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塔勒布的否定法

文/姚斌

纳西姆·塔勒布指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名称，无法直接描述，也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捕捉，或用我们狭隘的思想理念来理解，但我们知道它们，几乎我们身边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事实上，越强大的事物，越是难以用语言进行描述。但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的表达某个事物，我们至少可以描述它不是什么，这是一种间接而非直接的表达。“否定法”所关注的就是无法直接用语言描述的事物，该词源自希腊语apophasis，意为“通过否定而得知”。

塔勒布说他一生都在使用一个简单但非常有用的启发法：骗子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他们都会给你正向的意见，而且只有正向的建议，利用我们对所有秘籍的轻信和热衷，听他们一说，我们顿时会觉得某件事再明白不过了。只要看看那些教你“如何做”的书吧，这些书常常以“____的十大秘笈”为题（其中可以填上致富、投资、创新等等）。然而，实际上人们是通过反向方法寻求成功的，这也是进化过程的选择：下棋高手通常通过不输棋而取胜；人们通过避免破产而致富；宗教大多制定许多禁忌；生活的经验主要是关于我们应该避开什么事。由于采取了一小部分措施，你便能够降低个人发生意外的大部分风险。

此外，在大多数充满高度随机性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真正判断一个人的成功是否确实有能力，或者一个人有能力的人是否能够成功，此时我们很容易被随机性所欺骗，但我们几乎总是能够预测到相反的情况，即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终将失败。对知识最大、最有力的贡献在于消除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即采用“减法认识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拒绝受骗来提高反脆弱性。塔勒布对抽象形式的偏爱，将那种让我们无视现实的混乱，并导致黑天鹅效应的理论和共性称为“柏拉图主义”，他认识到了世界存在不对称性。如果把柏拉图的思想以相反方式呈现，如负共性，那么他就会真心相信柏拉图主义。

塔勒布主张认识论的核心宗旨如下：我们知道错误的事情远多于知道正确的事情，或者就脆弱/强韧的分类来说，负向知识（什么是错的，什么不起作用）在错误面前比正向知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起作用）更强韧。鉴于我们今天所知的知识可能被证实是错误的，但我们今天认识到错误的知识则不可能变成正确，至少不那么容易，因此，通过减法获得知识远远比通过加法获得知识多。如果我们发现每一只黑天鹅（注意是真的天鹅），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但是，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只黑天鹅，我们也不可以认为上述论断就真的正确。因为一个小小的例外即可推翻一个论断。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什么某个事物就是什么，但证伪总比证实更容易找到依据。

将正向（加法）和反向（减法）的一般知识构架联系起来：负向知识更为强大，但它并非十全十美。卡尔·波普就遭到哲学家的批评，指责他的证伪法过于严苛、明确、黑白分明。我们没有办法一口咬定，因为不可能弄清楚实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是因为工具出错、运气不佳，还是科学家造假，以此“证伪”理论。比如，我们看见一只黑天鹅，则肯定能推翻“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论断。但如果我们已经喝了不少黎巴嫩葡萄酒，或因为上网时间太长了产生幻觉了呢？如果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所有的天鹅看起来都是灰色的呢？在一般情况下，失败和（证伪）比成功和证实能带来更多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说反向知识更强韧的原因。

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提出了预测的局限性，书中提到我们要对未来情况作出可接受的描述是多么的不可能。但他忽略了一点，如果让一个无能的外科医生给大脑动手术，那么你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测，这将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病人的死亡。然而，这种对未来的简化描述与其证伪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对理论证伪的目的就在于打破对该理论仍有用途的设想。

通过负向知识获得成功是古典智慧的一部分。对阿拉伯学者兼宗教领袖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来说，与一个无知的人保持距离相当于与一个聪明的人为伍。史蒂夫·乔布斯说：“我们认为关注某事意味着赞同你所关注的事。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意味着你要对上百个其他好主意说不。你必须要仔细挑选。实际上，我对自己未曾做过的事情与对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同样感到自豪。创新就是对1000个理念说不。”

