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篇推送对文章和作者已有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古兰经》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对你而言战争是义务，哪怕你厌恶它（2:216）。”有许多章节写道安拉命令他的先知和子民向偶像崇拜者和异教徒开战。穆罕默德自己，在公元632年的告别演讲中声称：“安拉命令我向全人类开战，直到他们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据安拉及其先知所言，圣战的目的是使所有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人皈依伊斯兰教，或者至少是征服他们。伊斯兰教认为除了镇压反叛之外，其他的战争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它宣称废除圣战之外的所有形式的战争。唯一的战争就是由伊斯兰教当局批准的圣战；因此，由异教徒发起的反对穆斯林的战争被定义为是非正义的。对穆斯林而言，对这种战争的反抗几乎采取什么形式都是合法的。伊斯兰教在崇拜殉教上丝毫不亚于基督教，但是基督教的殉教者通常是因坚守信仰而被迫害，而穆斯林也可以通过迫害别人实现殉教，也就是说，遵从《古兰经》的命令对异教徒发起圣战。
从7世纪起，伊斯兰世界的圣战传统就未曾中断过，而犹太—基督教的西方则没有这种传统。犹太教的经文与福音书从未颂扬过圣战。甚至十字军东征的目标也有限，不过是确保朝圣者能够进入圣地。与伊斯兰教不同，犹太教或基督教都不寻求在地上建立天国。的确，教会常常把自己视为来世的预想，而且在初期，也曾试图在僧侣院或女修道院的有限空间内建立神圣秩序（divine order）的幻影。穆罕默德以其修行而令人印象深刻。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宝库里有一张由穆罕默德授予僧侣们的特许状，其中有他的签名记号。（他不识字，只能口授别人写。）但是，阿拉伯人是战士，而非苦行者，穆罕默德通过以身示范确保圣战在伊斯兰教中发挥了像禁欲主义在早期基督教会中的作用。《穆罕默德言行录》宣称：“每个国家都有其修行制度，而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修行制度就是圣战。”另一则《穆罕默德言行录》清楚地声明，在穆斯林的等级社会中，战争优于虔敬：“对你们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在战场上战斗要胜过六十年的祷告。”
由圣战这一概念衍生的不对称，在每一次恐怖袭击后的穆斯林领导人的反应中得到了证明。西方在战争与恐怖袭击之间划定了严格的法律与道德界限，但是大部分穆斯林学者将圣战视为一种既合乎法律、又合乎道德的行为。《古兰经》如是表述：“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3:149）。天堂属于为安拉献身者，《古兰经》还反复将异教徒的懦弱与穆斯林不畏牺牲的精神进行对比。
自从西方学者严肃研究伊斯兰教（始于启蒙运动）以来，他们便假设，西方在文化、军事以及经济上的优越性终究会迫使穆斯林社会效仿。伟大的伊斯兰学者，也是后来的魏玛共和国文化部长，贝克尔在1912年写道：“伊斯兰在未来只有适应欧洲人的知识生活才能有立足之地；否则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从长远看来，(效仿西方的)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并驾齐驱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伊斯兰与西方世界在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已经越来越明显。
而这样的分析又揭示了第五种不对称。在对成功的衡量上，伊斯兰与西方非常不同，而且根据不同的时间段生效。相较于西方国家，穆斯林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多且更加年轻，而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口正在衰减。这种情况适用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少数族群，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原因有三：自然增长、移民、改宗。此外，伴随着其征服与迫害将基督徒及其他信仰的追随者逐出境外，伊斯兰对非洲和亚洲的掌控也在稳固增强。伊斯兰世界的确在使用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但是却没有接受西方的文化。正相反，伊斯兰通过回归包括圣战在内的正统教义来回应西方文化。穆斯林世俗化者，诸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正在成为濒危物种。
译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曾担任土耳其总统，推动了一系列世俗主义改革。
巴基斯坦的板球队可谓是回归正统教义的象征：除了一个印度教徒外，其余全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每天从黎明开始要做五次祷告，且滴酒不沾。十年前，一个像伊姆兰·汗这样的西方世俗人士指挥球队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想都别想。
第六种不对称是最为声名狼藉的，也可能是最难被理解的。伊斯兰教没有认识到宗教与政治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并非因为它是“中世纪的”，尽管伊斯兰教确实没有经历过同等意义上的西方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在世俗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做了明确区分，即使教会与国家政权经常发生冲突。在《古兰经》中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禁令：“凯撒的归凯撒。”综观其整个文化演进，伊斯兰教拒绝将其神权政治观念与西方思想（比如自由民主）相适应。但是，更严峻的问题还得追溯到穆罕默德自身，他集先知、使徒、君王以及阿拉伯人的军事领袖于一身。
