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浪博客对文章篇幅的限制，无法在上篇里完成全文，为此只能开新篇了，给各位带来不便，谅解哈。 上篇文章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a832620102uyvj.html 五、中美银行业经营指标上的对比 4、信用成本率比较：美国银行业完败，中国银行业完胜 美国银行业实行利率市场化后，其存贷款的激烈竞争导致美国在1987年出现储贷危机。这个储贷危机与2008年爆发的次级贷款危机一样，都是由于住房抵押贷款产品出现问题而引发的。储贷危机是金融中介机构的危机，集中爆发于储蓄贷款协会和商业银行两者身上，但影响波及范围仅限于美国的国内，这与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有很大不同，次贷危机是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进而导致股市剧烈震荡而引起金融风暴，然后波及到全球的各主要金融市场同时出现流动性不足的危机，破坏性极大。 87年的储贷危机之所以爆发，是由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前，由于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使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基本上都是固定利率贷款。但是为了应对经济滞胀，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于是利率开始提高，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fundsrate，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其最主要的隔夜拆借利率）一度达到16%以上，而利率的不断升高导致储蓄贷款机构的存贷利率出现了严重的利率倒挂，原先以固定利率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一下子变成不良资产，并且导致大量储贷机构陷入倒闭潮。为此，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达到4.4%，到1997—2006年下降到2.1%，这比国内上市银行2010年的不良率均值1.14%高出近100个基点。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再度大幅提高，到2010年平均不良率达到6.3%，当时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违约率达到9.7%，涉及消费信贷的违约率是3—4%，结果是：美国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以来（1997—2010年），整个行业的平均不良率上升到2.9%，这较比当前我国上市银行的不良率均值高出176个基点，虽然美国大型银行在这期间的平均不良率相对稍低，如花旗银行在1997—2010年的平均不良率为1.92%，美洲银行为1.25%，但也比国内上市银行的不良率均值分别高出78个基点和11个基点。 所以，中美两国银行业的信用成本率上，美国银行业完败，中国银行业完胜。 5、剔除信用成本后，中美银行实际净利息收益相近 净息差中剔除信用成本后，就是银行的实际净利息收益。美国银行业在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初期，由于信用成本大幅上升，实际净利息收益（净息差—信用成本率）为负，但其长期风险收益体系开始逐步恢复正常，1997—2006年期间，平均的实际净利息收益为1.52%，略高于国内上市银行1.34%的实际净利息收益。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业的实际净利息收益均值达到混业经营以来（1997—2010年）的最低值0.63%，低于国内上市银行当前的水平，但美国大型银行中的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在剔除信用成本后的实际净利息收益均值仍达到1.47%和1.95%，还是高于国内上市银行的均值。而从较长时期的总体情况看，美国银行业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后，实际的净利息收益与国内银行业当前水平基本相近。 6、表外业务的贡献，美国银行业完胜，中国银行业完败 因为是混业经营，并且是全牌照银行，除息差业务之外，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等大型银行还有大量的证券化资产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但财务处理上是作为表外业务，这些资产大多不记入资产负债表内，对资本金的要求也低，由此放大了美国大型银行的表外资产杠杆。比如花旗集团，其2006年末的信用卡应收款的证券化规模高达1124亿美元。其中，以证券化方式卖给投资者的数额是931亿美元，花旗银行集团的内部保留的数额只有193亿美元。同时，花旗银行集团还持有名义金额为28.55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中只有2665.57亿美元的盯市价值（Mark-to-Market，按市价对持有的证券估价）被计入了资产负债表内，只相当于名义金额的0.9%。这些表外资产占用的资本金很少，但是却贡献了高额的利润，比如佣金收入、利息收入和多样化的投资收益，从而提高了花旗银行的资产盈利能力。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花旗银行的净利息收益仅占总收益的40—50%，而手续费及托管费收益占比达到30%，证券化及金融衍生的收益占10%，自营及已实现的投资收益占比为10%，保费收益占比4%。即使经历完金融危机的冲击，花旗银行集团2010年在证券化及金融衍生品交易上的收益仍贡献了占总收入4%的业务收入。 由于中间业务及表外业务贡献较高的利润，所以美国银行业的收入能力显著强于国内的银行业。1997—2006年间，美国银行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净利息收益+非利息收益）/总资产]的均值达到5.49%，比国内银行业的这一指标高出300个基点；即使爆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银行业在1997—2010年期间，收入与总资产之比仍高达5.26%，花旗银行更是达到5.75%，而业务区域介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汇丰银行这一数据也达到3.83%，都明显高于国内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收入贡献功不可没。当然，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国银行业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强过中国银行业，还有重要原因是美国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的运营模式。 7、经营成本较量：人力成本上中国银行业完胜，但税务负担偏重 在业务收入的获取能力方面美国银行业占优，但经营成本控制方面中国银行业则有显著优势。美国银行业长期的平均信用成本比国内上市银行现在的水平高出100个基点，为此抵消了60%的收入优势，而经营成本的劣势又进一步抵消了另外40%的收入优势。