塔勒布的思维与查理·芒格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查理·芒格先生非常推崇逆向思维。他总是说，凡事总是反过来想。比起如何获得成功，他更关注如何避免失败。查理·芒格先生认为，如果你想在某件事情上成功，那么先考虑哪些东西会让你所做这件事情失败，然后想办法避免这些因素发生。

减法知识也是一种杠铃模式。更重要的是，它是凸性的。了解什么是错的会给你带来强韧性，不了解则会带来脆弱性和投机性。但不必因此而害怕，你要设法确保自己在错误的地方也不会受到伤害。“少即是多”在此就是否定法的运用。在决策过程中，“少即是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斯佩洛斯·马克瑞戴克斯、罗宾·道斯等人，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发现，简单的预测和推断法要比复杂的方法好得多。他们的简单经验法则当然并不完美。但他们也从不以完美为目标，秉持理性的谦逊，放弃复杂的目标，便可以产生强大的效果。

塔勒布意识到，“少既是多”启发法在两个方面与他的发现不谋而合。其一是极端效应。在有些领域，罕见的事件起到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往往会忽视它，因此关注如何利用或避免发生此类罕见事件将大大改变我们的风险值。如果只担心黑天鹅风险的话，生活要轻松很多。其二“少即是多”已被证明是相当容易发现和应用的，在错误和变化面前具有强韧性。也许大部分问题都不可能有一个容易识别的原因，但往往会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办法是可以立即识别的，有时直接就能看出，而不用复杂的分析与十分脆弱、容易出错、追根溯源的复杂办法。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80/20法则原本是描述了赢家通吃的极端效应。这个效应非常普遍，存在从财富分配到每个作者的图书销量。但是，现在许多事情上正逐渐从80/20变成更为不平衡的99/1。也就是99%的互联网流量都是不到1%的网站创造的，99%的图书销量是不到1%的作者贡献的。当今几乎所有东西都有赢家通吃的效应，包括了伤害和收益的来源。因此，对系统进行1%的改善可以降低99%的脆弱性或增加反脆弱性，只需几个步骤，很少的几个步骤，并往往以较低的成本，就能使事情变得更好、更安全。

比如，公司中的少数员工会导致最多的问题，败坏总体风气，或者说公司的大多数问题是少数员工导致的，因此辞退这些员工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正如俗语中所说的，只要到倒出你鞋子里的小石子就可以了。

有说服力和自信的学科，例如物理学科，往往很少使用统计数据支持本学科的论点，而经济学虽然从来没有产生过值得一提的东西，却充斥着复杂的统计和统计证据。而一旦揭开面纱，这些证据就不是证据了。科学上的这种情况与侦探小说中相类似，不在场证据最多的人结果往往是有罪的。即使在实验中也能找到很多“少即是多”的证据。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斯在他们的著作《看不见的大猩猩》中写道，人们在看一场篮球直播比赛时，如果过于关注细节，比如计算传球数，那么他们可能会完全无视一只步入球场中央的大猩猩。

塔勒布一直凭直觉在使用“少即是多”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决策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把一系列的优点和缺点并列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去做对比。举例说，如果你做某事的理由超过一个，那就不要做。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原因比两个原因更好，只是说，通过努力想出一个以上的原因，你实际上正在试图说服自己做一些事情。显而易见的决定在错误面前是强韧的，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原因。如果有人以一个以上的论点来攻击一本书或一个理念，你就知道这不是真的。

塔勒布经常关注柏格森的剃刀法则：“一个哲学家应以一个理念，而非多个理念里面扬名。”这个理念不一定源于伯格森，但确实非常有效。如果某人的简历很长，那么就直接忽略他。有人告诉塔勒布说，有一个人写了300篇学术论文，获得了22个荣誉博士学位，却没有任何一项值得称道的贡献或个人的观点。塔勒布听完了马上对这种人选择了避之不及。你应该要专注、专注、再专注，因为“少即是多”。

