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货币贬值和汇率的讨论，往深了分析，肯定要涉及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问题。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议题之一，它左右着经济进程和政治话语。 二战时期，欧洲和日本饱受战火摧残，美国本土得以幸免，经济社会发展未受干扰。当时的美国公司势头强劲，富庶的美国消费者有旺盛的需求。在大多数领域，美国产品都是世界一流。那时根本没“进口车”，我们的父辈（或祖辈）的电视机、音响、各种家电，都是国产的，那时候美国人穿的衣服都是美国制造。 在蒸蒸日上的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生产者、劳动者都欣欣向荣。从很多方面来讲，美国人当时的生活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也是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在“What Worries Me”（2008 年 8 月）这篇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水平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同样的工作，美国人的工资全世界最高。只要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还在，只要维护现状的种种壁垒还在，我们就还能享受这么高的生活水平。可是将来怎么就能一直这样？凭什么一直这样？ 假设有两座城市。A 城工作多，人少；B 城工作少，人多。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同样的工作，A 城的人比 B 城的人工资高。因为人们无法自由迁入 A 城，所以 A 城的人工资始终高。加入能自由迁入，B 城的人肯定会流入 A 城，最后，两座城市会变成工作机会和劳动力均等，同工同酬。因为资源无法自由流动，才有地域不平等。 过去一百年里，受种种壁垒保护，我们的薪酬一直很高。其他国家，有的产量不如我们，有的资金不如我们，有的战争不断。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都更胜一筹。高运输成本、固有的偏见（我小时候，“日本收音机”是“劣质”的代名词）、法律限制（例如，禁止外国航空公司在美国市场自由竞争）等因素可能都对美国的薪酬起到了保护作用。过去的国际贸易还没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因素渐渐改变，我看不出来美国人怎么就能长期保持高人一等的薪酬…… 1949 年，一个名叫大众甲壳虫的小车来到了美国。这种小车很怪异，圆形的、发动机在后面，但这家伙真便宜，只要 1,300 美元左右。美国人最开始都说外国车质量不行，但是外国车的质量越来越好。超值的性价比消弭了文化抵触，进口车市场份额节节攀升。 大众第一年卖了两台，第二年卖了几百台，第三年卖了几千台。后来，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来了，它们也大获成功。1949 年，大众刚来美国时，只卖出两辆甲壳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1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签署了“自愿限制协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将出口美国的汽车数量限制在每年 168 万辆。紧随日本的脚步，韩国也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如今，在美国汽车市场销售份额中，外资品牌占据 55%。外国能大量出口到美国，主要是成本低。（当今美国市场上的大量外资品牌汽车其实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这些建在美国本土的汽车厂没工会，包括福利在内的劳动成本是每小时 10 美元，折合到每辆车上是 250 美元，低于受工会约束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以前外国车在海外生产时，成本差距更大。） 外国车物美价廉，美国车的市场份额必然下降。美国车卖的少了，美国汽车厂的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必然下滑，逐渐与他们的外国同行接近。20 世纪，在贸易壁垒、高运输成本、强势工会和旧有优势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工人一直过着比外国工人更好的日子，但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最终还是无法逃避现实。 举个例子：汽车工人工会为汽车工人争取到了优厚的福利待遇，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在分析中指出： 2005 年，福特的每小时平均工资是 27.41 美元，外资汽车厂商的平均工资是 23.79 美元，相差 3.62 美元。加上法定福利、退休金、退休医保以及其他退休福利，二者分别是 64.88 美元和 44.33 美元，差距拉大到 20.55 美元。 外国汽车制造商的福利负担低，成本低，美国汽车制造商背着高福利成本，在汽车销售中面临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在全球化的世界，A 国的工人愿意比 B 国的工人拿更低的工资，B 国的制造商只有四个选择： 同样的产品，卖更高的价格，丢失市场份额； 成本更高的产品，卖一样的价格，少赚甚至亏损； 品质更低的产品，卖一样的价格（长远不了），或 让政府针对进口商品设立贸易壁垒，例如，通过征收关税拉平售价，或通过设置限额抑制竞争。 