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制的衰落》：从社会各个层面看历史

2017-7-20 00:08|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421|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中华帝制的衰落》：从社会各个层面看历史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在这本美国人的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的书中，我们可以从一个西方视角看待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这种视角的转 ...

《中华帝制的衰落》：从社会各个层面看历史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在这本美国人的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的书中，我们可以从一个西方视角看待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这种视角的转换，可以使我们看到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另一种解读。其中的有些解读，与我曾经的怀疑牵连在了一起，清晰了我的判断。　　我们生活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定义中，在获得历史故事的同时，也许也丧失了部分的真相。当然，历史本来就是虚构的真相，只有多种视野、多个角度的虚构，才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当然，不管怎样努力，这样的接近都是有效的，永远也无法完全接近。　　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穷苦农民出生，深受重税所害，所以他推行低赋税、低俸禄的方式。到了明朝末年，这种赋税体制不仅没有像他的初衷那样，使穷苦人民获益，反而成为了富人们避税、增长财富的途径。而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一种两头弱小、中间肥大的结局：皇朝国库收入极低、低层农民生活困苦，只有中间的富绅变得越来越强大。到了明代晚期，这种赋税制度造成的政治、军事、税收问题更加严重，直到不可收拾的境地。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阅读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感触很深，这个问题也作为了一个切入点，使我对中国的历史能够逃出道德的眼光，找到从技术的角度去细看当时社会本质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分析历史时，不能够仅仅看到它表层的因素，更要深入去看当时社会的税收、运输、政府、军备等等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它们各个方面又在技术层面形成了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　　这才是真正客观的还原历史的方法，也就是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同样，延伸来看，我们对当前时代的社会状态，也应该以这种各个领域具体运作的技术视野，而不是一种道德的或者是政治的表层观点。 1、对帝国时期中国北方农民的技术式看法　　“为了生存，中国北方农民不得不为闲置的劳动力找到新出路。家庭手工业如棉纺业能够提供额外的收入。季节性地到城市打工提供了另一种收入。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些额外的收入可以使佃农购买小块的土地，从而可以留些积蓄，以防农业歉收。就他们看来，这种土地转让缓冲了干旱或洪水的冲击，甚至按劳分配的问题。　　“……这一观点认为，农民并不是被地主欺凌的无助的佃户或零时工，而是明智地将附加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这些土地变成抵押品用于向债权人借款。并进一步得出结论：1940年中国北方农业经济陷入危机，不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而是因为技术落后。　　“农村信用制度不可能有利于需要求助高利贷和典当铺的农民，他们将赌注放在接下来的农业丰收，从而使他们摆脱陷入绝望的债务之中。利息之高——如同今日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革命前的经历——使得更穷的农民完全被高利贷所摆布。当然，革命之前，放债者长期被人憎恶。但是在帝国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看做是理所当然。农民无法控制外部环境，却被外部环境支配着。他们别无选择，才会求助当铺老板。人们只能祷告、烧香、献祭，祈求上天赐雨。最终，自然具有决定性的力量。”（P011-012） 2、科举制度下的考生困境与出路　　“由贫至富、由挨饿的一介书生至受人款待的帝国学者，这一巨大跳跃是不寻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未必能缓解社会不满，维持文明持久不变。　　“……不论他们的地域与背景有多么不同，所有的士大夫都能理解文言，并且受教于公认的儒家经典。这一共享的高等文化将绅士与不能读文言、写书法、明儒理的普通民众区分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也鼓励死记硬背那些政府决定的正典。有人批评科举禁锢了人的创造性思想，培养了懒惰者而不是独创性的人才。