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东战争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影响

［注：本文说清了美国为什么衰落的整个逻辑，中东地区搞不定叙利亚，已经说明美国是强弩之末了。美国，还是太嫩了，投机拿到的世界领导地位，缺乏大战的磨砺，较欧亚强国相比，还是缺少历史文化沉淀，是个本质上的新手。反观中国，古往今来，无数历史沉淀造就了更加深沉的智慧，当前的处境比美国更好。未来的中国，要比美国更加光明，根本来自古老的智慧。美帝国主义，连中东都搞不定，也谈不上什么帝国。］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

　　帝国统治以军事征服与领土兼并为手段，以财富掠夺为根本目标。美国是文弱的帝国，其在本土的扩张尽管也经历了军事征服与领土兼并，但总体上以经济与商业扩张建立霸业。由于不能无偿获取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美国被迫消耗自身经济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确保霸权秩序。创造财富的潜力是美国权力的源泉，取得政治霸权意味着美国战略优先目标偏转——美国为延续政治霸权而不断地付出经济代价，最终窒息了自身的经济活力。

　　2008年美国债务危机的爆发，与美国体系的生存逻辑存在自然关联。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核均势诞生，以核均势为后盾的美苏竞争形成恐怖平衡，其不战不和的态势限定了军事力量的有效运用，美国的财富潜力由此得以发挥，以跨越半个世纪之久的巨大战略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促成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核均势的存在也决定了美国不能凭借数度领先的军事优势摆脱以债务苟安的窘境。美国国内政治体系孕生的普遍福利体系，加剧了自身经济重负，与美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一道促成了债务困境。

　　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在帝国霸权兴衰的历史中，美国是命运眷顾的宠儿，其崛起与霸主地位确立一帆风顺。美国立足西半球，与世界权力中枢——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从而可以享受长期和平并坐观成败。战后美国在半个世界取得政治支配地位，并在冷战后将这一权力扩展至全球。轻取霸权与快速扩张也决定了美国作为帝国的先天不足，不能在挫折与失败中获得经略霸业的经验与智慧。60年来，美国为争夺世界政治霸权与欧亚大国一再冲突，同时在经济上与敌手和盟国陷入竞争与暗战，美国支撑全球领导地位的经济优势逐步丧失。

　　1．美国全球体系本质上是松散的经济聚合体

　　美国以侧翼大国觊觎霸业，在欧亚列强的混战中投机崛起，军事上的局限使美国不能在海外建立起直接的殖民统治。美国在二战中打败了挑战欧洲均势的德国，确立了对西欧列强的完全控制，将昔日的霸主英国置于从属地位，并在东方毁灭了日本帝国，使其成为政治上的附庸。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确立领导地位并不是完全依赖军事征服完成的。美国没有经历经典帝国崛起的持久大国混战，也绕过了昔日殖民帝国崛起的坚韧蚕食，且与势力方张的欧亚大国中俄崛起相伴。战略核武器问世与美国崛起同步，大国力量结构与竞争规则由此出现了根本性变迁，更具有和平竞争的趋势。踏上欧亚舞台60年，美国缺乏军事力量控制或占领那些直接或潜在的竞争者，也不能与之展开完全的军事较量。

　　这一特征决定了分享权力、避免过早衰弱成为美国霸权的基本行动原则。战后美国在欧亚列强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凭借经济优势确立全球政治霸权。1945年，东迄日本，西至大不列颠，欧亚列强的工业基础摧毁殆尽。美国是唯一拥有强大而高效工业体系的国家，可以更廉价地生产工业品，此乃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霸权性力量的基础，美国得以据此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美国体系仅是由分裂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美国依赖制度安排与联盟体系，将主要工业国纳入麾下，并诱使盟国遵循自身秩序及相应的政治规则①，以间接支配取代殖民帝国的直接军事占领，将暴力控制转化为自觉协作，在泛西方内部建立起松散的帝国。美国欧洲、亚太和中东盟国在美国体系中获得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并让渡部分主权。美国权力基于协作，以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自主为前提，它对其他大国的支配能力取决于同化而非击败或孤立对手的能力。