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一度达到65%，此后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目前的成本收入比大概在60%的水平上，而国内上市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大概是35%，比美国银行业低25个百分点。美国的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大型国际银行凭借规模优势使其成本收入比略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但也保持在50%以上，同样远高于国内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为什么中美两国在经营成本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人力成本和税负成本有较大差别。 （1）、人力成本方面，2010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1万美元，金融高管人员的薪酬更是高达800—1000万美元，金融行业员工的平均收入为36.7万美元。虽然后期美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现在这一比值仍维持在60%的水平上；而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1万元人民币，银行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分布区间一般是150—800万元人民币之间，员工的平均收入是26万人民币元，我们忽略货币单位的汇率之差，只对比绝对数值，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银行业人力成本明显低于美国银行业。 （2）、在担负的税率方面，欧美发达国家银行业一般都是缴纳税率不等的所得税，美国企业的所得税缴纳实行超额累进税率，银行业按35%的税率征税，日本银行业的所得税是按照银行规模征税，如资本额在1亿日元以下的小规模银行，所得税为28%，资本规模在1亿日元以上的银行，所得税的税率为37.5%。德国按照分配收益与未分配收益确定不同的税率，前者税率为32%，后者为48%。英国对银行业实行超额累计税制，税率为25—33%。法国对银行收益分短期与长期收益制订了不同的税率，短期收益所得税为36.6%，长期收益则为20.9%，其目的在于激励银行进行长期投资。加拿大则是各省的税率不同，但总的税率分布区间是14—17%之间。各国银行税制的主要差异在于流转税制度，发达国家对银行业普遍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相比之下，我国对银行的流转税负担明显过重。德国和我们一样，也开征营业部，不过德国的营业税是以所得利润为纳税基数，而我国是以利息收入为税基。因此，尽管我国和德国的营业税税率相同，但我国银行业营业税负远远高于德国银行业。美国比较特殊，其间接税主要是消费税和零售税，但对金融服务行业实行免税。日本对金融服务业征税的项目要多于大多数国家，银行业收取的手续费都要征收消费税，但对利息收入、保费收入等不征收消费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则对银行业免征营业税。 各国银行业税负（税率）比较 中国银行业担负的税负经历过数次调整，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银行业开始实行直接税和间接税相结合的复合税制，涉及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及具有税收性质的教育附加费等。其中，营业税和所得税是构成银行业税收负担的主要税种，而营业税和所得税在这20年间经过过数次调整，具体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994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营业税的税负经历过先升后降的变的过程，但变动幅度不大，基本维持在5%上下，所得税税负变动较大，名义税负由初期的55%下降到目前的25%，下降幅度超过50%，税负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 （a）、从所得税看，2008年以前，中国银行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3%，且对职工计税工资、公益性和救助性的捐赠支出及坏账准备金的计提等税前扣除有诸多限制，税负水平明显高于世界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当时为了招商引资，我国政府一度对外资银行实行优惠税率，就是针对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实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法》的优惠，在税率、减免税和税前扣除等方面执行“超国民待遇”，以至于外资银行实际税负远低于中资银行，直到2008年实行统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政策后，所得税率下调至25%。同时放宽了一些税前扣除限制，中国银行业的所得税税负才有了大幅下降，这也是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利润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而从名义税负看，中国银行业所得税的税负在全世界银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 （b）、从流转税看，中国银行业在流转税项目上主要负担5%的营业税，和与之相关的城建税、教育附加费，银行业流转税的综合名义税率约为5.5%（5%*1+7%+3%），而世界其他国家大多对主要金融企业不征或免征流转税，而即使征收，征税税率也大多低于5%。同时，我们银行业营业税的计税依据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广泛得多。比如中国银行业营业税计提依据是营业额全额，而不是净额（利差），一些实际上不构成银行收入的代收费用也被计入营业额征收营业税，这样就加重了中国银行业的实际税负。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银行业所得税的税率居于世界银行业的中等水平，但对于流转税，其他国家普遍实行免征或低税政策，而我国流转税负担明显过重，这样综合税负水平偏高，也即中外银行业税负差异其实主要是在流转税制度上。而这其中，国有四大传统银行的实际税负率均值从2001年的58.19%持续下降（除了2003年因建设银行核销不良资产致使税后利润极低，2005年略有回升外），到2009年实际税负率降为29.89%。而十家股份制银行的实际税负率在高位盘旋向下，由2001年的49.79%开始滑落到2009年的32.97%，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中国银行业税收政策一直在做持续调整，最终选择了以较低税负率制度来实行税制改革,但即便如此，我国银行业的综合税负水平，在世界银行业里是位属税负水平较高范畴的群体。而税负水平的高低，对银行业的经营利润有非常大的影响，如2008年所得税率由33%下调到25%后，中国银行业因为税率下调的影响促成当年银行业净利润平均增长近11%。 