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春霖：继续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国家所有制

2018-11-26 21:35|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623| 评论: 0|原作者: 但斌|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张春霖：继续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国家所有制 2018年11月26日 10:50 来源于财新网中国今天可以走和应该走的路，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初选择的那条路，就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改革国家所有制。这条路说难也难，说容易 ...

张春霖：继续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国家所有制 2018年11月26日 10:50 来源于财新网中国今天可以走和应该走的路，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初选择的那条路，就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改革国家所有制。这条路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因为改革的主动权基本上在政府自己手里，关键在决心 2018年11月18日，第九届财新峰会，世界银行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张春霖在会议上发言。图/财新记者陈玮曦丁刚蔡颖莉实习记者许越张春霖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部的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目前工作的领域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一带一路、创新创业和竞争。1999年加入世行，曾在其北京办公室和比勒陀利亚办公室工作。加入世行之前曾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企业改革司处长。张春霖曾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吴敬琏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张春霖最新文章张春霖：竞争中性原则如何推动国企改革让民企离场？投资办企业是一项权利　　【财新网】（专栏作家张春霖）非常感谢财新邀请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能和在座各位共同回顾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深感荣幸。今天的主题是探讨过去对未来的启示，下面我想主要从国有企业改革或者国家所有制改革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大家都知道，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很简单，就是两种公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城市是国家所有制。城市经济在GDP当中大概占60%-65%，在总就业中占30%。当时的国营企业名为“企业”，其实只是党政机关的延伸和附属。用今天的观点看，整个国有经济相当于一个大公司，企业是生产车间，财政和银行负责筹集和分配资金。　　这样的一个体制怎么改？有两种理论。第一种认为，国家所有制的制度框架及其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是不能动的，因为事关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地位；要改也只能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做一些调整和改善。第二种认为，国家所有制是不可改革的，除了完全放弃、推倒重来，其他努力都是浪费时间，因为它不可能和市场机制兼容。两种理论指向了两条不同的改革道路。　　从《论十大关系》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可以说一直都在按第一种理论进行摸索。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才决定走一条“制度创新”之路，也就是对国家所有制的制度框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同时又不放弃国家所有制，不搞推倒重来。　　具体说来，中国选择的这条道路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改革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第二，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国家所有制，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使之可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具体路径就是把国企改造成公司，把国家改造成其股东。第三，发展私营企业，国家保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今天回头看，尽管国企改革的历程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必须说中国20世纪90年代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理由很简单：循着这条道路，中国从一个国企主导的经济结构起步，实现了40年持续、高速增长。这大概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私营企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其次是国企本身的业绩也大幅度改善。就对其他国家国企改革的了解，我认为很难找出一个比中国更成功的案例。　　但是，成功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走的道路不是华盛顿共识推荐的全面、快速私有化的道路，而且改革改到一半经济发展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就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中国例外”论。按这种认识，中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没有采纳西方模式，而是发明了一个与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　　从这同一种认识可以引申出三种不同的政策含义。其一，因为中国没有采纳西方模式，而西方模式是市场经济的普遍模式，所以中国要么全面私有化，要么只能崩溃。其二，因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完全不同，所以若放任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继续扩大影响，势必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威胁，所以必须尽早采取反制措施。其三，中国要继续取得成功，必须拒绝西方模式、另立门派，以中国特色对抗西方模式。我的观察，西方比较流行的是前两种观点，尤其是第二种观点。而在国内，对改革政策影响越来越大的很多意见属于第三种观点。　　说“中国例外”论似是而非，是因为这种认识只是基于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中国确实没有走华盛顿共识推荐的道路，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的结果，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40年前私人产权在经济中的比重等于零，40年后的今天，仅内资私营企业就贡献了60%以上的GDP，如果加上私人农户和外资企业，私人产权所占的比重应该已经在70%左右，而且在新增就业中私营企业的贡献达到90%。