正因为如此，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江河日下，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宣告破产（不破产就无法削减成本、甩掉沉重的福利负担），福特彻底重组，否则也活不下去。从那以后，美国工人的薪资待遇就缩水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当前工人阶层对现状不满的原因就在这里。 有些政界人士说，“我们要恢复流失的工作岗位。”我从一开始就特别想在这篇备忘录里讨论一下这句话。唐纳德•特朗普反复承诺，他要让商品在美国国内生产，解决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到其他国家的问题。伯尼•桑德斯反对自由贸易，他说，我们必须“制定贸易政策，让美国公司在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而不是国外”。他们的说法行得通吗？ （补充内容：1979 年，美国制造业有 1950 万工人，数量达到顶峰，今天只有 1230 万人，减少了 37%。那么制造业产值的顶峰是何时出现的？答案是今天。吃惊吧？美国当前制造业产值接近历史最高，大概是 1979 年的两倍。产值翻倍，工人数量减少三分之一，这说明人均产值翻了三倍。如果生产效率还停留在 1979 年的水平，要实现今天的产值，我们需要增加 2500 万工人。就算 2001 年以来，有 32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到了中国，因为生产效率改进而流失的工作岗位要远远更多。政府想保住就业岗位吗？或许禁止生产效率提高就行了。这让我想起了 19 世纪初的卢德派分子，这些英国纺织工人仇视工业化，他们成群结伙地破坏省时省力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法令还是意志，都无法阻碍经济的发展进步。） 假设我们美国能比中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手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个假设没什么不切实际的，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年均工资不到 9000 美元。）假设中国生产的手机出口到美国，成本是 100 美元，在美国国内生产，成本是 150 美元。这样的话，特朗普或桑德斯当局有如下选择： 禁止进口手机，要求在美国国内以 150 美元的成本生产； 找到愿意以中国的工资水平工作的美国人，将成本降到 100 美元，或 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让中国厂商的成本达到美国厂商的水平。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在现实今日应该行不通。第二个办法同样不可能，哪有美国人愿意做苦工，而且每小时不到 5 美元的中国工资水平也违反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这就只剩下第三个选择了：关税。事实上，特朗普先生说了，他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 35% 的关税，对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征收税率不等的关税。 这种做法有几个问题： 第一，这么高的关税可能与我们已签署的贸易协议不符。除非毁约，否则我们不能征收这么高的关税。 还要考虑报复性措施。难道其他国家不会同样对美国加收关税吗？我们的制造业岂不会更受伤？正如《纽约时报》 5 月 3 日的文章中写的：“打贸易战能发泄失业工人的心火，却创造不了更多就业。” 美国债台高筑，将来要再融资时怎么办？要是有一天，我们最大的债主中国心意变了，不想再买我们的国债了，怎么办？ 为了防止冲突，美国一直致力于扩大贸易协议，增加壁垒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吗？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简单的，哪个美国人愿意多花一半的钱买手机？ 经济常识不寻常。有些选民支持“恢复流失的工作岗位”，他们想过吗，按照美国工资标准制造产品，或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会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看他们没想过。一方面是 320 万美国人的制造业岗位会流向中国，另一方面是数亿美国人要花更多的钱买进口商品，如何权衡取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限额、关税和补贴都是政府保护特定行业的手段，没了保护，这些行业会被国际竞争对手打垮。这就是政策可能导致的扭曲。没了关税、补贴，有的行业活不下去。因此，在制定关税和补贴政策时，决策者其实是默认要让这些行业要活下去，而国内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就得支付更高的价格，没关税的话，他们可以买更便宜的国外货。 是要补贴农场主，还是要让美国人能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农产品（国内农场主则破产）？抛开国家战略不谈，我们是要保护那些没竞争力的行业的就业岗位，还是要让广大美国消费者降低生活成本？无论那个问题，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本文中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忽视经济规律，不能相信有什么灵丹妙药。问题肯定不是这么简单，但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到其他国家，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愿意领更低的薪水做同样的工作。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美国人不可能像从前一样既享受制造业的高薪工作，又买得到廉价的商品。