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前沿》：德鲁克谈经济、组织、人和管理

2017-7-20 10:08|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458|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管理前沿》：德鲁克谈经济、组织、人和管理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建立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均衡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自由 ...

《管理前沿》：德鲁克谈经济、组织、人和管理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建立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均衡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获得了主宰地位，统治了整个19世纪。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发现这个均衡经济体系，常常出现不均衡时，凯恩斯主义以及后来的货币学派、供应学派，都试图通过刺激消费、增加货币供应、减税等控制手段，来使经济重新回归均衡。　　这300百年来的经济学家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但主题都是为了追求均衡、追求静态的完美。这种通过人为的控制手段，去达到完美的均衡状况的经济思想，统治着各个国家、各个层次的经济政策制订者们。只有极少数的、少为人知的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均衡经济体系，熊彼特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了动态的不均衡思想。　　投资市场同样如此，人们总是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均衡，价值与价格的均衡、价格与经济的均衡、价格与心理的均衡、价格与资金的均衡等等。但我不去寻找那些各式各样的均衡，我知道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我只关注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市场在动态的不均衡运动下会如何演变。　　在传统思维和传统智慧下，人们心目中都存在着一个完美的、可以依赖的、理想的均衡世界，只有力量投机理论完全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完全不承认未来可以预测，完全不承认价值可以评估，完全不承认市场可以控制。这虽然多少有点感到痛苦和孤独，因为缺少了一个支撑、缺少了确定性，只剩下真实，模糊的、混乱的真实，但我清楚唯一正确的，就是接受这个真实，无论它是多么残酷。　　工商企业、大学、医院、研究机构、非营利机构、政府行政部门等等，这些各色各样的组织，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的权力中心，它们代表着各自的利益、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存在着，最终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各层次利益、各种目的争相呈现甚至偶尔矛盾、冲突的多元化权力的系统。　　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组织的社会”，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正是这样的局面，而至今却没有一种政治社会理论，能够解释和适用。当中央集权的权力逐步淡化以后，有着奴性心理的遗老遗少们，将会对这些新出现的各种权力中心极度厌恶，认为它们摧毁了传统的权力体系，危及了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正是各种组织、各种利益、各种力量等都有了自身自治的、独立的权力中心，我们拥有了自古以来追求的自由和抵御极权的能力。 1、经济学家，是不成熟的教条主义者　　“经济学家们总是事过20年才若有所悟。再也没有比经济学家更迟钝的学生了。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成为那些完全没用的教条理论的囚徒。现在的经济学家和1300年的神学家差不多，都是不成熟的教条主义者。　　“50年以前，经济学家们还十分谦恭，总是说：‘我们不知道。’1929年以前，没人认为政府要为经济状况负责。经济学家们说：‘既然我们不清楚，那么惟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保持低开支、高生产率，剩下的就祈祷吧。’ 　　“但1929年之后，政府接手管理经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变得教条起来，因为突然之间他们成了制定政策的人。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总是令人愉快。就好像有医生告诉你，你得了肝癌，而且不适宜动手术，但只要你和一位17岁的漂亮姑娘上床，病就能治好。凯恩斯说，只要维持较高的购买力，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比这更棒的事吗？货币主义者的药方更轻巧：只要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3%，就没有治不了的病，而且还能增加收入。供应学派更叫人欣喜：减税能治百病。　　“如今我们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但我们拥有的经济学家，几乎跟1300年的神学家一样多。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会成为圣徒。1300年，圣徒的年代多多少少算是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神学家失去了信仰。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却恰好碰上了这种情况。”