反脆弱性意味着旧的事物要胜过新的事物，而且是远胜新的事物，这可能与我们的直觉不符。不管某些东西看起来多么符合我们的想法，它的叙述多么好或多么坏，时间更了解它的脆弱性，并会在必要时摧毁它。有一种效应叫“林迪效应”。曼德布罗特是这样诠释林迪效应的：“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些。而对于一些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因此，一项技术存活的时间越久，预期剩余寿命就越长。这说明有的事物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却不会像人类那样“老化”，而是越来越“年轻”。每过一年，只要该事物没有灭绝，它的预期剩余寿命就会翻番。这也是强韧性的一个指标。一个物体的强韧性与它当前寿命成正比。

能生存下来的必然是满足了一些通常是隐性的目的，时间能够看到这个目的，但我们的眼睛和逻辑思维却无法捕捉它。判断哪些东西会被无情的时间迅速吞噬，脆弱的事物终将破碎，这点很重要。当然，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也终将破碎，只是那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生。

事物与其寿命的相对比例无需明确检验，这是赢家通吃效应在寿命方面的直接显现。在这个问题上通常会犯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常见于我们认为是低效和垂死技术之类的反例，例如固定信号塔、印刷报纸和装着纸质报税收据的柜子。一项技术的历史越长，不但它的预期存活时间更长，而且对这一论点的肯定性也将更强，不是说所有的技术都不会老化过时，而是说那些容易过时的技术，实际上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第二个错误是相信采用了“年轻”的技术，这就是一个逻辑错误和心理偏见。它歪曲了一代代人不断贡献所累积的力量，使人产生一种幻觉，即新一代的贡献要远胜于老一代。而事实上，从统计数据来说，“年轻”的技术几乎毫无作为。

最脆弱的就是建立在可预测性基础上的预测，那些低估黑天鹅事件事件的人终将遭到淘汰。可以肯定的是，易于遭遇黑天鹅事件的事物最终将被历史所吞噬，因为时间将增强该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期预测要比短期预测更可靠。换一种思路，一般预测的准确度随时间而降低；由于存在非线性，时间越长，准确性下降得越快。你对计算机工厂的销量或者大宗商品供应商的利润所作的10年期预测的错误率，是一年期预测错误率的上千倍。因此，塔勒布坚持认为，通过否定法进行预测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用其他方法来预测不可能不在某些地方遭遇“火鸡”问题。脆弱的事物都会被其他东西所替代，但是这个“其他东西”是不可预测的，你心目中的那项技术不会是成功的技术，无论你认为它多么恰当和适合。

进化是靠无定向的、凸性的自由探索和试错来推进的，因此本质上是强韧的，因为它能从连续的、重复的、细小的、局部的错误中获得潜在的随机收益。而人们开展的自上而下、指挥控制的科技过程却完全相反：这是一种伴有凹性效应的干预，即暴露于大量的潜在错误中而只获得一些很小的收益。没有证据可以让我们相信，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增强了。由于错误的可扩大性，我们面对的是最不可预测的随机性。

我们天生容易受理论的愚弄，但理论诞生又消亡，而经验却总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解释总是在变，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变化，因而慢慢的养成一种无明确理论支持就不能形成观点的西瓜，但经验却能保持不变。适合一个企业的运作模式应该是在理论的变化面前保持强韧性的模式。

塔勒布的预测基于以下的理念：大多数存活了25年的技术应该还能在存活25年。这里的大多数不是全部。但脆弱的事物将消失或者被削弱。什么是脆弱？大的、优化的、过度依赖于技术的东西。脆弱的事物过度依赖于所谓的科学方法，而不是经时间检验的启发法。今天的大型公司到那时应该都消失了，因为它们将规模视为自己的实力，结果却被规模所误。

规模之所以是公司的敌人，是因为它会导致公司在黑天鹅面前呈现不相称的脆弱性，而小公司更容易在未来幸存，甚至茁壮成长。如果某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不管你认为它合理或不合理，你都可以预期它还会存在更长的时间，比那些预言它会死亡的人存活的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