所以从结果来看，中国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无非也是引入私人产权为市场经济构造微观基础。中国道路和西方模式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趋同而存异、殊途而同归。　　当然，中国确实保留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但需要看到两个基本事实：与40年高速增长相伴随的，不是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而是持续下降，不是坚持传统国企模式而是按市场经济要求对国企进行的不断改革。　　按市场经济要求对国企进行改革，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就是“模仿”：国企模仿私营企业的行为，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国家作为国企股东模仿私人股东行为，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斯蒂格利茨的意思是，模仿得越逼真，所有制差别就越无关紧要。所以，中国在保留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情况下取得了发展奇迹，是由于中国的体制其实在不断向西方模式趋同。否则，改革前的中国经济早就应该是最成功的了。今天中国的体制模式看似与众不同，其实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怪物。　　引领中国走向成功的道路当然已经是过去，今天辨析其内涵，目的是看清楚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中国选择改革而不是放弃国家所有制，虽是国情之必然，但也确实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因为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存在天然的矛盾。这种矛盾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在行使其监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时候，如果不能做到“竞争中性”，不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给任何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带来不当的竞争优势，就无法实现公平竞争。　　第二，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如不能遵循商业原则、追求市场水平的资本回报，它对国企的股权投资就会变成事实上的补贴，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因为国家用于国企股权投资的资金，本质上是国家凭借其征税的法定权力从全体公民那里征集来的，而国家对国企的股权投资总额决定着国企能够占有的经济资源总量，所以国家事实上可以决定全社会经济资源中有多少为国企所控制，多少留给其他企业。　　第三，为数众多的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归同一个所有者所有，这些企业相互之间如不能完全独立，就很难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如果它们的行为接近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子公司的行为，那么整个国有经济就会接近于一个股权资本高达66.5万亿元的“中国有限公司”。这样的超级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必然扭曲竞争。　　经过40年的改革，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实现相当程度的融合，但在以上三个方面仍然存在突出的矛盾。今天中国改革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遇到的挑战，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如果按照“中国例外”论的认识，那就是用中国特色对抗西方模式，不是继续改革国家所有制去适应市场经济，而是扭曲市场机制来适应国家所有制，坚持和强化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那些成分，然后说这就是改革，我们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种“逆向改革”是一条死胡同。因为沿着这条路走到头，就是把国有经济搞成一个党、政、金、企一体化的超级公司。很多人喜欢把这种超级公司和“举国体制”“国家队”联系起来，好像这样做可以带来一些实际利益。但这是一种幻觉。有一些实际利益，是因为这个超级公司还没有完全成形，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很多参与者还在观望、还愿意和这个超级公司做生意。一旦别人看明白了，不抱幻想了，不玩这个游戏了，实际利益也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在博弈论中叫参与约束，就是说博弈一方没有办法强迫另一方参与博弈。走这条路的结果，在国内市场就是非国有经济萎缩，在国际市场就是与全球创新体系脱钩，重新被人甩在后面。我们必须看清楚，这条路不是中国发展的战略选项。　　那是不是就应该全面放弃国家所有制？我的理解，这差不多也是西方主流思维对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期待之一，但我认为这条道路也不是中国发展的战略选项。首先，以中国的公共治理现在的实际情况，走这条路很难防止巨额国有资本被人瓜分的恶果。即使可以做到不被人瓜分，60多万亿的资产怎么变现？变现以后不是还得去投资吗？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有国有资本的优势。首先它的抗风险能力比私人资本要强，对创新可以有特殊的贡献；其次，如果未来的技术革命确实会严重拉大收入差距，国有资本收益也是调控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这后一点上我们尤其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及早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所有权过度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　　所以说来说去，中国今天可以走和应该走的路，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初选择的那条路，就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改革国家所有制。这条路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因为改革的主动权基本上在政府自己手里，关键在决心。只要政府下足够的决心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改革是可以取得更大进展的。具体怎么改？我前段时间在《比较》杂志写了篇文章叫“国企改革再出发”，从四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建议。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而且我觉得比讨论具体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要明确方向、坚定决心，不要“自废武功”，偏离自己刚刚走过的成功之路。　　作者为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部的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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