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秀才》：雍乾朝曾静和吕留良案始末

2017-8-2 08:06| 发布者: 采编员| 查看: 1165| 评论: 0|原作者: 曾星智|来自: 新浪博客

摘要: 《皇帝与秀才》：雍乾朝曾静和吕留良案始末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传统的文人们看待世界和评议世人的眼光，是来自于伦理道德的，而这些伦理道德就是孔孟延续下来的儒家仁义 ...

《皇帝与秀才》：雍乾朝曾静和吕留良案始末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传统的文人们看待世界和评议世人的眼光，是来自于伦理道德的，而这些伦理道德就是孔孟延续下来的儒家仁义。所以，古时候大多数的文人们，都是在一个非常局限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这样的传统，也即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历史，而非从真实的社会经纬全方位的认识。只有极少数思考者，真正基于当时历史环境背景，有实际考察和史料梳理，比如涉及当时的社会结构、财政税收等细节元素。能够还原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虽然它们更加复杂和模糊了，但却更加真实了。当人们不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工具，历史才真正回归了它自己。　　本书叙述了两大主角，曾静（秀才）和雍正（皇帝）。先是秀才使用从儒家经典和吕留良那里，学来的中原和汉族正统观点，再道听途说关于雍正的一些流言，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谋反信，投呈给他根本不了解的、只知道和岳飞同姓的岳钟琪。后来，雍正看到了曾静的谋反信，气愤之下他自己又写下了更长的驳斥信。最后，谋反信和驳斥信，雍正皇帝和曾静秀才的来往文章，在雍正的推动下编撰成《大义觉迷录》由官方大范围的发行和宣讲。　　——前者曾静的迂腐自不必说，本身观点就幼稚、还使用流言作判断、更是盲目投书，纯粹一个被儒家传统毒害的中国低级秀才。后者雍正的失策，则是误以为真诚地公布谋反信和他的驳斥信，他统治的民众就能够明白事件真伪，他却不知大众其实是愚昧的，他们不需要理性和真实，需要的是谣言和故事。　　像吕留良这样的儒学大家，对曾静影响最深的是他对四书的解读，尤其是统治者的种族要优先于他的贤能。这个观点，就是曾静和吕留良批驳满清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是儒学的根基，更是满清改变不了的小辫子。——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儒学传统之下，其实是汉族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根源。事实上，“中国”或者说“华夏”、“中华”在最初只是很小的中原地带，然后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步把长江以南、长城以北、汉水以西等包容进来。所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仅仅是来源于迂腐的儒学思想的，而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真实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这即是笔者极度反对越来越浓烈的民族主义的原因，类似像《中国不高兴》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完全无视和违背历史真实与时代潮流的。21世纪的方向，不是谁是什么国家的人，而是我们如何承担一个“世界人”的自由和责任。 1、曾静写给钟岳琪的逆书　　“他写道：‘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覆’，而‘中国阴阳合会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的缘由甚为明显：‘天生一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 　　“信函的其他段落又提及中土在清朝异族统治之下的各种灾象：‘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作书者称，这就是为何孔庙日前遭遇火灾，过往的五六年间洪涝旱灾不绝于中国各地，以致农作颗粒无收，寒暑节季失调，竟致‘山崩川竭’、‘五星聚’、‘黄河清’、‘阴尽阳生’。　　