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民族国家（上）｜丹尼尔·约翰逊

本文译自The New Criterion，这是目前小编最喜欢的保守主义期刊，推荐一下

英文标题“Islam, civilization & the nation state”

作者Daniel Johnson，历史学家、记者，同时还是Standpoint magazine的主编

蔡华旗 译，万吉庆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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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极为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又是深刻的、多层面的和不可避免的。西方人对伊斯兰的认知是在相对简单的冷战对立中建立的，为了克服这种认知失调，我试着区分了十种类型的不对等。这个清单不敢妄称面面俱到，也并非都是独创。但总的来说，这十种对比描述了西方和伊斯兰对立的程度，而知识精英们尚未弄清这种对立，宗教复兴作为人类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将会令他们惊愕乃至打脸。

1888年，戴维·卡梅伦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自由党政治家威廉·哈考特爵士宣称：“今天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在众多自我实现的预言中，这一个令人印象深刻。我想知道，在22世纪初，人们是否会重温威尔士亲王（即查尔斯王子）于本年初在艾尔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位于利雅得）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声称作为英国人“今天我们都是穆斯林”。

作为第一位向伊斯兰教瓦哈比派（Wahabbi Islam，沙特官方宗教，被认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沙特政府的财政支持下，这一教派在70年代以来传播迅速，并具有世界影响力）宗教精英发表演讲的西方人，英国国教未来的领袖（即查尔斯王子）身着伊斯兰学者的长袍，甚至以第一人称复数发表演讲，就好像自己是其中一员：“我认为我们需要恢复有深度、精微与慷慨的想象力，尊重伊斯兰伟大时代的智慧，这一智慧使伊斯兰如此夺目，”他说道。“伊斯兰信仰在其伟大时代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理解了上帝对所有时代的告诫以及当前的告诫。伊斯兰教的伟大在于它理解了神的真义。这些，你们不仅可以给予穆斯林，也可以通过榜样的方式传授给亚伯拉罕的其他孩子。”那么，犹太教徒与基督徒应该向《古兰经》的大多数原教旨主义学者学习如何解释《圣经》吗？

很遗憾，亲王没有出现在2005年教皇的避暑度假地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据报道，教皇本笃十六世当时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不能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家们惯用的方式来解释其神圣经文（即《古兰经》）。穆斯林们相信，《古兰经》是真主阿拉的言语——“我们一贯遵守的永恒之书的副本”，正如《古兰经》上所记载的（43:I）。然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文是由人记载的，因此它事实上需要解释，并且允许人们对其涵义进行引申。而伊斯兰教的学者们则排斥对《古兰经》字面解释之外的任何解释。伊斯兰教神学在注解上缺乏灵活性，已经而且会继续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影响。这是第一个，从逻辑上讲，也是最重要的不对称：一方面伊斯兰领袖坚决要求人们适应其神圣的律法，另一方面受托保持欧洲文明基督教身份的人所变现出的致命的妥协倾向。

众所周知，穆罕默德不会做出妥协（Muhammad does not meet mountains halfway）。政治神学中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似乎未能打消英格兰未来国王的浪漫念头，即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教徒都能一起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正如我们现在知道，查尔斯王子驳回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凯里的主张，声明考虑到伊斯兰教的缘故，他即位后决定将把王室头衔由“（基督教）信仰的守护者”（Defender of the Faith）改为“信仰的捍卫者”（Defender of Faith）。

现如今，要捍卫基督教在英国的特殊地位，你需要成为一个印度人。例如，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宣称，他对英国政府资助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锡克教信仰的学校，并为之提供与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学校同等待遇的决定，感到“异常震惊”。“这种做法忽视了基督教信仰的学校已经演化出宽容的氛围，并且这种氛围通常比纯粹的宗教学校的氛围更为宽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前任院长如是告诉《每日电讯报》。“我的许多朋友来自加尔各答的圣·萨维尔学院（一所耶稣会学校）——我不认为他们只是被灌输了基督教教义。但是新一代的穆斯林学校、印度教学校以及锡克教学校却并非如此。”

