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对华观的演变看甲午战争 新浪2014-06-26 参考消息网6月26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在研究甲午战争和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有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即不仅要考察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那两年，还要追溯它之前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中日关系变化的历史，同时还要看到它对之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以这种大历史的视野，从一千多年中日关系演变的曲折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着重剖析日本统治集团的对华观与对华心态，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甲午战争的原因、影响及当代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 古代:“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 日本地处亚洲东隅海岛，又处于东亚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因此古代日本人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兼有自卑与自大交错的双重心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处于边缘地位，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乃至分庭抗礼。例如7世纪初日本推古女皇时代掌权的摄政圣德太子，他一方面努力吸收中华文化、仿行中华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时又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做小动作，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正体现出这种心态。 公元663年发生了中日之间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日本入侵朝鲜半岛，企图联合百济对抗和挑战中国，结果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打败。这使日本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羽毛未丰，尚不足以抗衡中国。故而继续派遣唐使加紧吸收中国先进制度文化，而且几百年间未敢再出兵朝鲜。 13世纪，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大军渡海征日，由于战略战术失误，加上两次遭到狂风暴雨吹翻船只，损失惨重，只好撤退。日本人则把元军失败原因归结于“神风”保佑，更相信日本是一个“神国”，增强了狂妄自大心理。到元朝后期，日本武士、浪人开始骚扰中国沿海，到明朝更成为中国严重的“倭寇之患”，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和破坏。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用武力扫平战国群雄并统一日本。他野心勃勃，1592年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狂妄地计划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指挥战争，而由养子丰臣秀次率兵攻占中国，并将日本国都迁至北京，以北京周围十县之地进贡天皇“御用”。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统一天下”。结果日军在明朝与朝鲜联军的沉重打击下惨败，狂人丰臣秀吉也于1598年一命呜呼。 17世纪，日本进入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与清朝虽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通过长崎贸易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朝野崇尚朱子学，喜读中国书，爱买中国货，如丝绸、茶叶、书画、药材等。然而有一批国学家开始制造疑华、贬华的舆论。他们一方面宣扬日本是“神造之国”、“皇道之国”，一方面鼓吹清朝已是“华夷变态”，儒教不过“无稽之谈”。如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万国中唯有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才是最优秀的，才是万国之主宰，而中国却是累世紊乱”。这种“神国心态”成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和轻视中国的心理支撑。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18世纪朝鲜画家所制《釜山镇殉节图》，描绘了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进攻朝鲜半岛期间釜山之战的场景。(资料图片) 19世纪:从“海外雄飞论”到“脱亚入欧论” 19世纪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冲击，一些思想家既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鼓吹对外扩张。如佐藤信渊在1823年写成《宇内混同秘策》，宣称:“皇国为天地间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他傲慢地断言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同时，也鼓吹对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他提出失之英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妄想实现丰臣秀吉未竟之业。这种“海外雄飞论”成为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思想源流。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明治政府的许多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是他的学生，并继承发展了他的海外扩张思想。明治维新后不久，他们就鼓吹“征韩论”、“征台论”和“大陆经略论”。不仅宣扬通过对外侵略成就日本“维新大业”，还希望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的不满和矛盾。 日本侵华政策另一理论基础是明治时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1万日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其人。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的同时，又鼓吹“脱亚入欧”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1885年，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写道: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即与欧美列强联手去宰割中国和朝鲜等亚洲邻国，使日本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主张与日本传统武士道服从强者、蔑视弱者、崇拜强权、弱肉强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在影响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政策导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欧美、轻视与歧视中国之心态等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福泽渝吉写了40多篇文章，宣扬发动侵华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甚至鼓吹“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 实际上，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但经过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协软弱之底细，滋长了轻华、侵华之野心。虽然中国北洋舰队访日时，“定远”、“镇远”等铁甲舰曾让日本一时畏惧。但受此刺激，日本朝野勒紧裤带发展海军，以致几年后海军实力就赶上中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已经暗地里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制订侵华战争的具体进军路线和目标。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等军官，还分别拟订了海军作战的6个具体作战方案。1894年，日本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日本对华观转变的一个拐点，从此中日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战胜者、征服者自居，蔑视、鄙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政府、军国主义团体、新闻报刊等大肆煽动狂热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反华仇华心理，污蔑中国落后、野蛮，美化日军侵略、掠夺、屠杀是“传播文明”和“圣战”。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统治集团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侵略掠夺对象通过革命成为独立富强之国，也害怕中国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统治。前首相山县有朋一语道破他们此时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辛亥革命抱有仇视和敌对的态度。可见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木户孝允(1833-1877)，日本明治维新元勋，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他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这批明治初期的日本领导人将吉田松阴的海外扩张思想迅速落实为行动。(资料图片) 20世纪:从“征服中国论”到“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揽权，法西斯横行。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使日本人心理更加扭曲。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神国心理的日本种族优越感、武士道精神的尚武好战、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都交织混合在一起，而且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暴露无遗。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歧视与侵华、亡华之心变本加厉，大肆鼓吹“征服中国论”，侮辱中国留日学生为“豚尾奴”，称东北和各沦陷区中国老百姓为“支那亡国奴”。在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各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三光政策”、大屠杀、大惨案、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亚洲及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失败告终，军国主义几乎招致日本民族的毁灭。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政策由压制打击转为扶植支持。在得到美国庇护又没有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批正义人士和战俘、老兵怀有负罪感和赎罪心理，但是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对战争罪责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掩盖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大肆宣传原子弹对日本的破坏，强化日本人战争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杀日本人战争加害者心理。