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看到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有句说句,这个故事现在被滥用地太多了,随便一条微博下面的评论都能看见“勇士变成恶龙”云云,我奉劝大家以后少用这个梗,会显得很没文化,太烂俗了。首先要理清楚:勇士的性质是什么、恶龙的性质是什么、勇士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自始至终的还是中间换了人、是成了新的恶龙还是什么别的东西……这些都需要讨论,用简单的二元模型来解释复杂的世界往往会南辕北辙。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理清楚这件事。再附上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办?虽然是一个不曾成功的方法论,但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反思录》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会说自己人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很难明白,因为许多史料我们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们看到,放眼全球,有哪个国家开国元勋的最后一本著作会成为禁书?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用了这些话来描述文革:“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 纵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是当时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主义的抬头,他担心自己过世之后,没人会镇得住这些官员,官员的子女、亲戚将会成为新的权贵阶级,带来新的压迫与剥削,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用他的原话:“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 他看到了前苏联,看到了干部的子女依然干部,底层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跃进期间自己的官僚集团是怎样欺上瞒下“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候;他看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自己亲密的战友、把自己思想写进党章的亲密战友,是怎样背叛了他的理想蓝图的时候,他愤怒了: “我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 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默认:勇士变成恶龙的结局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就用把《屠龙术》代代相传,不断培养起新的勇士,去取代长出鳞片的恶龙。所以他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后来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二十年来一次(可能他所见到巨大的社会破坏性让他犹豫了),宛如自然循环一般不断更新。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 他年轻时,因为想让中国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和国家;当念过古稀的他发现自己一手建立的政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大山时,又用了他一生的荣耀和最后的生命去摧毁他。上这种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经历着实让人着迷。 所以我看到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有很深的感触:
让我们来一场以中华大地重新来过为胜负的赌注吧! (二) 要想正视那一段历史,就必须先要了解那一段历史。学者韩少功就指出,“文革学”有三大泡沫: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他说: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 我们历史课本是这样定义文革的:“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我一直说我们教科书是高级黑,“反革命集团利用”——反革命集团是谁,利用是怎么利用? 有一些反革命集团是能说的,有一些是不能说的。比如说为什么第一波被发动起来的红卫兵都是红二代、红三代,是要被革命的权贵子女;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封建血统论的糟粕,反而会成为早期文革口号;比如为什么运动瞬间失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有如一纸空文;比如为什么毛在运动之初就一直在怒斥“有人扛着红旗反红旗”“我是钟馗,有人借我去打鬼”;比如为什么大跃进中饿死人的县长、省长被判刑,在文革结束后又被“平反”了?这些,都是不能说的。这些都是不能说的东西,我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读史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所谓的“旧党”要比支持变法的“新党”,可爱的多。旧党都是谁啊,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程颐、苏轼苏辙这一级别的,哪个都是博学大儒、风度翩翩,道德文章一样不差。新党都是些什么人呢,章惇、蔡京这一类货色,史书上都有个响亮的称号:奸臣。 旧党,就是典型的“老油条”。北宋一朝是封建士大夫们过得最滋润的年代,朝廷俸禄给的足,皇帝尊敬,福利待遇各种好;没事了花前月下,吟诗作对,再玩一玩“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情趣play——这样养着,不优雅不风度翩翩才怪。老油条们就觉得,万事都好啊,你变毛的法啊? 但是,好是他们的好,不是老百姓的好,也不是国家的好。整个北宋王朝已经山雨欲来,冗兵、冗员、冗费就是三座大山。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对少数民族政权屈辱求和——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变法找不到执行者。 因为变法是要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而政策的推行,又要是靠这些“老油条”——也就是官僚士大夫的。这不就是矛盾了么。所以说王安石用人只能用谁啊,急着往上爬的新官僚。这些新官僚真正认同“变法理念”吗?也未必,他们只是看到了一条便捷的上升渠道——因为整个官僚集团的老油条们都在与王安石或明或暗地对抗,而此时支持新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升官途径。王安石也很无奈啊,他被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也坑了几次,但是总得有人干活啊,政策总得有人去执行啊。 而真正到了执行这一点,就给了老油条们发挥的余地了,这是他们的主场。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老油条”们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北宋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臭傻逼”的形象出现的,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而毛泽东,在晚年也经历了王安石类似的困局:官僚集团在阴奉阳违,提拔上来的人多是投机分子,这是一个死局。一次老人的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三) 对个人崇拜的事情,林彪从来是喊得最响了,而毛自己也明白“捧得越高,摔得越狠”。以他的精明“高级黑”的道理不可能不懂,因此他不止一次就这个问题批评林彪。据邱会作回忆,九大闭幕后,毛曾下令摘掉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挂的毛主席语录牌,当着林彪的面说了句“这些王八蛋的东西”。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明文禁止“早请示、晚汇报”;“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做毛主席像章”;“不要搞‘忠字化’运动”等。 1970年4月初,毛在审阅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时,删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从林彪《再版前言》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毛还写下一段批注:“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可以看到,毛是很明白的,这些话只能徒增反感,然而“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毛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已经成了一个下面人可以扯的虎皮,某些人要借“捧毛”来捧自己,更要借“捧毛”去打压异己,毛被抬到了这个位置,就注定是骑虎难下了,这就是政治的逻辑,也是毛想打破的官僚的逻辑,然而他却被这一种逻辑所反噬,历史的讽刺。 毛提议在四届人大上修宪,不再设国家主席,权力移交给人大和国务院。这是他打烂国家机器、拆散权力的文革理念的体现。然而林却对此非常紧张,认为这是对他“接班人”地位的否定。从执政理念上说,林彪虽然靠捧毛上台,时刻不忘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但对毛的文革理念一无所知,或是压根装糊涂。于是林打着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不停地劝进:毛主席怎么能不当国家主席呢?全国人民离不开毛主席的领导。毛不想当,那是他老人家谦虚。但你们不反对,你们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你们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毛初时或许还没明白,就这么一件小事,为何从林彪到林彪的亲信轮番纠缠?后来他严厉地说出“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当,我坚决不当,我劝你也别当”。这话一说出来,毛和林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了。 1970年8月23日,著名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在会前的宪法草案修改上,张春桥要求删去“毛主席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中那三个吹捧性的副词。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风向,要知道,张春桥绝对没有胆量在从党内到全国一片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提出这样的议题,这绝对是毛的授意。然而林嗅到了一丝政治危机,因为他就是靠捧毛起家,他的政治前途已经牢牢地与捧毛这张“虎皮”绑在了一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林彪在会上说: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毛主席不是夭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决不退步和动摇……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同怀疑甚至否定毛主席、怀疑或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个“个别人”指的自然是张春桥,不管林彪有没有认识到反“天才论”是毛的直接授意(我倾向于他意识到了),但是上了车就下不来了,他必须要对此进行反击。他的嫡系陈伯达也跟着出场了:“……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 林彪的小弟也纷纷鼓噪,比如来自华北讨论组的六号简报:“……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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