这意味着一个有前途的学生，5岁开始学写字，11岁背诵四书五经，12岁精通做诗，之后开始习八股。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不气馁地严格坚持这个时间表，他将在15岁的时候参加第一次乡试。第一次几乎不可避免地落榜，但是通过多次努力，他可能在弱冠之年20岁成为生员，为自己及家庭获得荣誉。大多数人在24岁时才通过乡试，平均31岁成为举人，36岁成为进士。实际上，有志功名者的生活似乎就是没完没了的考试。　　“……然而，对所有人来说，很少人真正会质疑这一制度背后的合理性。通过考试的人由于花了时间，因此在这条路上获得承认。可以说，他们与另外那些走同一条苦路、把毕生献于精通古典文化的人拴在一起。但是失败的人怎么样呢？在底层，屡败屡战的有志功名者，为了攀登最顶峰，他们必须经历深深的失落感与挫败感。成为生员的人更加了解，除非登上高峰，否则多年的努力不能换来官职。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的生员，成为有资格捐官的贡生（帝国的学生），来缓解怨恨。然而，挫败感仍然会产生不满。麻烦在于每个人都知道成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比任何传统和最现代的文明都要向上移动，但是精英的发展被严格限制，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领导发动。但是，地方上的声望避免了这种不满完全失控。社会认可，被看做是早已有之的象征性的装饰，满足了最低功名者的虚荣心，将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来。”（P025-026） 3、商人没有成为单独群体，而是接近士绅阶层　　“贬抑商人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实际上，正统儒家学者鄙视商业，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孔子（前551-前479）写作的时代，正值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所以他对商业的鄙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换句话说，商人应属社会下层，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被仅在名义上具有优越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轻视。到帝国晚期，商人在政府专卖中占据关键地位，甚至一般的商人也被看做社会有价值的成员。然而，重农主义者长期存在的偏见有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儒家学者们继续空谈‘士-农-工-商’这一旧的等级秩序。”（P039）　　“虽然盐商（不是频繁）确实利用他们巨大的经济资源，来反抗督管官员，但他们仍然受上层社会价值观的束缚。他们接受士大夫的管理的一个原因，就是接近精英阶层。鉴于捐功名的机会、科考的公开性以及不接纳低出身的贵族，总商如程氏家族有一半男性成员获得绅士地位。这种家族能聘请最好的私塾老师，为子孙准备科考，政府特别为他们留出名额。商人迅速加入到精英行列，因此他们个人并不打算推翻儒家的等级制度。他们不会与其他潜在资产阶级成员功享提供社会地位的抱负。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资产阶级。由于他们能轻易提升，进入渴望的绅士行列，因此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缺乏证明自己的动力，也没有受到类似于加尔文伦理精神的鼓舞。　　“他们放弃地方的礼仪或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效仿绅士阶层的礼仪，他们花费大量金钱。这浪费扩大投资的可能，重申了上层绅士的文化霸权。‘盐呆子’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和炫富为特征，浪费金钱在机械玩具、太湖石装饰、稀有宠物上，这是对绅士方式夸大地扭曲。盐商家庭如马氏不仅接掌18世纪一个最著名的文学沙龙，赞助众多著名的艺术家，而且收集令皇帝羡慕的珍本放于藏书楼。他们对传统绅士文化的扩展与日本大阪的米商形成强烈对比，同一时期的米商欣赏自己独有的城市文化。歌舞伎、傀儡戏、井原西鹤的‘浮世绘’、安藤广重的风景画令人心软，富于感官刺激，与日本正统武士阶层严厉的价值观相对。但在18世纪的扬州，传统的精英文化模式却很少改变。”（P049-050） 4、明朝灭亡来自于赋税体制的衰落　　“多年以后，清统一中国。儒家历史学家一直谴责明朝亡于宦官和谄媚的大廷臣。但是真正引起天命变化的是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三个多世纪的滥用职权与失败的改革已使赋税体制成为富人的避难所，穷人的地狱。中央政府征收的商业税仅能满足不断增加的边防军事费用。不疏远有影响力的地方绅士，中央政府就不能增加收入。公共工程也因目光短浅的经济措施遭受损失。17世纪20年代，一连串的歉收和讥荒侵袭中国最易遭受经济萧条的西北地区，起义便在山西和陕西爆发。相应增加的军费令中央政府财政枯竭。明朝常规军长期军备不整，人员不足。如今，政府面临叛乱的威胁，只好允许训练有素的士兵建立他们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靠土地为生，事实证明他们比叛军更加贪婪。同时，小土匪团伙、逃兵和农民起义者凝结成一个大的军事同盟，占领中国中北部各省。”（P064-065） 5、茶叶和鸦片之前的中英贸易　　“1685年至1760年的多埠贸易期间，由于英国拥有一个奢侈品市场，英国人主要购买丝绸、瓷器和药材等高价商品。他们试图用英国毛织品来支付这些商品，但是中国对其需求量很低。在北京寒冷的冬季，中国更喜欢丝绵保暖。最终，英国贸易主要靠印度进口商品、海峡物品和硬币提供资金。　　