2001—2009年间，我们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率 单位：% 六、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结论及相关启示 纵观美国商业银行自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非息收入占比的变化过程，能看到非息收入占比经历了两个轮次的提升。先是30年代后，美国银行业美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限制了中间业务发展。原本在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前，其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一度达到40%的水准，但危机发生后，随1933年出台的强制银行实行分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推出，美国银行业的投行业务从商业银行中剥离出去，由此造成非利息收入占比急剧下降，并长期维持在25%以下。然后是80年代起，美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商业银行重新实行混业经营后，其综合经营服务能力迅速提升，中间业务随着迅猛增长。加上同期美国逐步放开汇率、利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美国银行间不断实施兼并收购举动，同时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迅速发展，于是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迅速提高到30％。此后，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美国银行业的业务流程出现重组，并且网络银行业务也快速发展，现金流管理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施后，美国对银行业的管理进一步放松，解除了分业经营限制，银行业通过兼并收购迅速扩大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规模。由此促成美国银行业在2000以后，非利息收入占比上升到40%以上并长期保持住这一水准。虽然2007年的次贷危机使美国银行业因为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亏损严重，非利息收入曾急剧下降，但2009年又迅速回升至37%的水平上，然后重新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均值水平。由此看出，决定非息收入占比的主要因素是： （1）、监管因素和经营模式是关键因素 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80年代以后放松利率管制及允许银行跨洲经营的规定，以及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都成为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2）、市场因素 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的市场环境下，美国商业银行不再以依靠存贷利差作为唯一的经营模式，而是通过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发达的资本市场也为美国银行业推行贷款证券化、贷款分销业务创造了推动条件。 （3）、信息科技因素 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强了美国银行业对风险的管理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发达的网络技术降低了美国银行业的运营成本，拓宽且增强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增加了商业银行获取中间业务收入的手段。 通过美国银行业最近几十年以来业务结构转型的效果看，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启示如下：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是应对金融市场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在利率市场化及金融脱媒过程中，商业银行必须通过提升非利息业务收入来降低利差收窄、利息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减少的冲击。收入结构调整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能迅速完成的蜕变，银行的收入结构是由业务结构决定的，业务结构又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情况、金融市场环境以及监管政策等很多因素。商业银行要适应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主动调整业务结构，进而优化收入结构。增加综合经营的业务营收能力是中国银行业共同的结构优化发展方向，由此改变以往过多依靠存贷款利差为主的单一经营模式，虽然信贷业务是中国银行业的传统业务，但长期瘸腿发展对银行业未来的生存压力明显构成威胁。而加大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扩大非利息收入占比，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是所有银行的发展方向。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的变化历程看，经营模式是关键推动因素，如美国银行业的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大幅下降，及90年代重新实行混业经营后的迅速提升，以及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从分业经营前的20%迅速提升至混业经营后的超过70%。增加非利息收入占比可以提升银行的业绩，但并不能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因为非利息收入并不比净利息收入更稳定，因为从美国银行业、德国银行业及富国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上看，非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远大于净利息收入的离散系数，也即非利息收入的稳定性不如净利息收入的稳定性，其原因是非利息收入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非常大，而净利息收入主要是受实体经济变化的左右，金融市场的波动会远大于实体经济的波动性，所以非息收入对银行的意义是拓宽营收渠道、改善银行业绩，而不是借此降低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提升非息收入的占比，需要在证券投资及相关收益上下手，德意志银行1984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为25%，收入结构还几乎全部是佣金和管理费收入，而到了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德意志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经跃升至75%，这其中通过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占40%，而其资产构成中，交易类资产和借入证券占比也高达55%，贷款余额占比仅为15%，2002年时德意志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中直接来自投资收益的比重仅为20%。