（P11） 2、从“实体“经济转向”符号“经济　　“世界经济的第三个主要变化是，‘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动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实体’经济。所谓‘符号’经济，指的是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的流通；‘实体’经济则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这是最为明显但也最难让人理解的一个变化。　　“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它们导致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与货币、信用和资本的符号经济，不再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是渐行渐远。　　“现在通行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是新古典主义，它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外汇汇率。然而，在最近10年或15年间，资本流动和外汇汇率几乎完全独立于对外贸易，甚至与此相背离。”（P28、29）　　“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意味着从现在起，应当在经济理论和商业政策中，把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视为一种重要的‘相对优势’因素。　　“经济理论教导我们，实体经济的‘相对优势’因素——相对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原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决定汇率。实际上，所有的行业也都是按照这一理论制定其政策的。然而，汇率在A国和B国劳动力成本对比中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相对成本，而且是一种企业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任何希望进入国际经济的公司，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同时开展着两种业务：既是一种产品的制造商（或是服务的供应商），也是一家金融企业。哪一项也不能忽视。”（P32）　　“至于政府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聪明过了头。利用世界经济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来谋取短期利益，回避一些不讨好的政治抉择，这些做法很诱人，但绝对行不通。实际上，它很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而不是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的三种做法带给我们的教训。　　“卡特政府人为地压低美元汇率，希望通过提高出口，刺激美国经济。美国的出口确实增加了——而且增幅相当可观，但这并未能刺激国内经济，反而引起了萧条，创下了有史以来的高失业率，加速了通货膨胀，这实在是一种糟得不能再糟的结果。　　“几年以后，里根先生提高了利率，试图阻止通货膨胀，并让美元升值。通货膨胀确实止住了，而且引发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但美元升值过高，掀起了外国进口的高潮。……由于丧失了国外的竞争力，国内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也就无法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因为国会（以及政府行政分支）能够轻易地，甚至无限制地获得外国资金，于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削减赤字。　　“日本……利用币值被低估的日元，拼命加大出口，……。结果，就像上面谈到过的那样，日本过度依赖于美国这一个客户，这就迫使其在美元上投入巨额资金，这种做法相当危险。每一个有头脑的日本人（当然，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央银行）都知道，这些债权很可能会严重贬值。　　“显然，上述三个教训告诫我们：政府的世界经济政策，必须让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两者的需求相协调，而不是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以利己，才能获得成功。让我们来重复一句古老的格言：‘经济上别耍小聪明，要简单，要诚实。’但我担心，有些国家的政府大概不会认真听从这个建议。”（P32-33） 3、对凯恩斯保持均衡的经济观点的批判　　“凯恩斯虽然和所有古典经济学决裂，但仍在其框架内进行探索。与其说他没有信仰，倒不如说他是异教徒。对凯恩斯来说，经济学就是李嘉图在1810年建立的均衡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它研究的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系统。凯恩斯的中心问题，和19世纪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一样：‘如何使经济保持静态平衡？’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与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之间的关系；个人和企业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生产（即供给）或消费（即需求）是否能为经济提供发展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凯恩斯和李嘉图、穆勒、‘奥地利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分歧，大多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实体经济’起支配作用，货币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个人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最多只能调整次要矛盾，最坏的时候甚至会制造混乱；供应起支配作用，需求只是它的一种职能。　　