“理论上，多埠贸易给英国人提供了讨价还价的利器。如果某个港口的中国商人提高价格，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转向其他港口。然而，这一利器是钝的。中国商人拥有足够的资金，事先在这些港口屯聚大量的货物，英国人则被限制在这些港口之中。此外，几个重要中国港口被某些商人垄断，他们尽可能抬高物价。　　“……广东是唯一能抵制这些垄断者的城市。粤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无视皇子许可证。在那里，组织良好的公行（海外贸易团体）有足够的资金能使它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因此尽管英国人拥有多埠贸易权，但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福建与浙江，转而完全倚赖广东。同时，一项特殊的贸易关系与政策逐渐在中国成形，被称为‘广州贸易制度’。”（P117-118）　　“1760年至1833年期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仅限广东，商业也限于固定的路线。东印度公司的大货船从英国或印度到达，在澳门过冬的代理人便回到广东（曾注：应为广州）。在登陆期间，公司的商人与所有外国商人住在‘十三行’，是沿着广东（曾注：应为广州）沿岸围起来的一块狭长的地方，里面建有货仓、办公室与住房。在周日与假期，欧洲人被允许按照兴趣作短途旅行，但是剩下的时间都是呆在城墙西南部那个戒备森严的围墙之内。　　“这一苛刻的人身限制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英国人对广东贸易体制如此愤怒，其他代理人也是非常不满。一方面，清廷的气势渲染了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誉；另一方面，公司代理人是在广东沿海一片嘈杂与污秽中认识中央王朝，他们必须与贪婪的官员及而阿谀奉承的商人打交道。”（P120） 6、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真实作用　　“民族主义关于1911年革命及其后果的说法，旨在确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掌权的正当性。这证明蒋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实至名归，因为他实现了孙北伐的计划，成为革命的合法继承人。反过来，它也要求以其他人为代价，在革命运动中提升孙中山的地位。因此，1911年的革命几乎完全成为孙中山的作品，民国也由他孕育。　　“然而，近观‘国父’和1911年革命，多重矛盾显而易见。孙中山不仅与秘密社会关系颇糟，而且他个人也仅参与一次起义活动。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不久便分裂。到1908年，东京的总部已完全与在印度支那的孙中山失去联系。1911年10月10日，武汉这场至关重要的起义是一场下层副官和士官的兵变，与孙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革命爆发之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的丹佛。从那里，他作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直接到欧洲面对西方列强。由于新军元帅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之间陷入僵持，作为在妥协情况下产生的候选人，孙在上海被选为民国的临时总统。在反清的十八省中，同盟会只在其中一省掌权。那就是孙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的革命组织最为壮大。然而，同盟会被商人和支持陈炯明的改良绅士取代。　　“无疑，孙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就像这些矛盾显示的，它存在严重的歪曲，宣称他在1911年革命期间具有同等重要性。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反驳，即推翻清朝完全不是一个连贯的、有计划的革命政变。相反，1911年革命应被看成各省脱离政府的一系列运动。在重要省份，运动由新军官员或新的省咨议局的绅士领袖领导。旧秩序的垮台是这一进程的顶点，它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作为对内忧外患的反应：地方武装的发展，革命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革命暴动（无论多么失败）是深刻的社会巨变的表现。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新精英的杰作，他们出现于清朝统治的最后五十年。饶有讽刺意味的是，1901年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加速了精英政治意识自觉的进程。它更多是加速自身的衰落，而非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行动。”（P217-218） -------------------------------------------------- 《中华帝制的衰落》：从社会各个层面看历史 Fall of Imperial China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75年初版于美国时代出版传媒.黄山书社 201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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