征收关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要美国工人要求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可能做出太多贡献。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经济规律决定现实，我们面对的难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前面提到了薪资，我们接着讲讲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政府最早在 1938 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中确立了每小时 0.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后来这个标准提升了 22 次，现在是 7.25 美元。各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尽相同：有不限制的，有最低工资标准更高的或更低的，大多数是和联邦标准相同的。 今年，加州将最低工资标准从 10 美元提到 15 美元，纽约州从 9 美元提到 15 美元。工人的最低薪酬增加了，他们增加的收入从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很激烈，众说纷纭……其实，背后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保守派和商界人士认为，增加最低工资对企业和工人都没好处。工资高了，竞争对手成本那么低，企业的生意做不下去，员工的工作也保不住。在销售价格和非用工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蛋糕就那么大，一部分是员工的薪水，一部分是企业主的利润。政府规定增加员工薪水，企业主那块蛋糕大小不变，薪水那块肯定只能给更少的人吃，于是有人就会失业。要是从企业主的那块蛋糕里切一部分提高薪水，新增企业就会减少，有些企业还会关门，一样是有人失业。 自由派和工会组织则坚信提高最低工资不会产生严重影响。全美就业法律计划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对 1938 年以来联邦政府的 22 次提升标准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就业未受影响。有几次提升标准后，就业机会减少了，但这些情况出现在经济衰退时期，或许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无关。 双方针锋相对（或许双方都不完全正确），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有些行业没差异化（例如，快餐行业），如果它们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比邻近的州高出许多，这合适吗？ 在同一个州，不管劳动密集程度如何，所有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一刀切，这合适吗？ 在同一个州，不管利润率是高是低，所有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一刀切，这合适吗？医院等非盈利机构非常需要低用工成本，它们该怎么办？ 在同一个州，不管经济发达还是落后，生活成本是高是低，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一刀切，这合适吗？ 研究表明，历史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没影响就业机会增加，但是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提升一点，而是提升 50-100%，何况美国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都不如从前，这样的研究真有借鉴意义吗？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要实施 15 美元的最低联邦工资标准。15 美元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州、所有城市吗？（纽约州和加州在提出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时的做法是不同地区、不同对待。）假如一刀切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要逐一给每个地区设定合适的标准，这么艰巨的任务，哪个政府部门来做？ 我讨论这些的目的不是要给出最低工资问题的答案，而是想说明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规定更高的工资标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就都提高了？不可能。有些企业的效益会降低，有些会难以为继。创业热情可能受挫。自动化生产设施的盈亏平衡点会进一步降低。（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新闻标题是“前麦当劳 CEO 说，提高最低工资，机器人会抢走更多工作”。）可能有人失业，有人找不到工作。别忘了，政府和监管部门不能创造财富，它们只能重新分配财富，它们产生的影响受零和效应制约，从长期看尤其如此。 伯尼•桑德斯公开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敌视商业，特别是金融行业。他说“华尔街的商业模式是欺诈”。看来桑德斯要用强硬手段调控经济，他没说具体怎么做，但表示要把大银行拆分。 我不深入分析他的政策违反哪些经济规律了，只提几个问题：美国能跻身世界经济一流行列凭的是什么？（要是他否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巨大贡献，那么我们不同意。） 