“凯恩斯提出了同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奥地利学派’和马歇尔相同的问题，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把上述每一个答案颠倒了过来。在凯恩斯的体系中，货币和信贷的‘符号经济’是‘实体’的，产品和服务依赖于货币和信贷及其影子。宏观经济——国家经济是一切，个人和企业既无力影响它，更不要说是指引了，也没有能力做出有效决策与宏观经济相抗衡。经济现象、资本形成、生产力和就业，都是需求的职能。　　“现在我们知道，正如熊彼特在50年前就知道的那样，凯恩斯主义对这些问题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是错误的。它们仅适用于相当狭窄的领域内的特殊情况。比如，凯恩斯的中心理论认为，货币因素——政府赤字、利率、信贷规模以及货币流通规模——决定了需求和经济状况。正如凯恩斯自己所强调的，它假定货币周转的速度是恒定的，个人和企业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加以改变。熊彼特在50年前就指出，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一假设。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正宗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对其加以修正的弗里德曼主义——每一次都在毫无迹象和预兆的情况下，被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所打败，货币的流通速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P78-79）　　“凯恩斯对新古典主义答案的批评，和熊彼特对凯恩斯的批评一样，是具有权威性的。但由于我们现在知道，个人能够并且必将打败制度，我们已经丧失了凯恩斯当年对经济学的确信，而正是这一点，使凯恩斯成了50年来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北极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都是为了努力弥补凯恩斯主义均衡经济学的缺陷，但要恢复那种自圆其说、充满自信的均衡经济学已经不可能了，更不要说恢复那种根据一个因素有预见性地、极有把握地控制经济的理论或政策了——不管这种因素是政府支出、利率、货币供应还是减税。”（P80） 4、熊彼特：经济的动态不均衡　　“熊彼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凯恩斯理论的答案并不比它所取代的前凯恩斯主义的答案更有道理。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凯恩斯理论提出的问题——以及凯恩斯的前辈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根本的谬误在于认为健康、‘正常’的经济，就是处于静态平衡的经济。熊彼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认为现代经济总是处于动态的不均衡之中。熊彼特眼中的经济不是一个闭合的系统，不像牛顿眼中的宇宙和凯恩斯眼中的宏观经济。它永远处于发展和变化当中，从本质上来说，与其说它是机械性的，不如说它是生物性的。如果说凯恩斯是一个‘异教徒’，熊彼特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熊彼特是奥地利经济学大师们的弟子，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经济理论之都，他终身爱戴自己的老师们。但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后来成为他最早的一部杰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他开宗明义地断言，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这又引出了熊彼特关于创新者是经济真正主题的著名理论。”（P80）　　“传统经济学认为创新是经济体制之外的事情，凯恩斯也持同样观点。创新和地震、气候或者战争一样，属于‘意外事件’的行列。每个人都知道它们对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反，熊彼特则坚持认为，创新——即创业家把资源从旧有的失去活力的生产项目中，转移到新生的更富生产力的生产项目里——是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也是现代经济的精髓。　　“熊彼特一开始就承认，他的这个概念源自马克思，但他又用这一观点反驳了马克思。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做到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没能做到的事：它给利润赋予了一种经济职能。在创新和变革的经济中，利润不像马克思及其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一种‘剩余价值’，恰恰相反，它是工人就业和劳动收入的惟一来源。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除了创新者，谁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利润’，而创新者的利润总是相当短暂的。但用熊彼特的名言来说，创新也是‘创造性的破坏’，它让昨天的资本设备和资本投资成了过时货。经济越是往前发展，就越需要资本形成。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或是会计师和股票交易所——所认为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成本，一种在行业内站稳脚跟的成本，一种为未来支付的成本。在这种未来中，什么都不可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盈利行业，必然会变成明天的鸡肋。