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西方三百年来在中国的冒险

2017-7-29 00:27|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599|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改变中国》：西方三百年来在中国的冒险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史景迁在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是西方三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冒险史，也是试图用西方的方式去改变中国的试验史。他 ...

《改变中国》：西方三百年来在中国的冒险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史景迁在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是西方三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冒险史，也是试图用西方的方式去改变中国的试验史。他们有用天文学向士大夫和皇帝靠拢的传教士，也有以医学向普通百姓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有利用清廷和富豪征讨太平军的，也有直接为清廷服务领取朝廷俸禄的；有志愿到来参加抗日的飞行员，也有为中国抗日做参谋做降临的将军；有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和技术的美国大兵，也有为共产党部队呕心沥血的医生…… 　　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试图改变者大多数都失败了，不试图改变而去借助中国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的大多数成功了。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无法去改变，它或他或她，最终都会在自己的环境中，走上自己的路。所以，不要去试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价值去判断他人的状态。我只做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一个观望者。　　大多数欧洲人对西方方法论和目标的绝对笃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发生动摇，美国人自越战以来，也对此表示了严重的怀疑。但是，要说西方优越感已彻底消失，未免荒唐可笑。在70年代末期，西方人看到石油资源有限，认识到他们在核反应堆带来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技术自信。相反，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 1、天文与历法具有极强的政治-宗教色彩　　“汤若望吸取利玛窦的教训，一门心思地搞天文研究。在中国，天文与历法具有极强的政治-宗教色彩，由于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地之中介，以他的名义颁行天下的年历，将由中国及其属国严格执行。在辽阔的中华帝国图土上，春耕秋收，红白喜事，政治决定，司法审判，几乎所有生活层面都须于阴历和北京记载的黄道吉日的要求相适应。历象推算之误非同小可，在皇朝危机之秋，甚至会导致皇帝本身是否有权充任‘天子’的质疑。如果某个耶稣会传教士能检查出中国历象之误，他将倍受宠爱。为使不了解这个背景的欧洲人不再指责他们为何花那么多的时间进行历象推算，汤若望复信道：‘传教士们把大量精力用于改革历象并不奇怪，因为如不完成这件纯科学的当务之急，则传教士们将无地自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把全部精力放在天文研究上看似令人不解，实则是他们让中国人信奉上帝的唯一途径。只有当传教士显示出学术专长，才有指望进入中国官场，才能获得中国学者的友谊，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异教皈依工作。　　“汤若望因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日食，而名声鹊起，更因1625年9月的日食预测名震朝野。他为此完成了第一部用中文写的天文历书。”（P8） 2、西方人分析中国四化，总是爱感情用事　　“其实，西方人分析中国四化，总是爱感情用事，很不真实。他们自以为在学术上高人一等，中国肯定需要他们。第一代‘洋’顾问扩大中国的需求，意在自圆其说。他们没闹懂中国儒家学说中道德结构的力量和不可渗透性，总是把他们经常遭到的抵制视为暂时的逾常现象。　　“即便承认我们地位优越，倘若回顾汤若望和南怀仁时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这场交易中获利的其实是中国人。当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便拿来利用，他们付款公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给予别的东西；大凡他们不关心的，一概嗤之以鼻。在19世纪初叶，西方宗教充其量是一些模糊的记忆。”（P31） 3、以夷制夷：一个国际性的海关税务机构　　“姑且不论赫德采用的是何种方法，他创建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属罕见的组织——一个国际性的海关税务管理机构。在他死时，外国的‘内部职工’队伍，竟达如此规模：152名英国人、38名德国人，32名日本人，31名法国人，15名美国人，14名俄国人，9名意大利人，5名比利时人，4名瑞典人，3名西班牙人，还有1名朝鲜人。他的海关税务司的业务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规定范围。及至1898年，它为清朝政府提供的资金，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它还经管中国邮政，管理中国内陆通商口岸关税。　　“赫德本人远远不满足于当海关总税务司，他积极筹建‘同文馆’，即翻译学校。同文馆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培训出第一批优秀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和第一批外交官。他在选派首批中国外交使团访欧一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还促成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867年以中国特使身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他在1867-1869年的阿礼国协约谈判中奔走游说，为防止中英1876年之战斡旋其间，为1885年中、法达成和解，努力从中调解。由于他的有效活动，清廷才在灾难性的1894-1895年中日之战后，得到急需的贷款。中国人觉得，正如他们常说的那样，他们真正做到了‘以夷制夷’。”（P115-116） 4、1860'年代的上海：野心家的天堂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不帝是野心家的天堂。这个港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道长江的最大天然贸易中心，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长江流域的最大物资集散中心。上海被分成两大部分——外国租界和中国城区，因而成为两种文明的交汇点。它具有一切爆发中的城市的全部特点：邪恶、堕落、鸦片、赌博泛滥成灾，触目惊心。1864年，英国领事报告道，在外国租界内的每1万户中国人家，便有668家开妓院。上海还是房地产和商业投机倒把的中心；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大约有50万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市中区的地皮，1852年的售价为每英亩50英镑，及至1862年，其售价暴涨至1万英镑。为了赚钱，西方人甚至把他们万分珍视的跑道，也改建成房屋出租，当然，他们很快又修建了新的体育设施。　　