曾经实施计划经济而繁荣的那些国家哪去了？苏联和东德的结局怎么样？（东德和西德近在咫尺，它们的发展演变我们亲眼目睹，还有更好的对照实验吗？）古巴、委内瑞拉、越南的普通老百姓过的怎么样？为什么中国一直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 我们来看一个当前正在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2016 年 5 月 12 日《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就拿控制物价来说，价格管制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只是食品和重要药品，还有汽车电池、基本的医疗服务、除臭剂、尿布、卫生纸。控制物价的目的原本是抑制通货膨胀，让穷人买得起日常用品。但凡对经济学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规定商品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哪个商家都卖不起。官方价格很低，但都是虚的，这些商品都消失了。 你可以控制商品价格，但没人按你的价格生产。这就是经济规律决定现实。 毫无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的物价管控只是经济陷入混乱的一个缩影。这是因何而起的呢？ 曾几何时，委内瑞拉“给人的印象是现代化、民主，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就能到美国”，是一个富足、宜居的国家。 在如火如荼的石油繁荣达到最高潮时，委内瑞拉坐拥世界最多的石油储量，过去 17 年里，石油给它带来了 1 万亿美元的收入。乌戈•查韦斯 (Hugo Chavez) 领导委内瑞拉多年以后，2013 年，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继任。 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查韦斯自称代表穷人利益，立誓要把国家的财富分配给普通大众，他提出了“21 世纪社会主义”行动。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马杜罗将其付诸实践，结果整个国家陷入了灾难，这是全世界亲眼所见…… 在过去两年里，委内瑞拉轰然倒塌，除了爆发战争，还没有哪个中等收入国家出现过这种现象。死亡率激增；公共服务一个接一个地瘫痪；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让 70% 的民众陷入贫困；犯罪案件频发，没人敢夜晚外出；人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长队才能买到食物；医院缺少最基本的药品和设备，新生儿大量夭折，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大批死亡。 一个曾经富足、曾经现代化的国家，实施了中央计划经济，就陷入了这样的命运。我们也想试试吗？ 经济规律决定现实，从理论上讲，短期内政府能做到的是： 把未来的活动挪到现在，加速经济活动； 让一部分人付出代价，改善另一部分人的生活（例如，富人 vs. 穷人）； 鼓励一种活动，抑制其他活动（例如，为获取资本利得投资 vs. 为获取股息投资）。 我们可以说此类政策行之有效，也可以说它们干预了经济的自然运转。这些政策试图取得自由市场中不会出现的结果。有时候，结果不见得就好，有时候，因为出现预料之外的后果，已经制定的法律反而要撤销。有的问题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各执己见，例如，资本收入所得税和劳动收入所得税二者的高低问题。有的政策其实只是回馈金主或选民的支持。 上面列举的是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政府决策，有很多事情是政府做不到的： 刺激政策无法创造经济增长、财富或繁荣。一个经济体生产的财富数量是一定的。财富可以重新分配，但无法凭空创造。 政府不能让所有人同时受益，基本上只能把一个群体的利益拿过来，分给另一个群体。例如，政府可以增加关税，提高落后行业中工人的薪资，但国内的消费者就要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 总的来说，政府要让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损失。对所有人来说，政府的决策几乎都会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法国可以立法保护员工，让企业难以裁员，但是这个政策会削弱企业家和企业主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创业、扩大规模或招聘新员工。 政府可以激励和推动人们朝某个方向走，但是经济（或经济中的人）未必按政府的意愿行事。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刺激消费，日本政府向市民邮寄支票（这个现象被称为“用直升飞机撒钱”）。但是市民很保守，把钱存到了银行，还是不消费。在这个案例中，政府的行为是典型的“推绳子”（译注：push on a string，绳子只能拉，不能推）。 根本性的改善，例如，明智的投资激励、税收体系、基础设施等，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为整个社会创造巨大的长期收益（未必其中的每个个体都得到好处）。只靠短期操纵，不可能凭空创造财富。最后，我借用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若想靠税收（或刺激、贬值）走向繁荣，无异于一个人站在水桶里，想拎着提手把自己提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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