所以投资收益的高低对非息收入的影响极大，毕竟管理费和佣金（部分为证券承销费）的增长要相对慢很多，而证券投资的规模更容易调控，所以银行业可以通过投资规模扩张实现非利息收入增长。国外银行业非息收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可以给予很明确的启示，就是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空间巨大，但需要对监管体制、利率政策及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积极改革。目前中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约为20%，虽然与2004年相比提高了近2倍，但与美国、德国银行业相比差距仍非常明显。但这也预示着中国银行业提升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潜力巨大。从富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历史经验看，要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及非息收入的总规模，只靠传统的手续费和佣金显然不够，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进行创新才行，但这需要综合化经营的体制和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来做支持。但由于中美、中德银行业的经营机制不同，如果一味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将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至国际大型银行的水平并不现实。其次，按照传统观点认为银行业中间业务得到有效发展后，就可以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也不现实，不管是美国还是德国，其银行业的非息收入离散数据都证明非利息收入的稳定性远不如净利息收入更稳定，也就是说如果从长期收效看，如果想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来增强银行盈利的稳定性其实不现实。尤其是非息收入提升的同时，还面临复杂的市场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所以这对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发展中间业务的同时，必须对风险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要进一步加强，以便实现非利息收入的稳健增长，这对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我个人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前景的理解 中国银行业即将实行新一轮的金融改革，那么银行业是不是真的如社会上担心的那样利润增速很快下滑？呆账、坏账很快要拖垮银行？我自己的理解是：金融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中国的银行体系，其改革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从前面针对银行业发展各个层面制约因素的反复分析和论证，已经可以看出明确的结论：就是社会上广泛谈起的利率市场化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不会构成有大的影响，政府对银行业实行改革，目的是迫使银行业提高自身生存能力、调整业务结构、拓宽银行业务收入渠道，而不是要把中国银行业搞死。 现在很多看空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依据，多是认为一旦利率市场化，中国银行业可能会为此陷入万劫不复之中，因为社会各界习惯性认为中国银行业多年来靠政策性保护的“高息差”才获取到巨额的不义之财，于是认为利率市场化后，高息差的历史将不复存在，加上很多人因为他们内心中臆造的大量呆坏账会拖垮中国银行业。其实，从前面反复论述的中国银行业息差问题，及银行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GDP增速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国内银行业之所以实现高利润，利差并不是制胜因素，GDP增速持续高增长，社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才是银行业为此高利润的核心原因。尤其是国外银行业的利差水平并没有我们寻常人想象的那样低，包括经济最发达的美国银行业，其基础利率低于我国，但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却远高过中国银行业，比如全球最有影响力的9大欧美银行，如果按2010年全球银行业的一级资本排序，排名前列的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控股、富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桑坦德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他们2010年的平均净息差水平为2.88%，远高于同期国内5大国有行2.34%的平均净息差，高出0.54个百分点。而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又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的净息差分别为2.85%、3.06%、3.15%和4.33%，与中国银行业相比，高出的幅度更大。即使2013年，我国五大国有行的平均净息差是2.5%，而富国银行是3.39%，花旗2.88%，美国银行是2.46%，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银行业所处的经营环境是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后的市场，并且这还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尚未完全退出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利差水平，所以公正客户的说，中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在全世界银行间市场上，我们是处于相对较低水准的，中国银行业绝对不是依靠政策保护的高息差获取的巨额利润。当然，中国银行业实行利率市场化需要渐进的过程，至少需要5—10年的缓冲周期，很难一蹴而就，因为金融秩序是否稳定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生死存亡。目前贷款利率已经实施市场化，但贷款市场没有出现任何非理性的骚动，而存款利率已经半市场化，央行只规定了基础利率及相应的浮动区间，但各银行在存款利率上的执行上并没有出现疯狂的举动。