穆斯林拒绝区别宗教与政治权力的真正原因在于伊斯兰教缺乏对权力的限制。根据先知（指穆罕默德）逝世前发布的著名的《麦地那宪章》，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安拉的使者及其继任者。国家之间没有差别——“只有在献身时，一个阿拉伯人才会比非阿拉伯人优越”——以及所有的信徒都“与教内他人彼此是朋友”。所有的仁慈都应该属于广泛的穆斯林群体，且应从属于伊斯兰教法。《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圣经）的上帝嫉妒他的选民；《新约》的上帝则与外邦人立约；而只有穆斯林受命“向全人类开战，直到他们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不同于犹太—基督教区分了世俗权力与属灵权力，伊斯兰教的二分法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伊斯兰家园与战争家园，于是产生了绝对的、无条件的、且永恒的投身圣战的义务。对此，最伟大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14世纪做了很好的总结：“在穆斯林团体内，圣战是一项宗教义务，因为穆斯林使命普世主义的要求，以及要么通过说服、要么通过武力使每一个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义务）。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权力与王权是一体的，这样掌权者就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权力。”伊本·赫勒敦将伊斯兰的神权政体与异教徒的世俗政体进行了对比。他们“除了自卫之外，没有共同的使命，圣战也不是他们的宗教义务。因此，在其他宗教团体中，掌管宗教事务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权力政治毫不关心。”
第七个不对称表现为西方人对穆斯林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或文化圣战的性质理解不同。西方人本能地将伊斯兰教的语言和文化从神学术语转化为世俗之人皆可理解的文化术语。因而，在这种转化中，许多伊斯兰象征中的政治意义丢失了。而且，这些象征对一个开放社会的宽容基础构成的威胁，要么被完全忽视了，要么被严重低估了。
举例说来，伦敦许多购物中心禁止年轻人穿“连帽卫衣”，其解释是连帽衫有助于隐藏行凶者的面容并且使其他顾客感到紧张。但他们却连做梦也不敢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罩袍，这种长袍只让人露出眼睛，即便它使得许多非穆斯林感到不适。这不只是安全问题，尽管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向来以在罩袍下隐藏爆炸物闻名。罩袍的真正意义被那些视其为文化声明——一种民族服饰——的人忽视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把自己从头到脚全覆盖的女性是在公开屈从于伊斯兰意识形态，并宣扬其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优越性。罩袍是伊斯兰激进派的一种挑衅声明，是对异教徒的示威，是在挑起文化斗争。
因我们不对称的文化斗争而被误解的不只是文化差异：一些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也被误解了。一个例子就够了。事实上英国媒体已经做了很多，谢赫扎德·坦维尔（Shehzad Tanweer），一个英国土生土长的年轻穆斯林，与其他3名共犯于2005年7月7日在伦敦引爆自己及其他52人的前夜还在打板球。板球运动意味着公平竞争，这不仅是对英国人而言，对于参加这项运动的许多前殖民地臣民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印度半岛。“That’s not cricket——意味着行为不正当——对坦维尔这样的巴基斯坦裔英国穆斯林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英式短语，根本无需多加解释。当袭击发生时，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相信像坦维尔这样体面的小伙子竟然是全球圣战的一员，他们宁可相信这些年轻人只是自行其是。这些“土生土长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被认为是出于贫穷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府成立了专项任务小组，由诸如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的穆斯林学者带头，为帮助英国穆斯林建言献策。
译注：2005年7月7日早高峰时间，4名受“基地”组织指使的英国人在伦敦三辆地铁和一辆巴士上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52名乘客遇难，700多人受伤。此次恐怖袭击被称为伦敦七七爆炸案。
事实上，坦维尔与其恐怖分子同伙是在巴基斯坦的集训营，由基地组织的首席炸弹制造专家训练的。在伦敦恐怖爆炸一周年之际，基地组织于坦维尔死后首次发布了他的演说视频。他用地道的约克郡口音发表长篇激烈演说，那口音就像他对棒球的热爱一样，因其诚挚、名副其实而令英国听众感到安心。（相比之下，威廉·乔伊斯，战时纳粹宣传部里的播音员因其上层口音而被戏称为“呵呵勋爵”，听他说话会觉得他是个骗子——事实上，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然而，他的演讲内容却并不那么让人安心。那是最后通牒。他要求所有英国军队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停止对美国或以色列的支持，并且释放贝尔马什监狱及“你们其他集中营”的所有穆斯林恐怖分子。“你们要知道如果不照这么做，”他继续说，“那么你们就该知道战争将永不停息。”
（未完待续）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6 Discuz! T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