　　美国权力根基先天脆弱。昔日英国以优势海军与全球贸易开创霸业，以殖民控制与自由贸易维系帝国，其军事力量同时维持一种有效的帝国秩序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而可以从殖民地与附属国无偿获得财富与经济资源，并以自由贸易的方式掠取额外剩余价值。这一帝国模式使近代英国世界霸权寄生于殖民资源，确保帝国延续所需的长远财富基础且有效地扼杀了潜在竞争者的财富潜力，并在世界经济体系分工中将后者限定在附属地位，英国由此以弹丸岛国享绵长福祚，在世界权力巅峰上盘踞近两个世纪。帝国力量的源泉不在于征服与领土扩张，而隐含在经济掠夺与财富攫取中。①

　　转嫁霸权重负，获取无偿财富转移，一直是帝国生存的命脉。美国的全球领导体系呈“扁平式结构”，建立在相对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贸易上，难以在自由贸易之上附加帝国秩序，遂先天被斩断了帝国的生命线，被迫以自身资源延续霸权。

　　美国以经济权力支撑政治霸权，其既得利益包含了它必须承担的帝国义务。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国并不具备特别优势，不享有帝国权势蕴含的贡赋，却必须承担帝国霸权重负，维持一个以经济手段参与其中的开放型全球贸易体系，并以自身军事资源无偿提供这一秩序的安全保障。美国以经济行为体参与竞争，其政治与军事强势给予其相对的经济竞争优势，可以通过隐蔽的经济手段挤压其他竞争者的财富，但不能改变经济竞争的本质。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至少从经济角度而言，具有高度的消耗性与毁灭性。在美国霸权存在的60年中，这一先天不足经常以美国经济遭受的不断侵蚀与斫伐显现出来，美国角色经受经济力量转移催生的累进权力变迁的侵蚀，在维持政治霸权与经济竞争力之间陷入两难困境。当耗尽立国以来累积的经济资源与两次大战获取的战争红利时，以债务迁延维持成为美国霸权的不二选择。

　　2．美国军事权力不足与战略盲动

　　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核心是财富，这一经典模式在美国体系中更具有直接而明确的性质。美国霸权的基点是战略性经济权力，显现在美元控制上，存在于美国的工业、贸易以及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之中。创造财富的潜力处于美国权力的核心，它支撑美国大市场、提供体系的凝聚力与美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源泉。美国相对于其对手和盟国的生产能力——泱泱大国的经济规模、财富、技术与创新能力等指标最终决定它在体系中的势力范围。权力政治存在于整个国际关系史中，这一次权力政治以财富直接界定权力。经济斗争成为权力政治的基本内容与原始动机，它决定和引导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的再分配。而军事优势的潜在战略意义萎缩，钝化为几乎纯粹的外交工具（至少在大国关系中如此），沦落为支撑经济架构与世界性货币的手段。60年来，美国执迷于全球政治权力，偏重军事力量，负债支撑并听任自身的工业基础逐渐侵蚀并最终趋于衰落。①

　　美国冷战规划延续了海权国家的均势传统，视苏联为天敌。而为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上对其他大国或区域集团不设防，为自身埋下了祸根，不断戕害自身长久的财富基础，美国经济地位遭受持续霸权重负的削弱与竞争者的蚕食。美国在冷战中蜕变为军事国家，建立军事联盟体系，追逐排他性权力，设定外部威胁，一再陷入泥沼式战略消耗。冷战后，美国继续沿袭这一惯性思维，企图独揽世界权力。②

　　在持续60年的大国权力争夺中，政治抱负成为灭顶的战略重负，磨灭了恰恰是支撑美国的力量。近代以来，殖民列强为争夺世界市场屡开战端；战后60年来，美国一再为潜在竞争者洞开了市场，日本、西欧与中印诸国纷纷崛起，而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断地遭受侵蚀。

　　3.美国“民主帝国”的福利陷阱

　　美国政治制度伴生着内生性的无序与混乱，权力分立与制衡掣肘的权力架构不能确保国家政治的战略稳定，群策群力的施政方式与民众推动的体系运转，排除了一体化的中央权威发挥战略统筹的空间。美国的政治体系自行运转，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建立在选举和数量之上，偏爱立竿见影的政策。政治迫于选举压力，被应急式或急功近利的措施所左右，止步于政治功利与短期目标，领袖素质、治国能力与政权变更对国家影响几乎无足轻重，难以贯彻理性的内外政策，国家长远的根本性战略目标一再被周期性权力更迭所打断。③