而5大国有银行特殊的政府背景，让其在窗口指导过程中，成为稳定利率的标尺，同时成为利率市场化中制订利率水平的风向标，引导利差处于合理的区间段，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恶性竞争。美国在80—90年代实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确实有近千家银行倒闭，但中美两国所处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不同，中国银行业的主要资产是在政府手中，这样中国银行业给国民多了一层国家信用和保障，而美国的银行业是以民营为主，尤其是全美银行企业数量最多时一度达到14000家，但绝大多数都是地方性小银行，特别是规模极小的社区银行。美国的法律规定地方小银行及社区银行不得跨区经营业务，为此美国银行业在实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确实出现了数千家银行倒闭的情况，但倒闭的都是这些无法跨区经营的小银行和社区银行。并且，这种倒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闭，而是被大型银行实施了兼并和重组。为此，美国实施完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的总家数由最高峰时的14000家缩减到8500家。而中国对银行业执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即使到现在，商业银行总数也只有400余家，其中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141家，农村商业银行214家，外资银行65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村镇银行667家，农村信用联社1990家。但问题是，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和负债主要集中在几大国有行和十几大股份制银行上，他们占据银行业务的绝对主导地位上，所以中国银行业特殊的结构已经决定了未来金融秩序会处在有序化竞争的中。 再有，随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多年来完全靠息差为生的状况已经开始改观，银行业营收结构中的净利息收入占比正逐渐下降，非息收入占比逐渐提高。2006年，5大国有行的净利息收入占比仍高达89.5％，但到2010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降至77.3%。在净息差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中间业务收入的贡献度不断提升，5大国有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经提升至20.9%的水平，比2006年的10.2%提升了一倍。而十几家股份制银行由于起步较晚及政策性原因，他们的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相对低于5大国有行，但现在这一占比也在不断提高。如浦发银行2007年度的净利息收入占比是93.44%，非息收入占比是6.06%，到了2013年度，其净利息收入占比已经下降到85.16%，非息收入则提高到14.84%，这说明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业务转型走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而这其中也有个奇怪的社会现象，就是谈到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时，社会各界普遍质疑中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费能力不足，认为银行的业务结构单一、收入渠道有限，而作为储户又大骂国内银行业收费项目多。其实国际银行业的收费项目更多，收费标准也是远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当然，这并不是说银行业想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就死命在储户身上下手。实施金融改革并不是只把存、贷款利率改成市场化，而是在银行业的多项业务上同时选择适度放开。中国银行业在进行各类金融产品创新的同时，也在业务的增收节支上进行着大力度的拓展。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欠发达，所以中国银行业所涉及的银行业中间业务品种确实少，范围也窄，包括传统结算、汇兑、代收代付以及信用卡、信用证、押汇等产品业务都不足，咨询服务、投资融资类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中间业务更是欠发达。因此，我国银行业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银行在经营上最大的差别是业务范围不同，也即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上差距较大，好在这个差距较大和业务结构不足的弊端已经被国内银行业清楚的认识到，为此各银行在调结构、扩渠道等方面都在积极进行拓展。“银行业务逐步投行化”是欧美银行业走过的发展道路，这同样也是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国内数家银行收购信托公司，如浦发银行除了正在收购优质资产——上海信托外，还控股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及由其发起设立的21家浦发村镇银行，还拥有华一银行30%股权、浦发硅谷银行50%股权、在香港收购南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如果浦发银行完成对上海信托的收购，浦发银行为自己打造的金融集团大平台就初有雏形，其目的是通过对金融国资进行整合，学习淡马锡模式，为建立综合经营的业务模式打基础，由此提高自身竞争力。 呆账、坏账是社会上看空银行业时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甚至房地产市场稍微出现一点动荡，就有人开始拿房地产贷款会不会成为坏账来说事，更有甚者还提出房贷业务搞不好会成为国内银行业呆账、坏账的主体，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中国银行业对房地产贷款的依赖程度远低于国际大型银行，而国内房地产贷款的质量更是远好于国际大型银行，截止到2013年底，四大国有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合计6万亿，中小股份制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总规模多是在千亿、百亿级别上，而各银行统计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平均为0.2—0.3%之间，远远低于全部贷款的不良贷款率水平。从各商业银行总的贷款结构看，房地产业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合计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25%左右，其中房地产业贷款占总放贷额的占比为8.5%，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16.5%，而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全球制造业贷款的需求有限，国际大型银行的房贷结构普遍是以房地产贷款为主，其贷款规模和占比均远高于国内银行，如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4家美国最大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余额是13000亿美元，占这几家银行全部贷款额的40%。