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民族国家（下）｜丹尼尔·约翰逊

考虑到与生者的和解和对逝者的纪念，这就引出了第八种和第九种不对称。7月7日（译注：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我们被告知恐怖分子的家人在他们作案前并没有起疑心。多数英国人非但没有陷入“伊斯兰恐惧症”，而是将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们尽可能往好处想，尽管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应召参加全球圣战。我们对恐怖分子父母的同情心并不少于受害者父母。我们试图相信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抗争也是他们的抗争。然而那些恐怖分子的家人对自杀式袭击——在英国前所未有，在穆斯林看来却习以为常——的反应，却让我们不得不三思。

一位受害者的母亲，安东尼·法塔伊-威廉姆斯，去年她在独生子遇害的巴士旁做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悼念并给英国做了辩护。作为一位嫁给穆斯林的尼日利亚裔天主教徒，玛丽·法塔伊-威廉姆斯似乎是这场悲剧的化身，这样说更是因为她的信仰使她能够以雄辩之辞应答，那番话若是出自世俗的伦敦人之口，反倒显得造作了。作为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她准备接受自己的不幸，打算宽恕凶手的家人并与之和解。不过迄今为止，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只知道，我不会信仰一个嗜血的、寻求活人献祭的上帝，”在儿子去世一周年之际，她这样说道——没有丝毫的怨恨。“这儿的尼日利亚裔穆斯林都来看我，并告诉我《古兰经》中没有要求谋杀的内容。我告诉他们：大声地说出来，带着坚定的信念说出来。”

事实上，缺的就是这份信念，而且理由很充分。坦维尔要求英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准确地体现了伊斯兰教法，即禁止圣战以外的所有战争。显然，非穆斯林国家发动的对穆斯林的战争违反了伊斯兰教法。在阿富汗，一个碰巧是穆斯林的英国士兵在与塔利班战斗时被杀害，他的兄弟仅仅以侧影形式出现在电视上，以保护其免遭穆斯林同胞可能的报复。这位倒下的士兵被所有人视为英雄，穆斯林协会除外。然而发言人只能这么说，尽管英国人出现在阿富汗遭到了穆斯林的反对，士兵却必须服从命令。真相是，尽管许多英国穆斯林不赞成坦维尔的方法，却支持他的事业。而且，他们牢记《古兰经》的诫命，“与异教领袖的誓约不具有约束力。”（9:12），英国礼敬这位穆斯林士兵（为女王和国家，而向其他穆斯林开战）的行为，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共鸣。因为《古兰经》发出过警告，伪善者、叛教者、背信弃义者在今生和来世命运悲惨，而坦维尔的谴责——“他们无视穆斯林在世界各地所遭受的压迫”——则引起了大部分英国穆斯林的共鸣。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明确谴责恐怖主义的团体发言人是在背信弃义。然而，对非穆斯林而言，每次恐怖袭击后，（穆斯林团体）例行的反对恐怖袭击的模糊言辞也毫无诚信可言，其主要目标似乎不是在威慑恐怖分子，而是对潜在的受害者们进行安抚。

在这种不对等的文化斗争中，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法塔伊—威廉姆斯夫人对失去儿子的回应，与坦维尔的家人对其儿子制造自杀性大屠杀的回应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反映了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不理解。

天主教徒的回应可以归结为《圣殇》（Pietà，译注：意大利语，即圣母哀悼基督）这幅绘画：悲痛的母亲正在为儿子伤残的身体哀悼。基督教的基本理念是爱，这种爱甚至可以战胜死亡。尽管她也很痛苦，但是作为基督徒她有义务效仿耶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她确实也这么做了。对她而言，和解更为重要。

然而，穆斯林遵照伊斯兰教强调服从的基本思想，做出了迥然不同的回应。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多么可怕，都是安拉的意志，是命中注定的。穆斯林被禁止自杀的诫命，被人——不仅是自杀者的家人，还有学者和法官——有意忽视了。在其家人眼中，儿子是为信仰牺牲了生命。于他们而言，他是殉道者。对他们而言，殉道的事实——而非悔恨或和解的故作姿态——才是有意义的。