　　加之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支配武装力量与经济资源的绝对权威，且永远面临民意与政权轮替的掣肘，不能将举国潜力彻底动员并转化为有效的国家力量。立国200余年，以总统为核心的联邦体系尽管不断自动强化，却不能改变代议制民主根深蒂固的权力分裂与掣肘。

　　民众驱动的权力体系运转与由此产生的普遍福利体系是美国深陷债务泥潭并最终趋于经济衰弱的根源之一。美国的政治体系与意识形态迁就偏听民意，使决策者倾向于执行应和民意的社会经济政策。美国战后即建立起福利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并以修正案的形式写入宪法。④

　　美国政治随民意漂流，以迎合选民赢得政权为目标，具有浓厚的投机性质。①政府频繁轮替，政党恶性倾轧，竞相提供普惠性福利，透支国家未来。当经济不能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又无法增税时，只能举债维持福利刚性。民粹政治不能为国家抱负凝聚引导民众，超稳定的政治体系难以产生改变现状的政治力量，以阻止寅吃卯粮、得过且过的惰性。过度福利体系积重难返，债务泥足深陷威胁国家本身，是美国政治体系先天不足滋生的政治功能失调之一。

　　二、美国体系的衰落

　　战后美国取得世界政治霸权，这一结果既是美国绝对实力上升的产物，也是欧亚列强主体性外交的“失误”造就的。美国在殖民帝国崩溃与非西方民族普遍觉醒这一背景下登上世界权力舞台，以大国协调为基础建立起全球秩序并运用权力，但美国始终执迷于垄断性政治权力。美国衰落始于冷战，而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竞争中丧失了统治力量。与不断扩张的霸权意愿相比，60年来美国主导世界体系的能力不断下降。

　　1.冷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冷战是典型的两败俱伤的战略消耗战。美国在冷战中树立了战略敌手并统合所谓自由世界。遏制政策将目标限定在零和博弈上，坚持用更大的消耗压倒对手，以获得和占有垄断性权力，美苏不可避免地陷入持久对耗。美国冷战军事战略的核心，以金钱与技术的巨量投入为手段，让财富的持续消耗发挥威力，以国家生存或毁灭为赌，打造了空前的军事体系。美国历届总统集中优势国力实施对苏联的持续遏制与“推回”战略，与国力方张的苏联竟胜，战略上一举陷入了长期远征、屯兵坚城之下的困局。美国经济对内供给社会福利制度，对外支撑全面对苏战略对抗，以长期巨大的消耗维系内外。在以核武力为后盾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僵持之下，美国难以借助战争手段脱困，只能日复一日地与苏联对耗下去。美国全球地位本质上是建立在经济优势之上的，当美国以倾国之力维持或拓展一个政治霸权时，即对其经济基础构成持久的压力。

　　美国追求绝对权力，陷入冷战泥沼，被迫迁就盟友，消耗了自身经济活力。在核武力奠定的冷战均势下，美国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威胁（整个冷战时代美苏从未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应对这一威胁的经济根基持续侵蚀。美国依仗深厚的经济力量与财富潜力全力实施遏制政策，对外频繁军事干预，最终滑向国力透支、经济衰落的险途。同样为应对与苏联的竞争，美国向西欧与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恢复了欧洲繁荣，扶助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而盟国去军事化，聚焦于工业政策，每一次战争都使其工业力量剧烈膨胀，竞争力持续增强。仅仅20余年，美国遏制政策与战略消耗即以灾难性的经济衰落显现出来。经过战后初期旷日持久的冷战对抗，特别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美国丧失了绝对经济优势地位，元气大伤，被迫实施战略收缩。①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财富基础动摇的起点，美国从此只能从债务中吸取能量维持霸主地位。债务为美国一再提供缓冲。美国原本无法在亚洲打两场战争，无法维持在西欧的强大地位，也不可能保持庞大的防务设施。②失去了黄金约束，美元无限透支，财富源源流向美国。美元作为政治控制工具，成为资源强制再分配和财富转移的武器。③

