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我舞台，如何做，是我的事情”| 怀念新中国外交官吴建民 ...

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终年77岁，家属已证实。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曾是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后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是周恩来口中“精干的人”,也是陈毅点中的“将才”。

吴建民办公室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是杜甫的诗《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吴建民一直追求的外交境界。“中国的对外工作做到这一步，那就漂亮了。向外界说明中国，不能大轰大鸣。”

11月2日，怀柔雁栖酒店海宴厅，76岁的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穿着深色西装，坐在座位上，聆听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主旨演讲。

这是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第一场会。跟吴建民一起落座的，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意大利前总理蒙蒂等多位外国前政要。

其实吴建民已退休多年，但他的工作依旧繁忙，忙着通过各种会议、论坛观察世界，解读中国。他说支撑他的，是一生未变的初心：人要做点事情。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吴建民年轻的时候

吴建民其实也是这样，退休多年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跟年轻时不同，他尽量不开“夜车”了。

除了“朝九晚五”到办公室上班，吴建民其余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外奔波，尤其是到国外。

吴建民观察世界的出口，大概有三个：讲话，一年在国内外讲话六、七十次；写文章，一年四、五十篇;必要时向政府提点建议。

工作令吴建民觉得“蛮充实”。每见一个人，每参加一次会议，都能获得一些新东西。“我讲我的观点，也听别人的。”他说，“讲话、写文章才有新东西。全是老一套，自己和别人都觉得没意思。”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

参加工作的最初十年，吴建民的工作主要以翻译为主

真的是不得了。”

随后，他两赴联合国工作，从二秘变成了政务参赞。在联合国这个世界外交官的橱窗中，吴建民的视野一下子拉大了，作一个好外交官，成为了毕生的追求。

然而，这一阶段，吴建民遇到了人生低谷。

1977年，他第一次从联合国卸任回国。1978年他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外交部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他在家里待了9个月，才被分配到外交学会，没有升级，当个科员，一直干到1984年。

“那时候，我40岁到45岁，精力正好。但是，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接待几个代表团。”他说。

这是吴建民人生中最为低落的几年，他甚至动过离开外交部的想法。

让他坚持下来的原动力，还是“干点儿事”。夫人施燕华很忙，吴建民就包下了所有的家务活儿，做饭、带孩子。闲暇时间，他翻译书，比较著名的是《罗伯斯庇尔》。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年轻时，太冲。人太顺当了，也会有别的问题。”回想起来这段日子，他并不特别懊恼，因为人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不知道低谷的滋味，不能全面认识自己。

“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有我的追求。”

从联合国第二次卸任后，吴建民1989年被派到比利时担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吴建民“花了很多力气”，打开外交局面。

利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1990年，吴建民又有了新的舞台，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他的心态是“从没干过，如履薄冰”。

1994年之后，吴建民在国外当了9年大使，历任荷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法国大使。

担任法国大使的时候，他已经59岁了，官至副部级。

在就职时，他当着全馆人的面说：“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有我的追求。”

在驻法大使任上，吴建民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建立了良好关系，促成江泽民和希拉克互相访问各自的故乡。在即将离任时，希拉克亲自授予他“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表彰和感谢他为促进中法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所做的努力。

吴建民的外交生涯，值得回味的“大战役”很多，儒雅的形象，也为他赢得了“魅力外交家”的美誉。

国新办前主任赵启正称赞他说，外交官是国际风云气象师，优秀的外交家要具有广博知识、宽阔视角、历史深度、舍我其谁的责任心。而这些，吴建民都兼具。

领导说“不好干才让你去”。

12年前，吴建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2003年，64岁的吴建民卸任驻法大使，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出任外交学院院长。他跟领导说，这个年岁改行是不是晚了点?而且也不好干啊。领导说“不好干才让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