“在上海，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照样可以闯天下。傅兰雅写道：‘谁还有闲人调查你的出身？’西方人在上海，可以过上一种开放的、丰富的生活。”（P142） 5、19岁的毛泽东：割断了与旧中国的联系　　“当时，学生无处读书，无所适从。毛泽东就描述了他在长沙时的感觉和行动。毛泽东那时才19岁。‘我开始读报纸上登的广告。当时，许多新办的学校都采用这一媒介招揽学生。我对学校并无特定的判断标准，也不知自己究竟打算干什么。’他在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律学校、商校乃至一所中学都报了名。最后，他终于看穿了这些学校的虚伪宣传，去长沙图书馆工作了。‘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读了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一本伦理学著作。我读了不少卢梭写的书，还读了斯宾塞的《逻辑》，甚至读了孟德斯鸠的一本法律著作。’就是这样的学生，坚决自觉地割断了与旧中国的联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略。当然，他们的政治观念还不十分清楚。毛泽东就说过：‘那时，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奇怪组合。对‘19世纪民主’，乌托邦主义以及旧民主，都有一些热情。不过，我是坚决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 　　“为了打开中国学生的眼界，为了向他们表示慷慨，‘耶鲁中国计划’给了毛泽东大量的支持，他很快成为一位能干的激进派领袖。1919年，毛泽东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被省府查封，他担任了‘耶鲁中国’的刊物《新湖南》的编辑。谁知这个期刊也很快遭禁。‘耶鲁中国’租给了他3间房子，毛泽东办起了‘文化书店’，并依托它开舍了7家分店，出售马克思的著作和大量的刊物。”（P172-173） 6、白求恩：赎洗他们那一代人的罪过　　“白求恩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权梦想世界没有伤痛。虽然他本人没有具体关心怎样才能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中国人对此心中有数，这就行了。世界的伤痛太多了，一千个白求恩都不够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还在排队等待受伤。很明显，他本人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出现的。他的工作才开始，就给自己招来死亡。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离开生活的方式表明，白求恩去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救治伤员，甚至不完全是为了站在反抗法西斯或资本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他去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目的：赎洗他们那一代人的罪过，清除他身上的冷漠和无情的因子，丢弃他认为使之堕落的追名逐利。他的精镇技术，是进入这个世界的通行证，缺少这张通行证，他就会被拒之门外。他也跟其他西方顾问一样，利用中国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人乐意利用他。他与其他人不同在于：他是靠中国人，才实现了自己意义重大的死亡。”（P223-224） 7、犯了基本的军事错误，忽略了战略战术的根本原则　　“约瑟夫.史迪威在1942年并不想去中国。他太了解这个国家了。1920年至1923年间，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便对中国进行过透彻的研究。1935年至1939年，他在北平担任武官，由于他完全清楚国民党军队在30年代末期的表现，因此对中国军队被日本人打败是缺乏现代武器的说法深表怀疑。恰恰相反，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犯了基本的军事错误，忽略了战略战术的根本原则。支援性武器使用不当，不重视军事情报，指挥和参谋程序应用无力，未能建立有效的通讯联络网络，未能将武器与车辆保持作战状态。’ 　　“……他的军人生涯虽不引人注目，倒也一帆风顺。他盼望着退役，以便颐养天年。然而战事既发，退役之梦便成泡影。他被召到华盛顿时，还以为是去帮助策略盟军在北非的作战行动。当可能被调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联合司令部的参谋长的问题摆在他面前时，史迪威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去你的吧！我才不愿意呢。他们记忆中的我，不过是一名到处都可以抓出一把来的微不足道的上校。他们看见我一脚泥浆，与苦力和士兵一道挤火车。’”（P240-241） 8、对西方方法论和目标的笃信已发生动摇　　“只要我们竖看从1620年至1960年三百余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西方顾问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接近中国的。两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姿态：技术在握和道德正义感。西方顾问们深信，他们的目的高尚，他们的技术为中国人眼馋，以领主的架式君临中国理所当然。一旦中国人对他们的目的表示怀疑，或者拒绝接受他们的技术指导，西方顾问便火冒三丈。相当多的西方顾问，以不同的方式，与中国产生了感情纠葛。他们试图在中国人身上，获得比偿付他们的技术援助更多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是以正常的雇主特有的那样契约性眼光，来对待双方关系的。中国人有权根据需求中止‘合同’。无视或误解这一点，会带来严重灾难。　　“……总的说来，这些顾问们的事业，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历史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抵消消极作用的原因，倒不全是他们个人性格中的消极因素—他们表现的傲慢、烦躁、易怒、失策或者愚蠢，引得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程度反对外国顾问。更深刻的原因有待进进一步探索，问题不光涉及到在中国工作的这些顾问，还与在其它国家试图进行相同工作的另外的人有关。　　“这些人的根本动机何在？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他们这种服务的个人代价是什么？他们凭什么到中国去？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之一是企图改善中国物质与精神的状态。……他们大多数行为的背后所蛰伏的动机，实际上相当复杂；他们更愿意从中大捞一把，而非帮助中国。许多西方顾问都有煽起危险、召唤激进措施的特点。这一特有形式，源于他们在国内所经历过的或害怕经历的挫败。中国似乎能给他们这种演练的自由，能使他们拥有个人力量改变历史的机遇，从而显示他们的重要性。　　“……大多数欧洲人对西方方法论和目标的绝对笃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发生动摇，美国人自越战以来，也对此表示了严重的怀疑。但是，要说西方优越感已彻底消失，未免荒唐可笑。在70年代末期，西方人看到石油资源有限，认识到他们在核反应堆带来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技术自信。相反，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P292-295） ------------------------------------------------- 《改变中国》：西方三百年来在中国的冒险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北京三联书店 1990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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