因此，需要有资本形成和生产力来维持经济系统制造财富的能力，保住目前的工作和创造未来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熊彼特的‘创新者’和他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惟一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存在‘利润’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自己的理论无法对利润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均衡经济学描述的封闭经济系统下，没有利润存在的空间，没有为利润做出的解释和辩护。然而，如果利润是一种真实的成本，甚至是维持工作、创造工作的惟一方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再次成为了一种伦理道德的制度。”（P80-81） 5、控制符号经济的结果是邀请暴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比任何人都最先意识到——比凯恩斯整整早了10年——经济现实正在发生变化。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所有交战国的经济货币化。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那个还相当落后的奥匈帝国，都在大战中成功地调动了整个国家的流动资产，部分措施是通过税收，更主要的是通过借贷。货币和信贷，不再是商品和服务，而成为了‘实体经济’。　　“1918年7月，熊彼特在一家德国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短文——此时，熊彼特在其中成长并且为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他指出，从现在起，货币和信贷将成为控制经济的杠杆。他所阐述的内容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产品的供应，还是一些早期不同意见者所说的产品的需求，都不再起控制作用。货币因素——赤字、货币、信贷和税收——才是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中的关键。　　“当然，凯恩斯后来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见解，但熊彼特得出的结论与凯恩斯截然不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和信贷这种符号经济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之王’，即科学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少数简单的货币要素——政府支出、利率、信贷规模或是货币流通量，实现永久的均衡，保持充分的就业、经济繁荣和稳定。但熊彼特的结论是，符号经济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的出现，打开了通向暴政的大门，甚至不啻是邀请暴政。经济学家声称自己一贯正确，纯属狂妄自大。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看到使用这一权力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客和将军们。”（P82） 6、熊彼特VS凯恩斯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把人们引入他们的‘希望之地’，在那里，‘经济学家之王’将通过控制货币、信贷、支出和税收，保证经济的完美均衡、永远稳定。而熊彼特越来越关心的是如何控制和限制公共部门，以维持政治自由和保证经济有能力发展和变化的问题。当死亡把他的生命从书桌旁夺走时，他正在修改几天前在美国经济学会上作为主席所发表的谈话。他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原因，停滞主义者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将要陷入停滞的诊断却有可能是正确的——公共部门有充分的材料可证明这一点。’ 　　“凯恩斯最著名的一句论断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一句彻底的胡话。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的确都将死去。但凯恩斯在他还算明智的时候说过，当今政治家的行文，往往建立在过世已久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上。凯恩斯曾暗示短期的优化行为将带来长远的未来利益，这完全是谬论。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应当为当代政治、经济和企业极端重视短期利益的倾向负责——相当公平地说，过分注重短期利益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商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缺点。　　“熊彼特也十分清楚，政策必须适应短期情况。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懂得了这一点——他曾作为刚刚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试图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前加以制止，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知道自己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措施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接受——然而，两年后，一位非经济学家的政治家兼道德神学教授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才制止了通货膨胀，可是这时奥地利的经济和中产阶级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熊彼特还知道，今天的短期措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它们会不可逆转地塑造未来。