“夏靓在信的一些地方表达了他对于社会秩序失衡的思考：‘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作者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同富户豪族分别：‘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或者，此人不过是农夫草民而已？夏靓自述道：‘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如此说来，他虽为耕田人，却留心经典，缅怀古往，颇具沧桑兴亡的意识。在此人看来，宋亡之后的五百年间，学术、政治无一可足以称道者。在此漫长的岁月中，惟有鸿儒一人‘秉持撑柱’，作书者敬称此大儒为‘东海夫子’。　　“至于对当朝临政的雍正皇帝，夏靓则表达了极端的厌恶。他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于是乎，‘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不也就顺理成章了吗！”（P5-6） 2、雍正对曾静逆书的批驳　　“雍正收到岳钟琪送上的曾静逆书原件不过十天，就亲笔写成了一篇详尽的批驳圣谕，雄辩滔滔地综述了他对逆书种种荒谬指控的驳斥。雍正开宗明义说明，尽管面对这许多指控，面对苍天、皇考、亿万苍生，他无愧于心。他之所以撰文驳斥，乃是那恶毒的攻击必定自有由来，且潜藏于为人所不知之处；身为一国之君，若不能对种种谣言追根溯源，向世人揭露其谬误，则由谋逆之奸徒所散步的恶瘴将会左右世道人心。而其反驳的第一步就是要澄清有关他弑父、改诏、篡位这一最大指控的事实。　　“雍正一落笔便觉得思绪万千，有千言万语要倾注于笔端。他追忆在他缵承大统之前对皇考康熙敬爱孝顺，以及康熙于畅春园病重、弥留期间的种种细节，包括康熙龙驭上宾之际祗候于寝宫的王公大臣的姓名及时辰。他还描述了其他一些皇阿哥此期间与此前的种种不端行为，以及先帝对他们的责难和排斥。雍正辩解道，他之所以要圈禁那几个皇弟，并非因一己之私，或出于残忍或报复之心，而是敬奉祖宗基业的责任所在。而且他不仅未置那些不安分的觊觎大位者于死地，反而在他们生病时谴医送药。同样恶毒的谣言说他逼母，又将废太子妃嫔收归己有。雍正气愤地指出，他皇帝本人以及众多目睹他前往后宫问安的太监皆可作证，他对后宫所有的女眷相待有礼，从未逾制。　　“曾静的逆书又指他贪财，甚至有贩米发卖以谋利的行为。雍正辩驳道：他富有四海，取用不尽，何必贪婪？至于酗酒的罪名，更是无中生有：他的身体状况从不允许他多喝几杯，何况酗酒？这一指控全然出于误解，事出一位提督在上朝时对有关坊间流言的关注，因为那些流言涉及皇上龙体。雍正写道，实际上中国古史曾载，连尧舜都喜好饮酒，而《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至于性和妇女，他自幼即对色欲兴趣乏乏，自登基以来从未广置后宫妃嫔。‘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逆书又加之于多疑、诛忠的罪名，但所谓忠臣是指何人呢？年羹尧吗？归根结底，是那些指责他的诸皇弟及其太监，而非他大清皇帝雍正，犯下大逆不道的种种恶行。　　“曾静又责难满洲旗人憎恨并欺压汉族人民，给中原带来无穷苦难。雍正申斥说，此乃荒诞不经、无凭无据的谬论。难道不是汉人中的匪类李自成之辈倾覆了明朝，并逼得崇祯自缢于煤山么？而大清官兵虽人数不及十万之众，却剿灭了叛军，替明朝复仇，为中国恢复安定，使人民居有屋、食有粮，渐入升平繁荣之境。善良忠诚的汉人与满洲旗人并肩协作，立下功劳。岳钟琪将军堪称其典范，如今成为国家之栋梁，位极人臣。清军入关之后，历代君主无不谕令祭奠并往视前明皇陵，维系了中华社稷的承传。每逢天灾，朝廷拨款赈灾，救民于水火。雍正指出，曾静等奸徒之辈不惜扭曲事实，甚至将孔庙不甚遭祝融之灾亦归咎于大清，可谓颠倒黑白。曾静、张熙师徒邪恶顽劣自不待说，不过若放眼历史，则其谬善恶行与浙江不肖文人查嗣庭、汪景祺辈无疑一脉相承，与前明理学家、士大夫妄言是非，自以为深得道统的恶习也是同出一辙。雍正感叹道，毕竟天道昭彰，使曾静等阴谋诬谤暴露于天下后世，不致其蒙莫名之冤，所以反倒要额首称庆，感谢上苍的笃佑了。　　“雍正严辞批驳了曾静所罗列的种种具体指控之后，将思绪落回到原先论及的更为宽泛的考虑上面。他说，普天之下有苍生亿万，无不忠君爱国，因为这是身为臣民的根本之道。然而，如今竟有曾静等如此一二叛逆之徒‘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为畜生禽兽所不为之事，真是‘天良丧尽’。以常理推论，断无人民百姓会相信这类无稽的谬言，然而，‘或者百千亿人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P40-42） 3、雍正对曾静的攻心战术　　“在雍正看来，让曾静接触朝廷公文的原件以触动其反省之心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因此，雍正决定让曾静进一步认识国家大政的运作机制，以及他阴谋推翻的皇帝是如何日理万机的。雍正于是又下了一道谕旨，令杭奕禄收集各省数百份奏报给曾静阅读。这批公文来自各省总督、巡抚及其他大臣，内容涵盖各类事务。