　　由于美国以反殖民化立国且以经济权力建立霸业，这一财富转移不能以无偿的方式实现，只能以不断累积的帝国债务为代价，将美国带入债务泥潭的趋势开始形成，成为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经济代价。美国经济丧失了财富活力，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开始动摇，美国金融体系的传统角色褪色。轻易获取财富也扼杀了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磨灭了美国经济在物竞天择的大国竞争中重振的可能。

　　冷战中美苏陷入殊死的“零和”对抗，而欧亚大国得以在美苏争夺的夹缝中韬晦，最终坐收渔人之利。西欧、日本与中国在冷战的夹缝中先后借助于美国市场得以复兴，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开国以来，美国凭借两洋天险，作壁上观欧亚列强纷争，以和平建设蓄积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实力增加，逐步问鼎世界霸权。而在冷战中，这一角色开始发生转变。美国深入大国争夺的核心，遭受苏联持续全球攻势的重压与盟国不断的经济侵削，逐渐蜕变为寄生性的债务帝国，而在两次大战中元气大伤的欧亚诸国得以休养生息并乘其弊而起，恢复生机。出于无谓的地缘政治目的与争霸需要，美国重建了盟国经济，消耗了自身经济权力，扶植了潜在竞争对手。④

　　美国倾其国力挫败了苏联，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连贯一致的持久行动，以阻止西方内部或中间地带经济中心的崛起。

　　2.反恐战争与金融崩溃

　　冷战是世界权力再次转换的枢纽，在冷战中，向美国倾斜的力量转移趋势重新回归欧亚国家。美国经济逐渐虚弱构成冷战国际权力消长最深刻而隐蔽的背景，力量转换一直在此背景中悄然进行，经济权力与财富易手是这一力量转换的方式。冷战葬送了美国立国以来与两次世界大战蓄积的财富，其胜利不是建立在军事征服上，而是建立在消耗其先辈累积的经济资源上，除了无敌威名与普世梦幻之外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益处。美国成功地拖垮了苏联，遏制了日本的经济挑战，但美国债台高筑，削弱了对其生存利害攸关的财富基础，丧失了从长远上更具战略价值的经济控制力。冷战结束后，在苏东集团崩溃与中、印、俄、巴西等国加入体系的背景下，美国体系成为空前绝后的“巨无霸”。但由于财富短缺与武力不足，对美国来说，这一体系也面临日益权力分散趋势且更难以控制。

　　美国并未因冷战胜利而休养生息，核均势依稀存在，美国不能突破大国制衡并享有绝对战略自由，财富不足的软肋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沉溺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其战略考量依然陷入保持政治和军事优势的狭隘逻辑中，而忽视了决定大国生死的长期经济趋势。冷战胜利使美国的战略边疆囊括全球，也使美国背负了全球霸权重负，经济下陷的现实与军事膨胀的裂痕更为明显。美国在军事上过于特立独出与由此而来的穷兵黩武，被迫处于一种孤立之境。①

　　不存在单一威胁构成的安全挑战，无法确立有效明确的安全规则，加剧了美国全球霸权迷失。美国频繁制造出敌手与战争，陷入恶性循环的死结，美军疲于奔命，被迫应对层出不穷的敌手与敌对行动，战线扩张过度。以中东为例，美国相继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并一直试图颠覆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美国对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军事干预引起反美、反以势力的崛起，反恐战争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权力争夺的巅峰。冷战胜利与信息技术革命暂时缓解了美国经济衰落，反恐战争与战略扩张过度重新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最终使其解体，而美国重蹈苏联覆辙。

　　美国全球体系实施开放自由的原则，其霸权角色遭受持续的经济衰落的侵蚀。冷战后东方集团崩溃与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加入美元体系，为后冷战20年美国的债务扩张再度融资，同时也使美国这一债务帝国的负债能力空前绷紧。20年来美国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民主、自由和人权为由，对地区热点问题采取了几十次军事干预，在经济上依靠负债解燃眉之急，依赖债务堆积或美元注水跳出陷阱，炫目的军事行动背后是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与债务善后。②

　　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虚拟化倾向，海外扩张与本土高福利体系带来的是工业外移、政府税基消逝与庞大的预算和贸易赤字。每一次危机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美元走向崩溃。超强军力纵横全球，不能掩盖财富日趋枯竭与不断增长的债务尴尬。