不考虑短期决策在未来的效应，以及他们在‘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影响，是不负责任的，这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熊彼特总是强调，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那些有利的、受人欢迎的、聪明的、天才的短期决策带来的影响，这使他成为了当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最合适的导师。因为现在，那些聪明的、天才的短期经济学，以及聪明的、天才的短期政治学都已经破产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和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冲突——天才的、聪明的、锋芒毕露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和动作迟缓、面目丑陋却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蒙混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P83-84） 7、尊重成就，但不尊重地位　　“我们这个国家有个好处，只有小人物才能出大名。这样很安全。摇滚歌星能出大名，因为没有哪个摇滚歌星红火得了几年。因此摇滚歌星没什么坏处。我们这个国家普遍存在一种迫害幻想狂，这很是奇妙。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被人轻视，受到了迫害。医生们抱怨自己为了人类呕心沥血却无人感激，这种牢骚你听到过吧？每个人都觉得受了迫害，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境况感到深深的遗憾。你和大学教授坐在一起，会觉得他们的命运真是糟糕透顶。商人们觉得没人爱戴、受到误解、被人忽视。你再跟工会领导们坐到一起谈谈看？ “他们都说得对，全都是真的。我们这个国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尊崇，这正是抵御暴政的一种安全措施。我们把喝彩和欢呼献给那些绝不会危害社会的人——献给足球明星、摇滚明星和电影偶像等无关紧要的人物。我们尊重成就，但不尊重地位。这个国家没有地位等级。人们尊重总统的职位，但并不尊重总统。结果，每个人都觉得受人迫害、遭到误解。我觉得这真是妙极了。”（P10-11） 8、人事决策的基本原则　　“（1）如果我把一个人放到某个岗位上，而他（她）干得很不出色，那就是我的失误。我无权指责那个人，这和‘彼得原则’（是指在等级制度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提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位置）无关。没什么可抱怨的，是我犯了一个错误。　　“（2）‘士兵们有权力获得能干的指挥官’。在恺撒时代，人们就明白这一点。管理者的责任，就是要保证人们在组织中的工作卓有成效。　　“（3）在管理者做出的所有决策中，人事决策最为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组织的绩效状况。因此，我应当尽量做好这些决策。　　“（4）做到一个‘不要’：不要给新来的人安排重大的新任务，这么做会冒很大的风险。把这类任务交给你了解其行为和习惯，并且已在组织内赢得了信任和信誉的人。把高水平的新来者放到一个成熟的岗位上，这样的岗位目标清晰，也容易获得帮助。”（P88）　　“但有效率的管理者并不会首先从弱点着手。你不能在弱点的基础上衡量表现，只能在长处的基础上这么干。马歇尔和斯隆都是非常严厉的人，但他们都知道，真正的重点是完成任务的能力。如果具备此种能力，公司可以弥补其余的方面。如果根本不具备这一能力，其余的方面就毫无价值。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师需要一名能够完成培训任务的长官，马歇尔就会寻找能把新兵变成战士的人。一般来说，每个擅长做这项工作的人，在其他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点。有一个人对战术不太在行，对战略更是一窍不通。另一个人说话不经大脑，又在新闻界弄出了点麻烦。第三个人虚荣、自大、人性，又经常跟上司闹矛盾。这些都没问题，关键是：他能训练新兵吗？如果答案是‘是的’——尤其当答案是‘他是最好的’——那么这个职位就归他了。　　“在挑选自己的内阁成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们都说过这种话：‘不要在意个性上的缺点，先告诉我，他们每个人能干点什么。’这两位总统拥有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内阁，实在并非偶然。”（P90）　　“为专业性组织——如一个实验室、工程部门或法律事务所——挑选管理者，就具有很高的风险性。专业人士难以接受一个他们不尊重其业务能力的人做自己的领导。因此，在选择工程经理时，选择范围就应该仅限于该部门技术最高的工程师，虽然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和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除非有反面的联系）。　　“……我们并不知道该如何测试或预知一个人的气质是否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只能通过经验来判断这一点。如果把某人从一种工作调动到另一种工作，结果很不成功，做出该决策的管理者必须尽快消除这一调动的消极效果。同时管理者必须承认：‘我犯了错，纠正这个错误是我的工作。’把不适合的人留在他们没法胜任的岗位上，这不叫友善，而是残忍。也没有必要辞掉这个人，一家公司总能为出色的工程师、出色的分析师、出色的销售经理提供合适的位置。最合适的行动——大多数时候都能行得通——是将这位不合适的人调回原先的工作，或是性质类似的岗位上去。”（P91、92） 9、管理，以及作为组织的新权力　　“更为特别和没有先例的，是这一新生事物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数千年来首次出现的新型自治机构，同时首次在社会中创造出独立于全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在19世纪，人们认为这是对‘历史法则’的一种进攻、一种背离，甚至是一种亵渎（20世纪的政治学者们依然如此认为）。　　“1860年前后，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政治学者，英国的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在其著作《古代法》一书中，创造出一个形容历史进步的著名短语：‘从地位到契约’。