雍正要让曾静亲眼看一看，皇帝对国家大事的朱批谕旨，了解皇帝与岳钟琪如何精诚合作处理军国大政，更看清其逆书一案及其处理在整个王朝千头万绪事务中所处的位置。曾静一读完这批新的材料，立即提笔写下感想。曾静对于雍正皇帝事无巨细、无不留心的办事作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雍正批阅各地上奏从不掉以轻心，孜孜不倦，所以连字句笔误、数字不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曾静还注意到皇帝对各地奏呈的祥瑞明察秋毫，并不枉信如：安徽学政上奏说发现了象征吉兆的灵芝，山东曲阜衍圣公报称亲见祥云，都被皇上驳回。甚至福建总督高其倬也被雍正斥责，因为前者在一份报告贪墨案的弹劾奏章中犯了疏忽的错失。曾静还看到关于处理福建官员马姓家臣的密折，深受震动，正是此人散布了将在福建全境捕杀男童的恶毒谣言。曾静上禀雍正，这正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所见指控江西巡抚巴兰泰残暴的谣言一样，实属无稽之谈，而自己竟有幸亲眼目睹有关此案来龙去脉的奏章，令他百感交集，因为他过去肯定会采信这一类流言并写入自己的著述。当然，自从离开长沙以来的几个月内，凡事不复相同。如今，铁证如山，令他自叹乃‘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　　“曾静无意归纳各份奏章，也未对皇上的朱批逐条评论。他竭力写出自己在阅读了堆积案前的奏折及朱批之后所受的总体感受：‘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刑政，见之于德礼者，无一知不处之极其精，无一事不知之极其当。’ 　　“曾静进一步发挥道：当今皇上的德政其远可与古之圣王名君相比，其近则接踵圣祖康熙之文治武功。不仅如此，皇上以天下大计为重，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其勤政任事的作风更是令人钦佩：‘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绥抚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撼。直到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曾静归纳说，如今他总算完全明了自己的罪愆，看清污蔑皇上人格之种种谣言的卑劣，更洞察了吕留良之辈的悖逆本性。”（P144-145） 4、曾静的悔过《归仁说》与《大义觉迷录》　　“现在曾静还有一件事要做，即以正规的文体重新写下他的悔过历程，并向皇上禀报其如同从噩梦中惊醒的认识过程。曾静竭其所能，突发奇想，前引后证，自圆其说，写下了长达二十七页的文章，名之为《归仁说》。尽管篇幅冗长，其核心思想十分简单明确：在以往的千余年间，中华汉族已产生了无数圣贤之辈，但也逐渐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而因后世圣贤产生于异地乃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清朝历代帝王的作为便是一个明证：其能迅速征服中国，又敉平内乱及有效的治理，无不表明圣人易地而生的道理。华夷之辨于理不通，于情不合。吕留良危言耸听，足见其谬之大矣！前皇子如阿其那、塞思黑等攻击当今九五之尊雍正皇帝，且不思收敛，拒绝悔改，足见其罪之重矣！雍正帝至诚至敬，不啻尧舜再世，且于孔孟之道深谙其中三昧，实为当今之圣贤无疑。如今天下百姓既然对此无不知晓，只须铲除吕留良所遗之悖逆书籍，则‘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敦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份，各自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P173）　　“从曾静一案引起他关注之时起，雍正就一直在考虑以某种方式将谋逆者的观点及朝廷的批驳一起公布于众。事实上他已经就此做法作了尝试，最先是公开了批驳逆书的谕旨，然后下令广泛流传其纵论华夷之辨、中国历代变迁的圣谕。如今，时当1730年2月初，在雍正几乎已经掌握了有关此案的全部材料之后，他传谕内外臣工：收集证据的阶段至此告一段落。因此，其1月31日有关孔庙祥瑞的谕旨，加上曾静回禀的天心、圣心、孔夫子之心合而为一的绝妙回答，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雍正决心编纂的有关曾静案这一著作的最后部分。就这样一部著作而言，以关于孔夫子的讨论来标志一个罪犯最终脱胎换骨的那一刻显然是极为恰当的。同样，在雍正的眼中，曾静本人的忏悔长文《归仁说》也给一个弥天重犯从叛逆到懊悔、认罪，乃至了解政府运作，获得法外施恩并自新这整个过程作了很好的总结。大约就是这个时候，这本尚在酝酿中的著作被定下书名为《大义觉迷录》。　　“现在，选编材料、编辑成书并印刷、发行《大义觉迷录》等所有事宜都是皇帝和他臣下的事了。