译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曾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让我用女儿阿加莎的亲身经历，为阿玛蒂亚·森教授做个现身说法吧。工党政府鼓励对话与相互理解，本着这一精神，她所在的天主教“信仰学校”的8岁孩子班，被带去参加2006年7月在伦敦举办的伊斯兰博览会。这可能是在欧洲举办的类似展览中最大规模的了，也是全年度伊斯兰文化活动的高潮部分。我女儿被教授了一些伊斯兰艺术后回来了，但还是不明白伊斯兰教的“五功”（译注：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朝功）、先知穆罕默德等等。事实上，她受到了攻击——被狠狠地踢了两次——她在排队等候同学时被一个陌生女人踢的；当老师表示抗议时，嫌犯逃跑了。更重要的是，她回来时带回了一个礼品袋，里边装有一本给小孩子看的活动书。其中包括用来填充颜色的车尾贴，比如：“安拉至大”，“百分之百的穆斯林”以及“伊斯兰教=和平”。这样的口号对基督徒或其他的非穆斯林孩子非常不适合。但是，真正令我担忧的是伊斯兰救助（Islamic Relief，译注：英国的一家伊斯兰教慈善组织）的募款箱。它不是一家普通的慈善组织，而是一家被以色列谴责为资助哈马斯恐怖分子的饱受非议的组织。因此，我的小女儿，本是天真地去进一步了解她的穆斯林同伴们的信仰，却伤痕累累、又惊又怕地回到了家，且竟然间接地支持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作为包容的一课，这几乎谈不上有何启迪。她所在的学校屈从于文化多元主义，长途跋涉去参加伊斯兰博览会——不仅受到英国政府还受到天主教会的祝福。而想象一下我们本地的穆斯林学校，即由沙特资助的法赫德国王学院，将其小学生送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花一天时间熟悉天主教义——这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上对于少数族群而言，有一项更加艰巨的义务，即熟悉多数人的习俗与宗教。那些声称代表伊斯兰教的人正在滥用人们将穆斯林整合进英国民族国家的诚挚愿望，而尽可能地在各个层面争取（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宽容。

森教授也本能地指出了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第二个不对称：对待宽容的态度。伊斯兰教要求（并且在欧洲他们也做到了）人们对他们最难以忍受的做法进行宽容。从压制言论自由到女性的从属地位，随着在现实中逐步认可伊斯兰教法，那些一直以来被西方视为野蛮的行为正在变得“正常化”。作为回报，伊斯兰教在公共领域对其他信仰几乎没有让步或包容，在其私人生活中更是没有。

有两种宽容：因软弱产生的宽容以及因强大而产生的宽容。后者是从洛克到密尔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珍贵遗产。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围绕着解放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的论战确立了一项原则：宗教少数派可以获得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作为报答，他们必须明确忠诚于国家、社会以及法律。宗教顾虑也需要考虑到例外情况，例如，在效忠宣誓时，必须有这样的共识：对上帝的服从，不能与对民族国家成文或不成文宪法的效忠相悖。在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达成了一个隐性契约；如果少数派破坏了这个契约，他们的宽容就会相应受限。

因软弱产生的宽容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抓捕阿布·哈姆扎（Abu Hamza）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他多年散布仇恨、暴力以及恐怖主义后，终被官方熟知，尽管他的全部破坏程度尚不为人所知——其中包括我在内。当我们天真地允许孩子们在这个邪恶的人周围玩耍时——甚至梦幻般地在他家门外唱起圣诞颂歌——警察、军情五处及内政部却在搞“攻心战”。当局太过于担心而社区过于大意以至于不能保护自己。

在无休止的关于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辩论中，第三种不对称通常被悄然略过。伊斯兰教不是一种文明，西方也不是一种宗教。的确，伊斯兰教曾在过去深刻地影响了几个东方文明，正如西方文明确实是源自犹太—基督教一般。然而，文明与宗教显然不是一回事儿。从阿拉伯的沙漠起家，伊斯兰教被强加给那些更为悠久、更为复杂的文明——从西班牙到拜占庭，从波斯到印度。我们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引导我们相信，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是相容的，但是历史证据并不支持这一命题。伊斯兰教没有在西方法律（基地组织称之为“十字军的法律”）下生活的传统；而且说服或强迫他人服从伊斯兰教法，是穆斯林义不容辞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