很少有其他的说法像这个短语那么流行，广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正在梅因爵士宣称历史的规律要求消除社会中的一切自治权力中心的时候，工商企业出现了。显然，它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的一种权力中心，并且完全是自治的。”（P125）　　“因此，把管理和工商企业视为一体的看法，已经变得过时了。即使我们的教科书和研究仍然着重关注管理在企业界的发展情况——一般来说，以‘管理’为名的杂志，其主要关注对象（即便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还是工商企业，但管理确实已成为当代社会普遍的一种通用职能。　　“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组织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仍然视为标准的‘个人’，即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中，不属于或受雇于任何机构，和政府直接相对的个人，已经成为了极少数。发达国家社会中的极大多数人，都是组织的雇员。他们从组织的集体收入中获得生活来源，认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和成功主要来自组织提供的机会；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在组织中的级别决定的。个人积蓄少量财产的惟一途径，越来越多地是通过退休金来实现的——尤其是在美国。也就是说，必须成为组织的成员，才有机会获得财富。　　“反过来，每一个组织的职能都依赖于管理。管理使组织免于成为乌合之众。它是一种有效的、能使组织一体化的、赋予组织生命力的器官。　　“在一个组织的社会中，进行管理成为重要的社会职能，而管理层则成为建设性的、决定性的、特定的社会器官。”（P127） 10、组织的社会，以及新多元主义　　“在我们大学的政治系和法学院，仍然在讲授有关‘自由国家’的原理。根据这一理论，所有组织起来的权力，都属于中央政府。然而，一个组织化社会却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向传统的教义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它包含了多种组织和权力中心，而且每一个组织和权力中心都有一个管理层，并且必须加以管理。工商企业只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工会、农业组织、医疗保健机构、学校和大学，更不要说各种媒体了。实际上，连政府也日益成为各种近乎自治的权力中心的多元化集合体。这些权力中心，与美国宪法规定的政府分支机构是极为不同的。以行政机构为例，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对行政机构加以有效控制的总统，是50年前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英国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苏联是斯大林。自从他们以后，所有主要国家的行政机构都变成了拥有自主权力的常设机构。军队的情况也在朝此方面演变。　　“……如今的多元化机构，其目的是非政府性的：制造、销售产品或服务，保障就业和工资，救治病患，教育青少年，等等。这些机构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从事一种与政府做的工作不同的事业，或者说，让政府不必再去做它做过的事情。”（P128）　　“新多元主义机构的目的就是对外接触。它们是为了‘顾客’或‘市场’而存在的。医院的成就不在于使护士感到满意，而是要治愈病人。企业的成就不在于让工人快活——尽管它也会努力实现这一点，但主要还是为了使购买产品的顾客满意。　　“同旧式多元主义机构不同，所有的新多元主义机构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它们是用于满足一种特殊社会需求的社会工具，比如制造或销售汽车、提供电话服务、治愈病患、教会儿童阅读，或是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款。然而，为了实现这一单一的专门贡献，它们本身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它们需要以一种能够永久存在，或至少是能长期存在的方式加以组织。它们需要处理大量的社会资源，如土地资源、原材料资源、经济资源，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的人——这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它们还需要对人拥有一定的权力，一种强制性权力。人们很容易忘记，就在不太遥远的从前，只有奴隶、仆人和罪犯才不得不按他人的规定工作。　　“这类机构拥有——也必须拥有发放或撤消社会荣誉和经济奖励的权力。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拔或提升人才——由上级任命、由同事选举，甚至是采取职务轮换的方式——总之，这都是一种对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力，而不是由其本身来决定的。这种权力的依据，是和组织目标有关（而不是和个人目标有关）的非个人化标准。因此，不管该机构设立伊始要满足的特殊社会目标是什么，个人必须服务以这种价值观为体系的权力。　　“而在机构中行使这一权力的机能，我们就称之为‘管理’。　　“这是全新而史无前例的，我们至今都还没有适合它的政治或社会理论。”（P129）　　“这种新多元主义立刻产生出一个问题，如果社会由一些只关心特别目标而不关心大众利益的权力中心构成，那么谁来关心公众利益呢？　　“多元社会中的每个机构都认为自己的目标是中心，最为重要。实际上，它也只可能这样做。比如，如果学校或大学不把教学和研究看做是能够创造良好社会和良好公民的关键，就无法行使职能。如果一个人不认为健康具有绝对重要的价值，他就不会选择进入医院或护理行业工作。正如无数次失败的合并和收购所证明的那样，除非管理层相信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除非它尊重公司的客户及其价值观，否则就无法很好地经营该公司。　　“……然而，上述每一种使命都只是公共利益的一个方面——它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仍然只是一种相对利益而非绝对利益。同样地，它必须被加以限制，与其他考虑相权衡，并且常常要服从于其他的考虑。