。 我们安排自己的生活时——或投资于我们的投资组合时——会带着自己对未来的期待。一般而言，如果未来的发展符合我们的希望或预期，我们就会觉得如愿以偿，反之，则会觉得不尽人意。 认为自己并不能预测宏观经济或预测市场时机的人，比如马克斯这些在橡树工作的人，是怎么想的呢？即使是最忠实的价值投资者也会带着这样的期许：以x价位出售的资产会升值至2x，以及某一天其他人会认识到其价值而导致价格上涨。而那些持不可知论、买入并持有股票的投资者则会根据经济会扩张、公司利润会上升以及股价会上涨的假设来进行操作。 假设投资者是巧妙准确分析数据和合理假设之后，得出关于目前内在价值或未来盈利增长的结论。简言之，我们承认他们的结论在某些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他们关于未来事件的预期仍需大量运气才能实现。 伦敦商学院的埃尔罗伊·迪姆森(Elroy Dimson)负责一项极为艰巨的观察研究提出了一项最为精辟的观察结果：“风险意味着可能发生的事件多于确定发生的事件。”换句话说，未来并不是一个必定会发生的预定情景，而是一系列可能性，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对于其中哪一个可能性会成为现实，投资者持有自己的意见。那些意见也许是合理或随机的。但即使是通过最严格推导得出的对未来的预测也未必能确保是正确的。有许多其他事情可能会发生。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 在《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Randomness)中表达的观点与迪姆森的观点相通。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随机性的地方。哪些事“应该发生”可能是完全清晰的，即我们知道未来的应有状态。但由于各种理由，本应发生的事情未必会发生，其他事情反而会发生，而这些事情大多是没有关联的，不可预测的，甚至荒谬的。这些事情可被描述为随机：一切皆由运气引起，无论是好还是坏。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配置自己的投资组合，而我们的投资绩效到底是受到奖励还是惩罚，则取决于未来事件。那些预期被市场证实的人一般都赚钱，而那些预期无法被市场证实的人则输钱。这过程听起来非常符合事实、精英化且与运气无关，因此显得很可靠。但这只是从平均角度及长期意义来讲是正确的。 有时候，即使投资者的预测相对于他本应预想的情况太过乐观，即他的预测是“错误”的，投资者也可能会因不可预见的积极进展，甚至非基本面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而得救。无论如何，股价上涨且投资者获得喝彩。马克斯认为他是所谓的“歪打正着”（或“幸运”） 又或者，一位谨慎而高明的投资者可能得出了关于未来的一个合理看法，而市场却脱离预期的轨道发展致使他投资失败。马克斯认为他是所谓的“阴差阳错”（或“不幸”）。 一位投资者可能会采取适当的审慎态度，比方说1997年的科技股或2005年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结果只看到房价多年来居高不下，不合理的市场定价愈演愈烈。他看起来很糟糕，俨然如这句老话所说的“活在太远的未来与犯错没有区别。” 再举一个时机不对而基本面未必有问题的特殊例子。一位投资者可能会利用大量的借入资本集中持有一只严重低估的股票。但在预期的升值发生之前，股市崩溃，引致其必须追加保证金，他因此被迫斩仓。如凯恩斯所说：“市场保持非理性状态的时间总比你能撑住不破产的时间长得多。” 去年技术派分析师乔·格兰维尔(Joe Granville)与世长辞，他曾在1976年发出股市下跌警告，此后果然连续两年下跌，跌幅达26%，这为他赢得了尊重和名誉。但他的下一个准确预测直到24年后当他于2000年告诉人们出售科技股才出现。这果真是1976年的神功再现，还是幸运之神降临，让事情像他预言的那样发展？无论如何，他成为投资界凭借“偶中一次”而出名的众多人士之一。 马克斯记得1963年在沃顿商学院时学到第一件事是一个决定正确与否不能依据结果判定。由于世界充满随机性，而且未来不可预测，很多失败的决定会带来好的结果，而很多好的决定则以失败告终。 换句话说，对于预测正确且能赚钱的投资者而言：他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的看法，以及对此应该采取的对策，应该经得起推敲分析，他认为会发生的事情必须真的发生，及那些事情应按照预定的时间发生。 投资成功不仅在于投资者有否把“正确的”投资组合配置在一起，还在于是否遇到一个有利的环境。因此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运气。没有人能每次都预测正确。（因此，再好的投资者，也需要分散投资、采取对冲策略及／或限制杠杆的使用。）但长期而言，高明的投资者预测正确的机率会高于基于随机性的假设机率。于是，我们便认为这些投资者“不可能全靠运气”。 。。。。。。。。。。。。。。。。。。。。。。。。。。。。。。。。。。。。。。。。。。。。。。。。。 附：10000小时——10年法则 10000小时法则——来自于维基百科 10000小时法则（The10,OOO HourRule），简单地说，任何人要在任何领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都需要认真投入10000小时以上。10000小时是一个突破的临界点。以每天10个小时算，10000小时相当于三年。也就是说，要做成功一件事情，你就要每天10小时投入，持续3年。如果每天只有5小时，那么需要6年。 10000小时是成功的临界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存在一个练习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一万小时的训练，”神经科学者丹尼尔·莱维汀写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溜冰选手、钢琴师、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一万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上的训练少于这个数字。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你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吗？如果想，没有别的妙招。或者，妙招非常简单，那就是认真投入10000小时吧！ 10000小时法则类似于“10年法则” 10年法则：理学家西蒙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心理学法则，意思是要在任何领域成为大师，一般需要大约10年的艰苦努力。 西蒙的10年法则告诉人们：成就大师，要有远大的奋斗理想，高目标都有大成就；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任何朝三暮四终将是一事无成；要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漫长过程，从弱小走向成功。 