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表示，“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要做到，还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走。他把困难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说话；第二，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第三，过去积累的矛盾和困难很多。 6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表了题为《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演讲。吴敬琏演讲中指出，统制经济残余仍旧存在现行经济运行当中，应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出现。寻租腐败活动侵入党政军系统，造成大众严重不满，使得“十八大”做出了“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在谈到当下关于“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争论时，吴敬琏表示，“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 对于如何“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吴敬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第二，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第五，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第六，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以下，为吴敬琏演讲实录（原载于新浪，略有调整）： 吴敬琏：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改革征程》，现在我们一个总的口号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要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开展我们新一轮改革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回忆一下我们二十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今后的改革，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改革所建筑起来的平台上前进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二十世纪做了些什么，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构筑了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1984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起点。1984年的时候，中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到了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做出了三中全会的决定，1994年又有一轮新的改革，那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统制经济残留，仍旧存在 从1992年、1993年、1994年进行的改革，使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就构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就使得我们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二十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遗产。 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是经过计算做出的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它的特点是保留原来理论上的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的干预，准确地说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统制经济。 在二十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保留了许多统制经济的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的遗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 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应该说，主流观点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很不完善，还是一个半市场经济，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所以在2003年中共中央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定里面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是这个情况没有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十八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这些情况，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上，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这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这种过渡性经济的特点就是，它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有一个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的问题。是哪一个因素在成长，哪一个因素在消亡。 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地被消除。政府从它不应该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以法制为基础的，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没有能够得到成长，没有能够得到发扬。而旧体制的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就会造成一种情况，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导的那么一种经济体制。 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可能性的前途。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寻租腐败活动侵入党政军系统，造成大众严重不满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那些生产发展、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起来。但经过若干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当然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过去几年，有一些高层论坛上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呢？大多数人认为，它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纪进行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得人们陶醉于这些成就，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改革。 因为，要进行改革的话，就要舍弃一些旧的东西，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虽然做出了决定，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去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代替。 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强化了。所以，原来的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被要求转型，要求从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的匮乏变的越来越严重，环境的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问题从80年代的后期，那时候因为存在着双轨制，也就是说存在着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于是就表现出了官倒。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的，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利用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 80年代后期，官倒现象已经开始露了头。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 二十一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我们的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得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利用这个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这个资金投入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因为政府手里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的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得越来越庞大，所以腐败的问题，也变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出现了普遍的买官、卖官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寻租腐败活动一直侵入到党政军系统内、体制中，造成了大众的严重的不满。 十八次代表大会，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根据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我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要求，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这么一个基本方针上的决定。 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决定，对于“怎么进行全面的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通过163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决定》所要求的体制。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们要做些什么事？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做说明的时候讲，“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怎么才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中全会决定另外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的一种愿望，是一种目标。怎么才能做到？要建立一定的体制，建立一定的制度。 三重全会决议讲，“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一定要有这样的制度基础，它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基础，再有这样的愿望，也是做不到的。实际上，经济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体制基础来。这个体制基础是什么？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中间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 这句话里面，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要求，正好是针对我们现有的体制中间的弊病。 比如说，一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它不外是用两个系统来构建它这个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因为行政系统的条条和块块，这两个系统就把市场的经济联系切断了。到二十一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市场上运行的，但不是一个统一的，不是一体化的市场。它是一个被条条块块所切断的、碎片化的市场。