同时，右翼势力和一些政客、学者、媒体还在制造各种理论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甚至为侵略罪行评功摆好。如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日本侵略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东京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等等。这些谬论和谎言成了这种不认罪心态的所谓理论支撑。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特别是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电器、汽车充斥世界市场，日本资本大量输出，甚至买下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有些日本人开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三部《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而且鄙视和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停滞、低迷和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和平崛起，在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独占鳌头、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毒化中日邦交40周年的气氛，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此后野田佳彦内阁和安倍晋三内阁又挑起和激化钓鱼岛争端，并以中国威胁和做“正常国家”等为借口，鼓吹扩军、修宪，以便一步步走向复活军国主义。 通过以上回顾，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一些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行及其心态，正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到其源头和影子。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居安思危，加强国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 【延伸阅读】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甲午战争与中日关系 2014-06-25 16:06:00 日军进攻旅顺时，随军摄影者在旅顺以北郊外拍摄的中国难民。(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6月25日报道 今年是甲午马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不幸的是，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深总结。痛定思痛，应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战争胜败实属必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面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中国原是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而改革效果尚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各国考察。日本还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拥有近30万人。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要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经过了几代人的准备，设计了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就极其细致，周到详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任要职的人都曾赴华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反之，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 第四，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有周到安排。清政府在战争初起时则惊慌失措，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但在应对方略和调兵遣将等问题上均需奏请，常遇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在战争的每一阶段，李鸿章都将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而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体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已困于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旧有的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日本虽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此后就开始改革，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大刀阔斧地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正在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即陆续废除。 总之，当时中国正值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塌糊涂，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这种状况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战败是必然的。 日军占领后的威海卫附近杨峰岭副炮台(资料图片) 影响中日百年国运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事前没有料到的;日本在战争中完胜，也是欧美各国没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中国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亿3150万两白银赔款，三年还清。清政府从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三次借出本金3亿两白银，才还清这笔战争赔款。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本息差不多10亿两白银赔款，中国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极大地加剧了国家的贫穷落后。 第二，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的侵略野心带来巨大的刺激。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成为“亚洲巨人”，变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军事工业基础以及教育基础，都是靠甲午战争中攫取的不义之财打下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05年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这个基础，也成为此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企图一举灭亡中国的奠基石。 第三，甲午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胃口。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纷纷在中国占领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抢占路矿权利，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名义上保持着独立地位，实际沦为半瓜分的状态。 第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远东及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与朝鲜)从此成为欧美、日本等列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第五，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予中国沉重一击，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猛烈地警醒!1894年11月，正是平壤战败和黄海海战失败后，孙中山等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的主张，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此后“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的中心口号。革命和维新两股力量成为甲午以后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甲午以前，中国人对东邻日本是瞧不起的。但是，1896年，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外，这一年涌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下子达到8000至1万人。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放下身段，要去看看日本是怎样自强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初也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第六，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使日本忘乎所以，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结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苏联、美国、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日必须以史为鉴 回顾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心情并不轻松。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国贫民弱，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又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运转失灵的大国，落后就要挨打，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国家要避免侵略，关键在于自身强大。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正在获得欧美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甚至认可。中国民气的昂扬向上，同仇敌忾，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 第三，外交交涉，国际上的折冲樽俎，一切都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 第四，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需要尊重。1972年7月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4个政治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正视过去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带给中华民族的极大伤害，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更要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只有确保这一点，中日关系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6 Discuz! T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