其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占比为31.2%，房地产业贷款占比8.8%，而富国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更是高达60.3%。摩根大通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有28.56亿美元，不良贷款率高达5.35%，富国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为81.18亿美元，其不良贷款率达6.22%，这远远高于国内银行业房地产业0.2—0.3%的不良率。美国银行业高居不下的不良率，在历完2008年的次贷危机后，也没见这些大型国际银行出现什么问题。 很多市场人士为了看空银行业而刻意无限放大地方债问题，可是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债合计17.9万亿，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9万亿，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但是从地方债务的投向看，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审计署对地方债的审计结果表明：这些债务的投向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而且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大多有经营性收入作为偿债来源。何况，17.9万亿的地方债总额只占中国GDP规模的25%，这个债务占GDP的占比在世界任何发达国家都是处在合理范畴内。在审计署发布完地方债总额及地方债结构的数据后，唱空银行业的各路人士从此再也不再拿地方债说事。其实，我们的国情有其特殊性：我们的政府清楚的知道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否是关系到政府能否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地方债能否给政府带来大的麻烦？我们不妨这样考虑：我们的国情特殊，我们的土地是国有的，我们的矿产资源是国有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国有的，反正我们的一切都是国有的，假设我们的地方债偿还上出现压力，我相信我们国有的这一切变现能力应该是惊人的，何况中国的货币增发量居于全球第一的位置。而全球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美国和我们有何不同？美国的土地是人民的，美国的矿产资源是人民的，美国的一切几乎都是人民的，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民众的生活习惯是居安思危，而美国是完全生活在信用体系中的国度，其一切生活、生产活动都是以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这样国情不同，民众消费习惯不同，注定了中国发生大型金融动荡的概率要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无需耗费过多的脑细胞去想地方债问题。从前面长篇累牍的分析和论证结果看：利率市场化、地方债、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的影响都不大。2012年度中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首次披露了中国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两项压力测试均表明中国银行业运行总体稳健，对宏观经济冲击的缓释能力较强。该报告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水平较高，以17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冲击的缓释能力较强，总体运行稳健。这次测试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包括“整体及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和“宏观经济情景压力测试”，测试对象包括国有的工商银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测试对象包括招行、浦发、中信、兴业、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广发行、平安、恒丰、浙商和渤海银行17家商业银行，截至到2011年末，这17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5%，具有极强的代表性。针对这17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测试，最终的测试结果是：“整体及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方面，在整体不良贷款率上升400%的重度冲击下，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将从12.33%下降至10.89%。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下降1.63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下降0.92个百分点。而对于其他9个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敞口，在轻度、中度和重度冲击下，银行体系的整体资本充足率均可以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即使遭遇重度冲击，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也不会低于11.15%。测试项目中的“宏观经济情景压力测试”，是主要针对GDP增长率、M2增长率和CPI涨幅3个指标进行考察，测试结果是：在GDP增长率降至8%的轻度冲击下，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0.42个百分点；若GDP增长率降至6%和4%，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也仅会下滑0.86和1.68个百分点，银行业可以轻松应付。当然，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乏力的背景下，银行业也应加强对房地产行业和地方平台贷款的风险防控、银行表外理财等领域的风险和客户集中度风险应当引起关注。 