　　战后60年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例一直呈相对缩小趋势，是美国衰落难以逆转的根本原因。美国体系的危机在于，不能维系经济控制力，则军事优势与外交胜利的意义都将大打折扣。

　　美元是美国体系的命脉所在，它为体系提供基本信用并担负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美国由此建立了庞大的隐形帝国，操纵着远为庞大的财富。美国的世界霸权、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与同盟体系都取决于美元。美元作为民族国家货币，影响操纵体系经济却无需对此负责，成为轻松聚敛财富的手段，为债务帝国大开方便之门，成为美国延续霸主地位的核心手段。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市场体系被生产过剩的痼疾一再困扰，美国由此可以举债消费，以寄生于债务的方式，以无任何担保的纸币换取全球财富，以此将全球资源收入囊中，形成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体系，把卷入这一体系的各国变成虚拟的“金融殖民地”。债务累积以日益扭曲的金融体系为代价，为美国提供迁延的财富，美元本位制演变为债务本位制。支撑美元滥发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信心”。美元衰落起因于债务堆积与美国转嫁危机的现实动因，隐含着金融危机的真实根源。

　　金融危机引发美国债务体系崩溃，是战略扩张过度与财富耗竭的结果，凸显了寄生经济的瓶颈，源于债务扭曲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债务一再为美国霸权提供喘息，债务帝国早已千疮百孔。金融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延续，是连续债务危机的中间节点，预示了债务帝国坍塌的必由之路。①

　　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道德危机，债务经济侵蚀了市场经济本身的合法性与活力，道德缺失深嵌于美国体系的内在逻辑之中。美国为一己之私酿成全球灾难，其威权的合法性遭受重创。对美国实力的信心以及对美国制度的认同是美元信用的最后支撑，金融危机是债务经济的精神破产，动摇了美国的道德威权，也就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机轴货币的地位。金融危机促成大国力量对比消涨，如同昔日大国在战场上决胜一样，这场金融战实际上是大国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美元体系中，金融危机取代传统的大国战争，促使权力戏剧性转移。

　　三、中东军事干预对美国的灾难性影响

　　美国作为帝国财富先天不足，其政治体系滋生的普遍福利体系使其财富更为捉襟见肘，冷战消耗了美国的国家财富，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落，而后冷战时代持续的中东战争加剧了债务重负，成为美国霸权衰亡的导索。连绵的中东战争消耗了美国过分的经济实力，且增加了军事行动的政治风险。反恐战争花费达8000亿美元，隐含着金融危机的祸胎，但伊拉克迄今并未成为美国期望的“民主样板”，而沦为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的博弈场；阿富汗并未摆脱无效治理的状态。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宣布增兵阿富汗，依然不能阻止塔利班势力上升，仍不得不寻求政治解决与体面撤军。奥巴马宣布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撤军后的阿富汗能否保持局势稳定，还是会像伊拉克一样陷入恐怖袭击与派别冲突的漩涡都引起各方的关注。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美国中东战争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也没有带来民主和自由，而是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中东政治问题南辕北辙，且造成自身经济与财政困境。

　　1.美国“中东战争综合症”

　　美国衰落始于经济与金融领域，这使美国在丧失财富后相当长时期，仍保有超强军事强力。美国被剩余军事力量所左右，深陷对外军事干预。核均势下大国兴衰首先显现在经济领域，新兴大国以经济缓进累积力量达成战略突进，这一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它们既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也不必在战略上冒进与美国霸权对抗，这一权力转移模式助长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滥用。没有并驾齐驱的军事对手构成威胁与制约，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美国陷入霸权诱惑与战争泥潭的历史宿命。军事力量客观上需要敌人以确保自身存在，也需要敌人以释放自身力量。美国在军事本能的驱使下频繁对外用兵，制造出层出不穷的动荡冲突之源，以美元信用为代价转嫁危机，而忽视财富易手背后隐含的权力转移。

　　从阿富汗战争到中东剧变后的利比亚战争，一再爆发的中东战争将美国军力不足、财政危机、国际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凸显出来。自近代以来，中东缺乏地区大国的中流砥柱，一再成为外部大国争夺的“破碎地带”，为后冷战时代美国释放剩余军事力量、彰显领导权提供了天然场所。美国手中有一把锤子，中东到处都是钉子。布什首开中东反恐战争先河，①