曾静留在京城已无事可做，雍正降下谕旨将曾静遣送回湘。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和刚获赦免的弥天重犯这年都到了天命之年。两人至今仍未谋面，今生今世也再难有见面的可能，但他俩却肯定会对对方至死难忘。雍正已事先作下安排，曾静将在长沙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曾静启程离京时，雍正遣了内廷管事的太监御赐了一包衣服及一些其他东西作为礼物。　　“该上路了。1730年2月中旬，曾静离开了京城，经过迷茫无际的冬野，向南方一路行去。”（P173-174） 5、御用文人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　　“四位儒士接获皇帝的钦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检阅吕留良儒学著述的使命之中，于1732年1月完成了一份批吕初稿，而这时，远赴西边的宣谕钦差等还未回京呢。事实上，方苞等儒臣的工作从一开始便有些古怪，因为吕留良本人算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其儒学著述多持论平正，就是有一些偏激之说，也已为后来编辑其著作的学者删除了。因而，批吕诸儒真正能够拿来做文章的地方实在有限。例如，孔子论管仲一臣事二主的那段是批吕的重点。尽管吕留良或编辑其著述者并没有直接引述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几句话，吕氏的评注显然是认为孔子亦持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一说的。由于历来对孔子本意众说纷纭，所以方苞等的策略是不碰孔子原话，而直接引述吕留良倾向性极为明显的评论，然后引经据典，在文中充斥历朝各代的忠臣事例。然而，凝聚同一民族的责任也许远远超越正史中一贯推崇的忠君道德，关于这样一个基本性的原则，肩负批吕使命的诸儒仍持不予触及的策略。　　“同样，方苞等在面对吕留良论注《孟子》之论分封制和均田制的文字时，也颇感棘手。吕氏连篇累牍地阐发这些古代政治制度的价值，讨论了在当代实行的可能性。谨奉御命的儒士们很清楚，这些源于孟子，为吕留良一再宣扬的观点深得曾静并许多当代儒者的支持，但也为雍正皇帝断然否定。于是，他们重施故伎，先是选引吕留良的一些评注，予以归纳，并引征了儒家经典，然后再对吕氏加以批判，认为僵硬地照搬已不适合当代中国现状的故例会导致混乱，对于社会的稳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以这样的批判方式，方苞等苦思冥想所撰成的八卷共三百五十四页的长篇大论，与其说有力地驳斥了吕留良的思想，不如说自相矛盾地向好奇的读者介绍了吕氏的种种观点。”（P265） 6、皇帝：真诚的宣扬，也或专制的禁绝？　　“今天，我们不妨说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明。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就是因为这样一本书，其中这么多故事，以及这本书引发出的这么多线索，才有那众生相在我们眼前一一呈现：身穿紫色夹袄、头戴黑毡帽的冒牌进士王澍，谎话连篇的堪舆陈帝西，衡州同年桥畔的大胡子算命老道，义愤填膺的师爷唐孙镐，流戍南方烟瘴之地、沿途散布流言的太监，行旅江上窃窃私语的商客，听得太多、又散发揭帖为年羹尧和吕留良鸣不平的昆明药贩黄琳，四个在凉亭歇脚，说官话、穿马褂的旗人官爷，衣着破烂、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独闯军营的‘钦差大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物，有的是名声显赫战将枢臣，有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场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议的口耳相传。　　“这样一场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僻居山村的秀才之间的恩怨，一则牵涉进无数人物角色的公案，全是缘于湘西安仁县的大路边有一个学馆，一个不起眼的教书先生，缘于这个教书先生差了他的门生充当信使，揣着一封将掀起狂天波澜的谋逆书信，踏上漫漫北上之路而发端的。”（P301） ------------------------------------------------ 《皇帝与秀才》：雍乾朝曾静和吕留良案始末 Treason by the Book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2001年初版于美国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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