2、中国资深银行家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解读 全世界范围内，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可以获得超常规的发展都是必然，这不仅仅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全世界范围内也都如此，比如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控股、富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桑坦德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在这几十年工业化进程中，都得到了超常规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人口大国，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是在这20年来才开始起步，其经济发展潜力在未来1、20年内仍将在全球位居前列，这不是奢望，这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事实，在这种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国银行业继续得到超常规发展是必然。对此，前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针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所做的评述有一定参考意义，他的主要观点： （1）、怎么评价我国几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成果？ 首先对银行业的改革给予肯定的答案、因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30%，下降到了1-2%，平均资本充足率从7.95%左右提升到了13%以上，年度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1085亿增加到了2013年的7851亿。 （2）、我国银行业是否存在垄断？ 银行是特许经营行业，开办银行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包括被奉为自由市场经济圭臬的美国，开设银行的审批手续也不比我国简单，而开办银行必须经过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这也可以说是国家在垄断银行业。但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方面，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非国有资本的占比超过20%，民间资本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占比为41%，在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占比为54%，在农村金融机构（337家农商行，147家农村合作银行，1927家农信社）中民营资本占比超过90%，所以，从股本结构看，我国银行业已经不算国有垄断的行业。但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规模如此之大，是否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垄断？杨凯生指出：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大银行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往往是考察其银行业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资产CR5(ConcentrationRatio5)，即一国前五大银行（TOP5）的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经济体量排名居前的十个发达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4个金砖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资产CR5)与中国作对照和比较：这十四个国家中，除印度之外，其余各国前五大商业银行的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都高于50%，尤其是十个发达国家银行业CR5的比例相当高，最高的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日本也在50%到60%之间。而这些国家银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基本都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而明显提升的，所以金融改革绝对不是银行市场一放开，中小银行就纷纷涌现、大银行的竞争优势就逐步削弱。同时，更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国家银行业集中度的高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如银行业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在09年金融危机中，其银行业体系表现得相对更稳健。而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储蓄信贷机构危机爆发前，银行业CR5一直低于15%，那场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CR5快速上升。在08年这一轮金融危机后，美国的CR5更是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2年的61%、2013年的63.2%，也就是每轮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的集中度会相应提升。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南非、俄罗斯的银行业集中度近些年也一直持续上升，巴西银行业的CR5从1990年的50%提高到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目前的90%，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只有印度银行业的集中度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44%下降到目前的40%，但印度一家大银行的占比(CR1)相比其它国家要高。 如果把这些年来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趋势与我国作对比，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走向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是相反的，我国的CR5这些年来是快速下降的。从1998年至2013年三季度，国有五大行的资产占比从63%下降到44%，下降近20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势头仍在增强。姑且不论这与全球市场走向趋势不一致的现象是对是错，但起码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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