10,000小时有多久？ 10000小时心理学界花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争论一个大概很多普通人以为早已解决过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生而固有的天分。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于一月份的球员最后都打到职业球队，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到——一部分生来就有天分的人。可以说，成就是天分加上预备（Preparation）。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分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生而固有天分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预备的作用其实很大。 天才论争最著名的实验是心理学家K·安德斯·艾瑞森带领的科研团队1990年代对柏林高级音乐学院所做的研究。在校方的配合下，他们将小提琴班的学生分为三组。第一组由最优秀的明星学生组成，他们个个有发展成世界级独奏家的潜质。第二组是优秀组，第三组由那些将来不太可能做职业演奏家，只可能在学校当音乐教师的学生组成。所有这三组学生都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从第一次接触小提琴至今，练琴一共花了多少小时？ 三组学生大约都在5岁时候第一次接触小提琴。在最初几年，所有组学生的练琴时间都大致相当，大约是每周2-3小时。但到了八岁，不同组的学生练琴时间开始产生差别。第一组学生练习时间开始比其他任何组学生都明显多起来；九岁时每周为6小时，十二岁时每周8小时，十四岁时每周16小时，这样随着年龄增长，练琴时间不断增长，到了二十岁上下（这个年纪的学生已经自觉，能够为了更加优秀而主动练习），他们每周练琴时间是30小时。实际上，到了二十岁左右，最好的演奏者在练琴上已经花了10,000小时了。作为对照，第二组学生练琴时长为8,000小时，未来的音乐教师们的练琴时间只有4,000小时多一点。 艾瑞森带领团队又研究业余组与职业组的区别，相同的情况出现了。业余组中的人在儿童时期练琴从未超过每周3小时，到了二十岁，练琴时间累计只有2,000小时。而职业组的练习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直到二十岁，那些将来的演奏大师们的练琴时间已经超过10,000小时。 艾瑞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一，根本没有“命定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二，根本没有“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个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还有一点，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比其他人练琴不只是更加努力，甚至不只是更加十倍努力，而是更加百倍努力。 在学习的过程中，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存在一个练习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一万小时的训练，”神经科学者丹尼尔·莱维汀写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溜冰选手、钢琴师、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一万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上的训练少于这个数字。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这一准则甚至适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奇才”，比如莫扎特，六岁就开始作曲的音乐神童。心理学家迈克尔·豪在他的著作《天才释疑》中写道： 莫扎特成人以后，在真正成为职业作曲家的一开始，他的作品并不出色。他的早期作品很可能大多出自他父亲之手，只是后来得到不断修改罢了。沃尔夫冈[4]童年时期的多数作品，例如七首钢琴与管弦乐协奏曲，大部分是由其他作曲家捉刀。完全出自莫扎特之手，并被奉为他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的，是第九号钢琴协奏曲K.271[5]，然而这部作品是他在二十一岁时创作。那时候莫扎特作曲已有十个年头。 而音乐批评家哈罗德·施龙伯格[6]谈到莫扎特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认为莫扎特实际上是“大器晚成”，因为他从事了二十年作曲，才出了第一部经典作品。 成为国际象棋大师也需要大约十年时间。（国际象棋大师博比·费歇尔问鼎冠军宝座用的时间稍微少一些：他花了九年。）十年意味着什么？十年意味着，一个人大约可以投入一万小时对某一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刻苦训练。10,000小时是铸就伟大成就的神奇数字。 现在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捷克和加拿大国家队“年龄分级日”现象了。之前，你可能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花名册上没有一个队员生于九月一日以后。你本以为，肯定有为数不少的运动天才出生于下半年，他们的天分就可以支撑他们进入顶级队伍，不论他们生于一年中的哪一天。 但是，对于反对“天分第一论”的艾瑞森来说，这一现象一点都不奇怪。“晚出生”的天才们在八岁的时候没有被选入全明星队，原因是他们太小了，因此他们得不到强化训练。得不到强化训练，他们就很难达到一万小时的训练时间，从而无法在职业青年队选拔的时候入围。没有一万小时的训练打底，他们根本不能掌握与顶级队员竞争所需的足够技能。甚至是莫扎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如果没有一万小时的训练也无法实现事业上的突飞猛进。练习，并不是你做一次就万事大吉了；你只有通过不断练习，才能把事情做好。 另一个关于一万小时的有趣现象是，一万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时间，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中的全明星队），或者某些特定机遇让人们可以有机会去实施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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