所以，现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国家范围内形成了一体化的所谓国内统一市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所以，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要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的分割。 第二是开放的，现在市场里面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所谓国企的，是在政策里面，集体是在附则里面，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在另则上。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对待的，它们能够平等地获取市场要素，对它们一体开放”的市场体系。 第三是，竞争性。竞争性的市场，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我们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的出现，所以它就缺乏竞争性。因为跟权力的关系不同，不同的主体力量就不同。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是，有序。因为我们市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所以这个市场是无序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从积极的方面说，就是缺乏法制。经常是红头文件来治国，而不是根据一个法律，在统一的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有序的市场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 第五是，市场体系。从八十年代就是这样，对于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商品市场有问题，但最落后的，还不是商品市场，是要素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市场，它的各种缺陷，碎片化，不对所有主体开放，不能平等竞争，或者说无序。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怀绕这样的要求，来进行我们的各项的改革。 直接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概有一百零几项，另外一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有关的改革，超出这个范围。比如说，建立法制，司法公正，审判的独立等，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这些改革能进行得顺利，我们在2020年以前，就能够形成三中全会所讲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非常好的决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会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在新的起点上，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的征程。这个征程是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走的，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 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说话 有些什么样的艰难险阻？ 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们国家长期实行过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经济体制，而反映着这一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我们这代人不用说了，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上大学的，大学从二年级开始全套换了苏联教材，主要的老师也到人民大学受苏联专家培训两年然后来教我们。我们下来的两代人，也许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开始走上舞台。他们比我们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这套意识形态有它的延续性，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后来也，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和旧的思想往往是和平共处和不那么和平的共处，所以，很容易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妨碍我们的进一步改革。 意识形态方面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应该说它还是逐渐的消退。可是现在，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说话。 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针对性是非常清楚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的针对性，从邓小平说的跑到别处了。要是说“中国特色的股市”，这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因为没有苏联特色的股市。 总而言之，有一些人，不管真是因为思想意识的原因，还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着这个旗号，苏联式的意识形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所以，有些人讲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讲内容的时候，讲来讲去还是苏联的那一套。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类，就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 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 应该说改革三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得到了利益。有些人认为，多数人没有得到利益，只是极少数人得到利益。我不这么看。如果你熟悉我们的农民工，你可以跟他谈一谈，他过去是什么生活，他现在是什么生活。有的人是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靠他的努力得到了利益，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另外有一种利益，是因为我们体制上的缺陷，寻租的制度基础非常庞大，所以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的利益，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这种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的既得利益，肯定会变成我们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因为这个权力，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他们是不愿意放弃的。而这个力量，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的越来越广大，所以代表这种利益的人们，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的强大。这就使得我们进一步的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我们在带病的一个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在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我下面还要具体来讲这些矛盾和困难。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征程上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需要攻坚克难。十八大的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毫不动摇捍卫改革的伟大旗帜”。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另外要有大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三个问题，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有很巧妙的运作艺术，因为我们面对的阻力和困难非常多。 我们现在跟前两次改革不一样，我们的经济已经不是1984年那样“整个经济处在极其困难情况之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就能够马上见到解放人民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的效果”。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面临的问题都非常复杂。像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和后来自学的经济学，经常感觉到不能应付我们现在需要完成的任务。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市场，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都是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需要有运作的艺术。而且，要能够研究出本质问题在什么地方，重点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能够针对这些问题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 下面讲一下存在的实际困难。 因为多年的体制缺陷和粗放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就使得我们经济和社会中积累了很多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只能在经济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我们的改革，所以要善于处理这些实际困难，才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进行得比较顺利。 有几个大家都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实际困难），第一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地耗费资源，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资源严重短缺。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都变得非常的高。 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得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了破坏。人类要生存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现在都发生了问题，就是土地、空气、水。统计局的经济学家，前两天做了一个报告，讲到污染说了一个段子：有个北京人发一个短信给哈尔滨的人说，霾让我都看不清楚天安门上的毛爷爷的相，哈尔滨回他一个段子说，我们这里的霾比你们北京还严重，钞票上头毛爷爷的相我都看不清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最近出现的需求乏力、增速下降。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一百一十万亿了。总体来说，是需求很大，但是在很多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因为大量投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加得很快。另外一方面，因为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们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哪一种产品产能不过剩的。 1958年大炼钢铁，要从535万吨一年增长到1070万吨，现在，我们钢的生产能力是10亿吨。一个唐山钢厂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加总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亏损，经营很困难。这不仅是一个产品，有人说“找不到什么产品不过剩”。 在宏观经济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国家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200%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它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是，市场的突然崩溃，就是因为某些环节上的困难传导到比较大的领域，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你在网上看，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应该怎么处理当前的困难。 刺激政策弊大于利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现在，网上有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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