　　以变革起家的奥巴马继承了其所有战略困境。始自伊拉克战争，美国中东战略丧失了制定战略政策的前提，无法判定何种战略平衡符合自身利益，不能有效地将纷至沓来的地缘政治事件纳入既定战略框架，并决定美国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②美国对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势力一再实施打击，且一再重复灾难性干预模式：无法为干涉行动找到法理依据，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与稳定连贯政策，缺乏善后举措，未顾及政权更迭带来的国家崩溃与权力真空，以及由此酿成的灾难性内战与内外势力争夺权力的混战。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战略盲动一脉相承。奥巴马继续在中东实施政权更迭，只不过以一种更巧妙、更具隐蔽性和间接的方式。①利比亚战争与叙利亚内战是在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与军事双重衰落、内外交困的处境中，继续以廉价、多边、渐进的方式推动中东政权更迭，同时对伊朗、哈马斯、真主党等反美势力采取遏制态势。奥巴马未能在伊拉克建立稳定政权，没能促成什叶派与逊尼派达成政治妥协，也未能在阿富汗消灭塔利班或找到政治解决方案。美国十年反恐目标均遭挫折，政权更迭没有产生遵循西方规则与西方价值的新政，没有产生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在这一大乱局的背景下，美国继续与欧盟、海合会和土耳其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开启了血腥而漫长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美国势成骑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沿战略惯性前冲，无力摆脱对外战争的自我摧残。

　　2.中东战争凸显美国霸权困境

　　美国霸权的逻辑是“不战、不和，不走，死守军事优势。”奥巴马政府不能以战争手段阻挡新兴大国崛起；不能与之分享全球领导权，延缓衰落；不能适应力量衰落的现实，割舍既得利益。美国在丧失财富之后依然保有大国的军事强力，成为自身灾难的源泉，由此酿成战略变革尾大不掉，且使朝野沉浸在推动民主化的惯性思维中。②

　　没有明确敌手构成确定无疑的威胁并凝聚国家力量，没有遭遇战争或经济崩溃之痛，无法迫使快速解决问题，奥巴马政府只能对危机采取慢慢拖延的政策。全球格局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战略间歇期，一度强大的、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联盟体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仍按惯性运作，美国军力和美元地位不会被一次金融风暴打垮，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对基轴货币和安全保障的依赖，剩余军事力量支撑的单极雄心。在中东地区，美国既依靠欧洲大国和海湾国家，又寻求与中俄的外交协调与配合，试图弥补美国综合国力衰弱带来的挑战。

　　奥巴马中东外交受困于美国霸权的既定逻辑，无力回应内外变化并阻止前冲的战争机器。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减少美军中东存在，不能作为新战略的一部分而获得意义。③美国在中东继续抑制地区大国，追求政权更迭，控制进入中东石油市场通道并确保以色列生存。历史上大国陷入困境时，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随之发生。金融危机、反恐战争等如此重大的战略事件，不能产生有意义的变革。奥巴马中东外交不能依赖自上而下的清晰的政策转折，只能被动地适应一个日渐艰难的经济与军事形势，而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战略观念与支撑。历史上大多数帝国都毁灭于财政危机，而且是在其生命力似乎仍在增长的时候。美国占据军事优势，一再战胜攻取，不能弥补战略破碎的缺陷，不能改变经济颓势，不能阻止世界经济逐渐与美元脱钩，全球安全保障逐渐远离美国军事力量的结局。①

　　债务引发了美国经济危机，反恐战争引发了美国外交和军事危机，中东问题牵制了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和财政资源，中东剧变突如其来，而所有的失误与挫折最终都将以财务危机的形式显现出来。在大国相对和平竞争的主旋律下，美国作为帝国的真正力量源泉不是殖民时代杀伐四方、开彊拓土的丛林法则，而是体现在美元所支配的空前财富与由此获得的话语权中。美国力量借助市场逻辑的渗透和超强军事力量辐射到全球，支撑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支撑了美元信心，也夸大了美国的实力。历史上，中东区域埋葬了众多的世界帝国，未来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或者逐渐淡出，都将取决于美国的财富地位。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