不管怎么说，公共利益必须在各种专门利益的冲撞和喧嚣中凸显出来。　　“旧式多元主义从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镇压多元主义成为‘进步的事业’，为什么近代的伦理学家（指16世纪至19世纪以来）异口同声地支持这么做。　　“新多元主义能做得更好些吗？当然，镇压多元化机构是解决方法之一。这是极权主义给出的答案，并且确实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极权主义国家，不管是法西斯还是纳粹，都使所有的机构屈从于国家，使之成为国家（或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党）的扩展。这种做法拯救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却牺牲了个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并对权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国家（或政党）确实是惟一的权力中心，符合传统理论的观点，但它只有以赤裸裸的恐怖为基础，才能维持对权力的垄断。而即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仍无法真正行得通。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所有极权政权的经历都完全相同，不管其自称是‘左’还是‘右’，在极权统治的背后，多元化机构依然存在。要剥夺它们的自治权力，除非让整个社会和它们一同陷入停顿。极权主义已经证明，现代社会必然是‘组织的社会’，也就是多元化的社会。惟一的选择是，到底是维护个人的自由，还是剥夺并摧毁个人的自由——虽然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赤裸裸的权力。”（P129-131） 11、企业：市场目标和创造客户　　“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的管理者并不是从预期利润，也就是设想中的财务目标出发的，而是从企业目标，特别是市场目标着手的。他们一开始就会问：‘我们需要多少市场份额才能掌握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产品？’‘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来培训和发展人手、建立销售网络、提供必要的服务？’之后他们才会问：‘为了实现这些企业目标，我们必须获得多高的利润？’由此得出的‘利润要求’，往往比西方人的‘利润目标’高得多。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企业接受了他们原来觉得很奇怪的一条原则——这或许是我二三十年以前开办管理研讨班的一个长期结果。他们接受了我的观点，也就是企业的终极目的不在于‘赚钱’。赚钱只是生存的必需品，也是企业绩效的一种结果及其测量办法。但赚钱本身并不是绩效。我在前面提到过，企业的目的在于创造客户并满足客户。这就是绩效，也是企业赚钱的最终目的。管理者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决策者、价值观的制定者，其工作和职能就是让人们发挥出生产力，以便引导个人的技能、期待和信念去实现共同的绩效。实际上，这也是组织的目标及其存在的根本理由。”（P163-164） 12、成功兼并的五条原则　　“（1）惟有兼并方企业仔细考虑过它能对收购企业做出何种贡献，而不考虑被兼并的企业能对自己做出什么贡献，企业兼并才能成功。不管双方预期的‘协同合作’看起来有多么吸引人，都是一样。　　“兼并方公司的贡献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管理、技术或分销能力。只有钱是绝对不够的。通用汽车购买了一家柴油机企业，这次合并非常成功：因为它在技术和管理上都能做出贡献。但对它收购的另外两家企业，一家重型挖土机企业和一家飞机引擎企业，通用提供的主要是资金贡献，就未能获得成功。　　“（2）通过兼并形成的成功多元化经营企业，和所有成功的多元化经营企业一样，需要一个共同的团结核心。两家企业必须在市场或技术方面存在共通之处。有时生产过程也能提供足够的一致经验和专门技术，以及共同的语言，让两家公司合并为一。没有这样的团结核心，多元化经营，特别是通过兼并所实现的多元化经营，绝对无法成功；光有财务上的结合是不够的。用社会科学的行话来说，必须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化’或至少是‘文化上的亲近性’。　　“（3）惟有兼并方企业尊重被兼并企业的产品、市场和客户，兼并才能成功。兼并必须‘意气相投’。…… 　　“（4）兼并方企业必须能够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为被兼并公司提供高层管理人员。相信能够‘买下’管理层的想法，完全是乱来。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随时可能甩手而去，收购方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5）在合并的第一年内，要把原先两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交叉提升到对方公司更高的职位上。这么做是很重要的，其目的在于让两家公司的管理人员都相信，兼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P187-188） ----------------------------------------------------- 《管理前沿》：哪些明天的决策要在今天做出？ The Frontiers of Management : Where Tomorrow's Decisions Are Being Shaped Today [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1986年初版于美国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年6月第1版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收藏分享邀请

上一篇：《企业再造》：从业务流程再造企业的新生命下一篇：《中华帝制的衰落》：从社会各个层面看历史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管理前沿》：德鲁克谈经济、组织、人和管理

最新评论

相关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