对殉道及其纪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第九种不对称。对穆斯林而言，殉道者的家人也将会在天堂有一席之地。英国政府依法将坦维尔的残尸交还给他的家人，他们对待它的方式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态度。坦维尔的遗骨仍旧被埋葬在巴基斯坦的一处圣地。这一事实在《伦敦时报》上有明确报道，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实际上比任何和解姿态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行动比话语更有力。

当纳粹战犯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后，他们的遗体没有被归还给其家人，而是被挫骨扬灰。这种策略是为了避免纪念仪式的出现，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西方政府对待伊斯兰教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及其他恐怖分子远不如对待纳粹分子那般严厉，常常允许自杀袭击者的家人埋葬其尸体。穆斯林的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都允许恐怖分子们的尸体被收留在圣地，就好像他们确实是殉道者。考虑到伊斯兰教赋予圣殿和殉道者的重要性，这实在是为将来埋下隐患。

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不对称，关系到对待民族国家的态度。西方国家有机地演化为民族国家，而伊斯兰世界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一直很复杂。正如埃弗拉伊姆·卡什（Efraim Karsh）所言，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世界帝国。阿拉伯人确实在穆斯林群体内占据着支配地位，因为《古兰经》是启示给阿拉伯人的，并且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安拉告诉阿拉伯人：“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3:110）。然而，在理论上，不管其种族如何，所有人在安拉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他们的共同之处要远比差异更重要。当然，在实践层面，不存在一个处于单独的哈里发治下的伊斯兰帝国，甚至连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整个中东联合在一个领导人之下——的有限概念也不过是幻想。然而伊斯兰教的向心力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平衡——有时甚至是克服——将穆斯林群体分成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的离心力。

穆斯林的法学家将圣战——而非伊斯兰教的五功——视为集体的义务而非个人的义务。战争需要政治权威或宗教权威的批准。但是穆斯林社群或民族的一致性（universality）意味着这样的权威不一定是本国人，当那个国家不是伊斯兰国时尤其如此。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效忠的问题。考虑到伊斯兰教给予民族国家相对较低的价值，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一个穆斯林会首先效忠于一个非伊斯兰教的国家而不是与其穆斯林同胞的团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多少个穆斯林权威，就有多少种答案，但是民调提供的证据令人不安，而且更令人忧虑的事实是，日益增长的西方出生的圣战分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足够多的年轻穆斯林被吸引到支持一个世界性的哈里发政权（伊斯兰教理论家所许诺的），那么，民族国家——不仅是西方的，还是伊斯兰世界的——的根基，便有动摇的危险。

从这十种不对称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必须摆脱幻觉：即我们可以消除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差别。《古兰经》不可能被更加灵活地得以阐释，穆斯林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宽容理念以及对恐怖主义的界定，jihad将一直是伊斯兰世界对其他人的基本态度。西方力所能及的是重申自身的认同，只有这样，对抗——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是宗教的——的不对称性才会减弱。正是关系的不对等对社会造成了莫大伤害。西方认同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民族国家。穆斯林对西方民族国家的纠结心态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只要这种情况依然存在，那么就要对其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设置更高的门槛。

那些支持采取强力措施，将伊斯兰主义（Islamism）从伊斯兰教中分离出来，使其二者对国家无害的人，注定会被谴责为有“伊斯兰恐惧症”。对政治化伊斯兰教（politicized Islam）的谨慎质疑，是自卫时采取果断行动的前提，这一刻可能已然来临。这时候，对比一下黑暗时代（二战前）的绥靖行为可能是有益的。外交部常任秘书长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在回忆录中写到，英国的两位部长约翰·西蒙与安东尼·艾登作为全权公使被派往柏林执行任务。他是这样记载的，“西蒙对希特勒的判断很正确，但是，除非付诸于相应的行动（这样做有可能被谴责为“恐德症”），否则这种判断的意义不大。西蒙与艾登都没有“恐德症”，二人被认为是谨慎且思虑周全的人选。”毫无疑问，有这种“恐德症”的人，是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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